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涵，字复源，乳名学成，名润如，笔名惠波、大涛，1918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长宁县开佛乡一个地主家庭。弟兄六人，余文涵居长。
余文涵儿时由母亲罗氏教识字，读小学时即显露出超常的天赋。在一个大雪冬夜，师生围炉烤火，校长问有何感想，余文涵沉吟片刻即抢先口诵四句：纷纷风雨雪花飞，弟子从师把火围，促膝相谈情洽洽，不闻更漏已三催。师生们拍手称好。
1932年余文涵入成都南薰中学，时值日本侵略中国，他发动同学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5年入成都协进中学高中班，1937年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星芒社”，在秘密联络站“星芒书站”当店员，次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6月，党派余文涵到四川省工委短期培训班学习，结业后由泸县中心县委派往二十三兵工厂搞工运。次年8月调川东达县，任中共达县特支书记，以教书为掩护，组织业余剧团宣传抗日。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梁大中心县委遭破坏，余文涵调重庆接受新任务，因形势紧张南方局转移，余文涵没有联系上而被迫回到家乡长宁隐蔽。
1943年秋，余文涵第三次到重庆终于与南方局取得联系，党派他回长宁县搞两面政权和统战工作，以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次年，余文涵通过舅父罗阜北(国民党长宁县党部书记长)的关系，任县党部《长宁周报》的编辑、记者，后又任县党部干事。从此，余文涵利用合法身份既得以知道国民党内部机密，又可与基层加强联系，开展合法斗争和积蓄革命力量。余文涵利用《长宁周报》撰文打击最顽固分子，揭露长宁“卢、梁”两派明争暗斗的丑闻，又抨击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他利用特殊身份发动了全县声势最大的一次城北盐井工人抗议县政府封闭盐井的示威活动，迫使县政府收回封井令。由于《长宁周报》办得过于红火，加之余文涵的活动已引起军统、中统的怀疑，并已把余文涵等五名共产党员作为“奸党分子”上报泸州警备司令部。党组织将五名党员立即转移，余文涵去泸南中学教书，仍秘密开展活动。
为了配合解放区正面作战，加快解放全中国的步伐，川东临委从泸南中学调余文涵回长宁组建庆南长边委，在敌占区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11月，边委正式成立，余文涵任书记。
边委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在广大农村开展“三抓(抓建党、抓政权、抓武装)”“四抗(抗丁、抗粮、抗债、抗税)”，重点是在庆南长三县交界的汉王山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武装队伍，维护地方稳定，迎接川南解放的到来。
在庆南长三县交界的汉王山地区，边委组建了一支有200余人枪的武装队伍。同时，组建了三个中心支部13个党支部，在珙县巡场组建了一个直属党小组，共有党员500余人，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积极开展“三抓四抗”斗争。
古河镇是长宁通往江安的水陆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党组织直接掌管了镇警备班100余人枪和县警察局陈松山分队27名武装人员。在安南乡建立党小组，控制了乡丁班的人枪。珙县巡场党小组掌握了县警察局驻巡场中队的100余人枪。边委还利用国民党欺骗群众的“二五减租”政策，组织佃农进行抗租斗争，减少和延迟了国民党筹集军粮的数量和时间，为争取长宁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1949年夏，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由于余文涵在长宁的出色工作已引起敌人的注意，多方寻机抓捕他。而此时，南溪蒋家沟中心支部书记陈子清和党员刘德文又被捕叛变，中共川南地工委决定将余文涵调离，派江安大底区委书记许进先接任。5月，余文涵在江安大渡口检查工作后返回家里，决定在花滩白鹤林傅国松(边委成员)家开会办理移交。6月9日，在行至开佛乡苏林沟时，与叛徒刘德文带领的庆南长三县联防办事处特务文焕奎巡捕队相遇，刘德文向特务示意，余文涵与同行的边委委员余志鹏(文涵八弟)一齐被捕。
余文涵被捕，牵动万人心!边委书记许进先立即召集会议研究营救方案：一是通过统战关系设法营救；二是组织武装劫狱；三是在押解途中拦劫营救。以第一方案为上策，万不得已时实施第二或第三方案。余文函在狱中趁看守不注意时，对八弟说：“抓我们的人中有一个叫刘德文，是牟坪的党员，已叛变，你有机会出去时赶快告诉党组织和同志们，你人小，叛徒和特务都不认识你，因为南溪不是你的工作区，审问你时，就说是到李端场走人家的，不认识我，问啥子你都说不知道”。不几天，敌人什么也没有问到，也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再加上亲朋出钱活动，余志鹏很快便被保释放出。
庆南长三县联防办事处“剿共”办主任、特务头子曾铁坚亲临牟坪提审余文涵，一无所获。
在狱中，余文涵与党员欧德钦、欧君甫一道动员了20名监狱看守和士兵准备起义。19日，因天下大雨，恐人多不便行动，逐改为20日晨与看守徐树国等四人一齐打开监狱逃走，两人一组分别行动。余文涵同看守徐树国一组，因天黑路滑，余文涵又是高度近视眼，只好藏在农民家中。21日，余文涵在花滩乡16保三娘家再次被捕。
余文涵第二次被捕后，边委即派他的弟媳叶枝彩以探监为名转告党组织的营救方案，即以武装劫狱或在押送宜宾时于汉王山地界武装拦劫营救，要他作好配合。余文涵略一思考，便对弟媳叶枝彩说：“现在是敌强我弱，劫狱和拦劫都是寡不敌众，不能蛮干”。并在带去的纸条上写道：“谢谢同志们，宁肯牺牲我，不要暴露组织，吸取川东教训。”
敌人妄图在余文涵口中捞取川南地下党的机密，以便一举破获所有的共产党组织。他们绞尽脑汁地动员余文涵的舅父(任国民党长宁县党部秘书、县参议员)罗汝霖去说明余文涵投降。罗带着自己写好的“自白书”来到狱中，劝余文涵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看错了棋，只要写个自白书，脱离共产党，并把地下党组织、人员名单写出来，我保你没事。如不便写，就写个“自白书”也行，再不行，我已代写好了，在上面签个字就行了”。随即递过“自白书”。余文涵被激怒了，接过“自白书”当即撕得粉碎扔出窗外，并愤然题诗一首：
庸人笑我不知机，只怪看错一盘棋。
水到洪流挡不住，岂能强限在须臾。
曾铁坚见亲戚游说不成，再次亲自出马，首先劝余文涵改过，又放低了调子说：
“只要说出你的上级领导，既可保命，又有前途，你是否想过，君能弃暗投明，是少不了你的官做的。”
余文涵回答说：“该弃暗投明的是你们，我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曾铁坚问：“革命对你个人有什么好处?”
余文涵说：“革命能使所有受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都能得到翻身和解放……”。
此时，曾铁坚跑来跑去把两边的记录都看了，见都记有“革命”二字，立时火冒三丈说：“他妈的，一个二个都不中用，我自己来记。”原来他惧怕革命。
曾铁坚问：“说说你参加共产党的经过”。
余文涵流畅地背诵了入党誓词后，高呼：“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曾又问：“听说你是川南六县的书记是吗?”
余文涵说：“如果能担任这个职务，我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
曾铁坚停了停再问道：“听说你身上带的四块银元是买鸦片的，要知道买鸦片是犯法的，凭这，也可以定你的罪了。”
余文涵爽朗地答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们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的。”
曾铁坚难堪至极，愤然问：“余文涵，你是共产党吗?”
余文涵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共产党，怎么样?”
“共产党有多少人，有哪些?”
“成千上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人都是共产党!”
曾铁坚气得说不出话来，在场的国民党南溪县县长何守仁瞪圆双眼，咆哮道：“我要杀你的头!”
余文涵放声大笑，并说：“要杀头有头，共产党杀不绝的!你们快完蛋了……。”高亢激昂的声音惊天动地，台上的敌人面面相觑，无人开腔了，审讯到此结束。余文涵又被关入大牢。
6月27日，敌人以解送宜宾为由，将余文涵提出监狱，刚押解到场口就将其杀害。党和人民的忠诚儿子，在中国大地黎明到来前夕不幸壮烈牺牲，走完了他革命的短暂的人生征程，英年仅31岁。
1950年7月5日《川南日报》刊登时任中共江安中心县委完全委员陈佰纯《纪念余文涵同志》的文章录用了文涵在狱中写成传出的诗，其中有一首是《铁窗明月有感》：
“铁窗明月思悠悠，无限苍生无限怨；
个人生死何足计，岂能遗憾在千秋。”
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忧国忧民，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忠于崇高信念的倾吐，是体现铮铮铁骨的崇高情操的真实写照!
党和人民为了缅怀烈士的功绩，在其殉难地——南溪县牟坪区(现为宜宾市牟坪镇)场口建立了烈士纪念碑，并将狱中诗《铁窗明月有感》嵌刻在碑上。长宁县烈士陵园建成后，已将烈士遗骸迁葬于陵园内。著名诗人萧三把这首诗歌收进了他的《革命烈士诗抄》并在全国发行。毛主席为《诗抄》题写了“共产主义是不可抗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难烈士万岁!”
(李言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