杨伯恺，原名杨洵，字道融，１８９４年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县骆市乡杨家坝。６岁进私塾，１２岁考入营山云凤书院（相当于高级小学），１９１２年考入顺庆联合中学就读。时值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他与同学一道走向街头，参加游行，向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演讲，并与同学一起焚烧日货。１９１９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当时欧战结束不久，法国的经济出现不景气，求学艰难，杨伯恺只得在里昂找了一份工作，但不久被解雇。随后，他去了三德涧，同石琼、李富春、赵世炎、聂荣臻等进入制造火车头的史乃德工厂做工。杨伯恺同大家一样，一面坚持做工、一面刻苦学习，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年后，他和石琼、傅昌矩等转到列夫来威铁厂做工。
１９２１年初，法国经济危机加剧，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法郎贬值、生活费用暴涨，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生活困难，不少人挨饿。赵世炎、杨伯恺、王良翰、石琼等２２人，联名写信给巴黎华法教育会，提出切实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工作、学习和生活问题的要求。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解决，便决定召开学生大会，选出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等１０人为发言人，于２月２８日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形成了一次争取吃饭权和学习权的学生运动。１９２２年６月，赵世炎等主持，在巴黎西郊成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次年２月更名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原少共中够党员条件的转为正式党员，杨伯恺同石琼等因此转为了中共旅欧支部党员，与赵世炎、李富春等一道积极投身于中共旅欧支部领导的一切革命活动。
１９２５年３月，杨伯恺在法国留学五年后离法返回祖国，首抵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取得了组织联系，并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不久上海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各界人民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的暴行，全上海燃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烈火。杨伯恺积极投入其中，白天奔走于工厂、学校，鼓动工人、学生坚持罢工斗争；晚上赶写文章、传单，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他在党中央创办的《热血日报》上，发表了《是毒计也是蠢想》、《谁是洪水猛兽》等文章，抨击帝国主义，驳斥对罢工的种种污蔑，鼓动工人学生坚持反帝斗争。
１９２５年秋，杨伯恺回到重庆与吴玉章等筹办中法大学。９月１４日，中法大学在重庆通远门外大溪沟谭家花园正式开学，吴玉章任校长，杨伯恺任训育主任。由于吴玉章经常不在校，实际上是杨伯恺全力代行校务，致力于为党培训投身工农运动的骨干。
在这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杨闇公被选为书记，冉钧为组织部长，吴玉章为宣传部长（周贡植代行工作），杨伯恺为教育委员，分管教育宣传工作。
重庆地委成立后，面临四川全省工作艰巨任务。党要求一面加强学校对学生的培训工作；一面要配合各地工作，将学生派出去参加组织工农运动。杨伯恺一边负责拟定学校教学提纲，一面又要负责大量的教学工作。１９２６年初，重庆地委改为中共四川省委，作为其中领导成员，杨伯恺坚定地执行中央对四川发展工农运动支持北伐的指示，联合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他紧密配合党开展的工运、学运、农运、兵运工作，派出一批批中法大学学生，到斗争的第一线去战斗。
为了切实发展工农运动，建立发展党的组织，１９２６年初，杨伯恺同柏载鹍安排好工作，离开重庆去家乡营山领导营山农民运动。杨伯恺回到营山骆市乡，便深入调查，了解情况，宣传革命，物色进步分子，培训农运骨干，发展中共党员，建立起中共营山第一个支部和骆市乡第一个农民协会。他亲手撰写《农民协会章程》，号召农民们团结起来，踊跃参加农民协会，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在杨伯恺的领导下，营山各地农民协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他还组织创办农民夜校，并亲拟夜校教材。
１９２６年农历腊月三十日晚上，营山各农协会员给那些官吏、地主、土豪的大门上贴满了“打倒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穷人们要翻身要解放”的所谓拜年帖子，这下震惊了地主、土豪劣绅，吓慌了反动当局。当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发生后，杨伯恺带领农协会发表了声援万县人民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抗议书，５０００多名农协会员齐集县城示威游行，召开大会，愤怒声讨英帝，要求英国一切舰船退出川江，赔偿损失，呼吁断绝同英国的外交关系。营山农协会的反帝爱国活动声势之大，震惊全川。
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１日，在重庆反动当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杨伯恺当时也在现场，他头部被歹徒击伤，流血不止，被一左派军人掩护逃出会场。顷刻重庆面临白色恐怖，国民党右派露出狰狞面目，对全川的革命组织进行大破坏。杨闇公、冉钧、漆南勋、陈达三等领导先后在惨案中遇难。杨伯恺虎口余生，离开腥风血雨的重庆。
杨伯恺乘船顺长江而下来到武汉，上海四一二政变已经发生，党中央迁到武汉。杨伯恺向党中央汇报了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的前后经过，使中央了解了这一事件的真相。此间，他还向北伐军干部战士作报告，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动罪行，北伐军干部战士听后无不感到愤慨。时值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杨伯恺作为四川代表出席了五大。会上他见到了留法同学、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他喜出望外，备感兴奋。当时湖南、广东、湖北的农运发展迅猛，杨伯恺对组织农民运动有丰富的经验，他为湖北农运讲习所培训的农运骨干讲了课，受到了学员欢迎，得到农讲所主持人毛泽东的赞赏。
１９２７年７月，武汉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蒋汪合流，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杨伯恺接受组织通知迅速转移去广州。杨伯恺来到上海，党组织又告诉他，广州起义失败，留沪参加文化界党的工作。他踊跃参加了上海党的组织开展的重大活动，反对上海的国民党统治，并对当时上海党内“左”的斗争方式进行了坚决抵制。
１９２９年，杨伯恺着力于研究宣传革命理论，他在上海创办了“辛垦书店”。在他主持下，出版了大量哲学书刊和进步书籍。第一批出版了他自己翻译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此后又有《财产之起源与进化》、《哲学原理》、《哲学思想集》、《思想起源论》、《自然之体系》、《哲学道德集》等十余部、近２００万字，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进步影响。此外，他还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刊物。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发动了对华全面战争。８月１３日，日军进攻上海逼近南京。淞沪会战一开始，杨伯恺就亲临前线慰问奋起抗战的爱国将士。上海失守后，他来到南京中共中央办事处面会叶剑英，接受了做川军统战工作的任务。１１月，他与陈同生一道去山西洪洞县，通过同乡好友、时任邓锡侯秘书的张雪岩，会见了出川抗日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相互进行交谈。杨伯恺谈了对时局的看法，转达了我党坚持抗日的主张。邓锡侯直接听到共产党人坚持抗日的真诚愿望，即表示友好及愿意捐弃前嫌同八路军共同抗日的诚意。此后，杨伯恺由西安去临潼，见到了周恩来、林伯渠，接受了回川工作的指示。
１９３８年初，杨伯恺回到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的罗世文、张曙时及车耀先、张秀熟、田一平等一起，为了坚持抗战共同战斗。杨伯恺此间应聘任成都协进中学教务长，他提出“读书不忘救国”，发动师生踊跃投入抗日运动。引导他们读《新华日报》、《国难三日刊》、《星芒报》、《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协进中学被誉为“陕北公学第二”，大批学生毅然投身革命，奔赴延安。这一切引起反动当局的不满，逼迫杨伯恺辞去教务长。
１９４０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成都发生的抢米事件，掀起反共高潮，罗世文、车耀先等被捕，杨伯恺不得不避居到外西土桥。以后，川中进步军人彭焕章任《华西日报》董事长，特聘杨伯恺作主笔，专为该报撰写社论。
１９４３年９月，杨伯恺抓住国民党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之机，连续发表社论，就政治民主建设提出了一套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主张，揭露批判蒋介石所谓战时不能奢谈民主的独裁统治，抨击国民党御用文人诬蔑人民、蔑视民主宪政的谬论。他写的《民主洪流不能遏止》、《怎样实现民主》、《民主的理论与现实性》、《论民主团结方式》、《由民主与团结展开新局面》、《民主与民权》等社论与文章，像利剑投向反动统治，喊出了人民的声音。他仗义执言、正气凛然、笔锋犀利，极大地鼓舞国统区人民坚持为民主而战。毛主席在延安接见民主政团同盟的张致和时，关切地问到杨伯恺，赞扬杨伯恺写的社论和文章。
１９４４年，杨伯恺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委员、四川民盟宣传部长，更有利于在国统区为党从事统战工作。１９４５年４月，他亲自起草的由成都１２０位各界人士署名的《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在《华西日报》公开发表，呼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反动当局对此极为恼怒，随时派人员到《华西日报》捣乱，大砍大杀代表民意的文章，使报纸来不及换稿，常常开着大大小小的“天窗”。不久，国民党政府公然查封了该报。
１９４６年４月，杨伯恺接到中共四川省委指示，与漆鲁鱼、田一平、李相符等人组成文化小组，负责成都文化界的统战工作。
１９４６年春，杨伯恺筹备了《民众时报》，任总经理兼主笔，宣传民主思想，反对专制独裁，可惜不到三个月，即被勒令停刊。但他毫不气馁，又先后办起《青年园地》和《时代文摘》，继续为广大读者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１９４７年５月，《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禁止分馆一切宣传活动，扣押了九名记者。杨伯恺和田一平等通过各种关系四处奔走，直接面见省长，讲明实现国共合作要见于行动，据理斗争，使九位同志获释，安全转回延安。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前夕，在昆明制造了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教授事件，震惊全国。杨伯恺也感到非常愤怒，他无惧当局，即与田一平主持了在成都召开的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各界人士纷纷谴责当局制造这一血腥惨案，要求公布内幕，惩办凶手。为此，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杨伯恺恨之入骨，决定对他下毒手。１９４７年６月２日，反动当局出动大批特务，在成都将杨伯恺逮捕，剥夺自由。
在狱中，杨伯恺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英勇气概。敌特军法官要他交出民盟的秘密组织及其奉行的主义，他冷笑一声说：“民盟从来没有秘密组织，它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政团；它的方针政策是民主和平、团结建国。”几句话把敌人驳斥得哑口无言。
之后，经多方营救，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强烈呼声中，重庆行辕不得不准予保释，但军法官却趁机要杨伯恺写悔过书，杨伯恺严词拒绝说：“我决不写一个字，就是马上提去枪毙我也不写”，又凛然向敌人宣布：“放不放由你，我决不请求。”
杨伯恺在狱中利用各种机会对难友们，特别是青年同志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他说：“我们干革命入了狱，这是我们的光荣。敌人要我们悔过，我们没有什么过，无过可悔。”他还善于做看守宪兵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们弃暗投明，叫他们把信和书报带进狱内，让大家知道我军的胜利消息，以鼓舞士气和坚定必胜之信念。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７日深夜，杨伯恺慷慨就义于成都外西十二桥。时年５５岁。
（来源：中华英烈网 作者：刘星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