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朴，字君实，又名达人，1898年3月22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寨门村一个五世同堂的地主家庭。严朴出世时，家道已衰。他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是这个家庭的三少爷。他3岁丧母，6岁丧父，同年继母亦去世，由姑母抚养。姑丈家也是地主，对严朴很溺爱，要他读四书五经，长大继承严家祖业。但严朴读书不刻苦，喜爱与贫苦百姓的孩子交朋友，也好打抱不平，济困扶危。遇到久旱少雨的歉收年月，他常帮佃户向族长提出减租，先在家里“动干戈”。族长、叔伯等长辈咒骂他为“逆子”、“妖魔”。他毫不畏惧，同几个穷苦出身的学生一起，起草了“减租万民禀帖”，鼓动各村租种严义庄(即田庄)以及他老家田地的佃农签上姓名或打上手印，递交给乡、图(即乡长、村长)，他们不得不带着账房先生到田头查看灾情，斟酌减租。这些人一提起严朴，便深恶痛绝，咬牙切齿，骂不绝口。家族中人更骂他是“吃里爬外的败家子”，以他“不堪继承祖业”为由，将他父亲的一份遗产交由族长、他的四伯掌管，不许他过问。而北乡各村的佃户们，则对他夸耀不已，称他是“好心肠的三少爷”。
1915年冬，严朴与同邑八士桥过瑛(字挺芳)结婚。
科举废除后，山村的落后地主不主张子孙读新学。因此，严朴娶亲后，他的四伯便不许他再去上学了。但是，他不愿待在封建家庭当少爷，遂到本邑大宋巷小学任教。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严朴感到学习的重要性。于是他辞去小学教师职务，考入上海专科师范学校。1922年他因反对思想顽固的校长，同时要求组织学生会，而被学校开除。后来，他又考入到投机家陈南强想用办学发财，创办的自任校长的上海专科大学。入学后，他大失所望，随即又参加了驱逐陈南强的活动，在学生的强烈反对下，改换了校长，学校易名为南方大学，严朴仍留南方大学读国学专修系。他爱慕恽代英、瞿秋白等的声名才学，常到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主力的上海大学去旁听功课，接受新思想。他受《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及社会主义书籍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发起组织中国孤星社，聘请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为名誉会长。通过创办《孤星》旬刊，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介绍新思想，团结进步青年，并在无锡、苏州、常州等地发展组织。
为了唤起工人觉醒，严朴在上海沪西创办了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并劝导工人组织工会，团结起来，为保卫自身生存而斗争。他还办平民夜校，招收里弄文盲、工人家属、商店小学徒及失学青年为学员，教他(她)们认字，并讲解时事，把学校办得生气勃勃。1925年，严朴由张佐臣、徐伟、方闻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五卅游行讲演时，严朴等15人被捕，被押送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在此之前，严朴曾因捐援助苏俄，误进了一白俄住宅。宅主人诬称严朴妨碍治安，把他扭送巡捕房，后由校方保出。严朴两次坐“西牢”的事，被族长知道后，认为他招惹是非，玷辱门庭，决定把这个“祸殃根”开除出族。严朴对此毫不介意，反而认为从此摆脱了封建家庭的羁绊，可以放开手脚闹革命。
1925年夏天，严朴从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系毕业。
1926年，中共江浙区委决定派大批党团员到各自的家乡开展革命工作。严朴与张佐臣等四个外省籍同志回到家乡无锡，严朴在荣巷族兄办的图书馆当馆员，将所得收入用来维持张佐臣等四位革命同志的生活。
1927年2月，中共无锡地委成立，张佐臣任书记，严朴任秘书。为了更有利地开展无锡地区的革命工作，中共江浙区委决定，要严朴在无锡县城创办江苏中学，作为进行革命活动和举行集会的场所，同时掩护外地在无锡做革命工作的同志，校址选在无锡南门上塘街13号邹宅。校址要先付“顶首”——即押金大洋1000元；办学全部费用约需5000元大洋。经过多方努力，严朴与四伯父的书童阿培商量，从四伯父钱柜中偷出严朴父亲名下的一部分田单，抵押了大洋5000元，作为办学费用。那个时代的5000元大洋可不是小数，阿培吃罪不起，严朴设法资助阿培潜回祖籍营口，一走了事。学校办起来了，严朴兼任江苏中学校长，并领导教员联合会。教员大部分是严朴在南方大学的一些志同道合的进步同学，每月只发车马费，不给薪水，实行义务授课。张佐臣也被公开聘请教员。有了这个进步学校，无锡县委许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许多重大问题在这里决定；秘密的工会、农会在这里组成；还在教师联合会里发展党、团员。江苏中学成为当时无锡共产党员骨干与革命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活动重要场所。
3月底，中共无锡地委通过国民党无锡县党部，领导5000余人在景云市游行示威，要求惩办土豪劣绅。万安市附近几十个村镇的3000多农民荷锄执耙，要求斗争占有土地三万余亩的恶毒如虎狼的大地主孙霖甫等人。伪县长秦效鲁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当场提笔写了“立提孙霖甫、孙屏东等到署，交付民众公判”的条谕。形势十分令人振奋。党组织派党团员纷纷下乡，发动农民起来与封建地主斗争，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没收大斗、大斛、大秤!开仓放赈解决贫苦佃户春荒!”
严朴率领工会、农会干部，随身带着标准秤、标准斛，还有大小不等的木块和轻重不同的秤砣及铁环，回到老家寨门。总甲在前村后巷边敲锣边喊道：“三少爷回老家了!佃户们到寨门新街茶馆店开会，有斗的带斗，有秤的带秤，严义庄收租要改用新斛新秤啦!”
一会儿，茶馆挤得水泄不通。严朴站在板凳上，声如洪钟般地对贫苦乡亲们说：“乡亲们!我回来是革大秤、大斗、大斛的命!革命先要从我严义庄、严拥书堂革起!地主的大斛是蝎，大秤是蛇，它们千百年来吸干了佃户们的鲜血!今后佃户交租一律用新秤、新斗、新斛；义庄、仓厅若仍用老秤、老斗，便是犯了农民协会的王法；对那些犯王法的老财，农友们可以毫不留情地打倒他们!”千百年来受苦受欺压的贫苦农民，第一次听到严朴讲的这些话，有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有的说是在做梦，但个个昂起头，人人扬眉吐气。
经过当场校正，凡不合标准的大斗、大斛，都在斗底、斛底钉上大小不等的木块。严朴带着“验讫”字样的烙铁，请铁匠铺老师傅在炉火里烧得通红，凡是合乎标准的斗、斛，都当众烙上印记。严朴还宣布：“严义庄、严拥书堂及各镇、各村地主仓厅收租一律用铁纽秤。老式的麻绳纽秤发“呆”，每箩稻多一二斤毫不显眼，今后一律废止，不得用，用了犯法。义庄、仓厅用的老秤全部上缴农会。”话毕，农家各自校正，该换秤砣的挑着换，该加铁环的请铁匠铺帮着焊接。
一石激起千层浪。严义庄开了头，其他乡里的农民协会也敢于理直气壮地出来惩治黑心财主的大斗、大斛、大秤。无锡城内农民协会里关满了豪绅恶霸，农会大院里秤堆积如山。
此时，蒋介石阴谋背叛革命，到处雇用地痞、流氓，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严朴预感到时局有变，为应付不测，手头必须备有一笔现款，作为组织活动的经费。到哪去弄钱呢?族长四伯已被农民的革命行动吓得心惊胆战，六神无主，此刻正是回家索款的最好时机。于是，他连夜赶回老家，要四伯退还他父亲的遗产——田单和地契，并提出要变卖祖产。四伯和其他长辈一致反对，连办江苏中学时家里丢失田单的老账也翻腾出来。他们死死咬住一条家规不放：“十五世祖留下的贻燕堂祖产，只能添进，不能卖出，后辈不肖要卖祖产，只能在五服之内易主，卖给外姓万万不能。”经严朴力争，最后允许将他父亲留下的一份田产按八折市价，转卖给他的三伯，得现款2500元大洋。
严朴回城后得悉，无锡国民党右派头子邹广恒和无锡军阀赖世璜，与工农为敌，镇压革命。严朴随即召开江苏中学教职员工集会，讲解时局的严重性，说明学校可能会遭毒手。他拿出一部分变卖祖产的钱，分给穷苦的教职员工，叮嘱他们：“时局恶化，立即离校疏散隐蔽。”
4月14日深夜，邹广恒在赖世璜部配合下，把无锡城团团围住，封锁城门，突然攻击无锡地委和总工会，并派兵设哨断绝城乡水陆交通，使所有城外各工厂救援队无法入城。严朴、秦起等率领工人纠察队员坚守在崇安寺大雄宝殿，切断电源，依仗大雄宝殿坚实山门及四米多高的墙奋勇抵抗。敌人曾两次冲开山门，均被工人纠察队拼命顶住。敌人改变战法，登上消防队的长梯，从墙头向大雄宝殿山门内乱掷手榴弹。纠察队员们只有木棍，山门终于被敌人冲开。秦起等四同志头部负伤，被逮捕。严朴左脚被炸伤。仍沉着应战，率领剩余的纠察队员在暗中转入后院，架人梯次等爬上院墙，翻身跑进一条陋巷，幸得一户穷人热情相助，换去血衣转入无锡公园，再由园林工人搭救，始分别脱险。
白色恐怖笼罩着无锡。无锡地区的党组织和工会、农会被迫转入地下。严朴回到东北乡群众基础最好的白丹山地区。
1927年11月4日，中共江苏省委农委书记王若飞到无锡检查农民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向严朴、杭杲人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并指示他们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来抓。八七会议像一盏明灯，使严朴等人明确了斗争方向和任务。于是，严朴领导农民进行了抗租抗税的武装斗争，首先把自己家的土地交给农民，不收租；先后领导农民对国民党清乡武装进行艰苦斗争。严朴大义灭亲，一心为革命的名声大振，取得无锡、江阴、常熟、宜兴一带广大农民的拥护，农民把他视为自己的领袖。严朴同杭杲人在东北乡与农协会骨干分子分头动员农民组织革命军，动员小学教员、店员写传单标语，动员铁匠日夜赶制梭镖、大刀；动员妇女缝制红旗、红领带、红袖套，还草拟了《农民革命委员会告民众书》和《农民革命军宣言》等文件。他用从家拿出的钱财向商团、水巡队和国民党开小差的下级军官秘密购买了一批手枪和子弹。群众一听严朴组织农民革命军，斗志极高，连贫农家的老太太都行动起来，假扮作娶媳妇、嫁女儿，纷纷去镇上购买彩色纸和红绸、红布，把东北乡各镇京货店、纸马店的红绸、红布及彩纸抢购一空。
秋收暴动如箭在弦上。可是起义之日要求戚墅堰电厂停止供给无锡县城电源的事还未谈妥；有六支盒子炮和300多发子弹的货款未预付；尚缺红绸、布疋等物资必须到无锡城内购买。严朴考虑再三，决定自己乔装打扮，冒充严拥书堂的“四老爷”进城。城里最大的懋纶绸布庄是他嫂子娘家开的，严氏公寓早安排下接应的人。进城那天，严朴身着灰色丝绸长衫，外套黑色马褂，头戴博士帽，脸上架着一副墨镜，身边配备得力助手扮做账房、书童、船夫、脚夫；加上那阔绰的大灯船和船头悬挂的“拥书堂严府”的大红灯笼，使巡游在运河里的水巡队刮目相看。严朴就这样深入虎穴，干净利索地完成了三件任务，又平安地返回东北乡。
11月9日这天，是无锡农民难忘的日子。那天上午，青壮年农协会员3000多人，手持锄、耙、大刀、梭镖、鸟枪、火铳、钩镰枪……集合在南石园举行誓师大会，推举严朴为农民委员会委员长，杭杲人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决定在白丹山设农民革命委员会公署，安镇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大会上宣布了临时军律、军法，发给各队红旗，所有参加暴动者均系红领带，凡大刀、梭镖、铜锣、火铳上都系上红绸，队长及各级领导者还外加红套袖。
入夜，皓月当空，澄天如海。手持各式武器的农民分五路行动，陆续向指定地点集合。晚9时整，手枪声、火铳声划破静寂，总攻开始了!安镇周围火把无数，农民军鸣锣开道，并点燃起空火油箱里放的百子鞭炮助阵，向着封建大地主的义庄、仓厅、院宅进攻，不到两小时便攻下了安镇、秦水渠、东湖塘、乔家巷等13个村镇。农民军镇压了恶霸、反共地痞，焚毁了秦氏义庄、乔氏仓厅；土豪、恶霸家的田单、地契、租簿、账本、算盘、秤、斗、斛……都在烈火中化为灰烬。义庄、仓厅的积谷存粮，分发给贫苦农民。
这次暴动原来报名参加的农民约一万三千余人，总进攻开始以后，没有报名的人也纷纷拿起锄头、铁耙赶来参加，实际人数不下两万人。严朴在国民党顽固派统治下的心脏地区点燃了熊熊的革命烈火，摧毁了村、乡、镇政权，震惊了国民党南京、上海当局。于是，反动派开始了疯狂的镇压，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及同情党的知识分子不少被捕被杀。敌人由“杀一儆百”的毒辣手段，改为“擒贼先擒王”的新花招。
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中共江苏省委发出暂时隐蔽的指令。反动派为了缉拿严朴，许下重金悬赏，无锡县政府的赏金是5000元大洋，伪江苏省政府又加了3000元，变成8000元大洋，连交一张严朴的相片，也赏大洋200元。严朴知道后，却笑着对杭杲人说：“老杭，你看我这个头能值8000元大洋吗?”说后，二人都会心地大笑起来。当局还用“画影图形”的办法，到处张贴告示，并严令限期缉拿。在敌军警日夜“清剿”，四处追捕的恶境中，农民为保卫严朴，舍着身家性命，把他一村一村地安全转送，或把他藏匿在枯井、柴火堆、荒坟、古庙，避开了追捕的敌人。任凭反动军警对他们怎样捆绑吊打，直至烧毁房屋，也没有一个人供出严朴的下落。
由于严朴是无锡一带农民拥护、爱戴的领袖，他被推举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928年7月11日，严朴在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暂留莫斯科，与杨殷等13人学习制造土手榴弹及烈性炸药的配方和技术。同年秋，他返回上海。10月初，中共松浦特委成立，辖松江、金山、青浦、奉贤、南汇、川沙、嘉定、崇明、太仓、宝山10县。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李富春分配严朴到松浦特委任常委。
1929年1月21日，严朴、茅学勤、蒋云和奉贤县委刘晓、唐一新等，领导奉贤武装农民数千人举行了庄行暴动。准备暴动期间，严朴亲自制造了许多土手榴弹。暴动那天晚上，严朴率先冲锋。在他的英勇领导之下，佩带有红领带标记的农民，兵分两路，高举中国共产党党旗，依靠几支步枪和土手榴弹、假机枪(空火油箱里装鞭炮)，顺利地缴了警察局、商团、保卫团的30余支长短枪，占领了庄行镇，把从地主、豪绅家里搜出的田单、契约、借据等当众烧毁。几天后，敌人调来部队镇压，农民武装被迫分散隐蔽，一部分向天目山方向撤退。李维汉指派严朴到上海法南区，在黄包车夫中进行革命活动。这之后，严朴日夜生活在黄包车夫中间，连吃饭也和他们在一起，晚上就与黄包车睡在路边的人行道上，深受黄包车夫的爱戴。这年秋天，严朴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在被捕的40多天中，他受尽法帝国主义的酷刑：脚镣、手铐、三脚吊、老虎凳、电刑、水刑……几次死而复生，但严朴始终英勇不屈。由于反动派不知道被捕的是赫赫有名的严朴，所以经过严朴的哥哥斡旋活动，即被释放。可是经过这次酷刑，严朴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出狱不久，党派严朴到松江，任松江中心县委书记兼青浦县委书记。
同年11月18日，严朴出席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检察委员。严朴在松江工作一年有余，因浙南农民斗争蓬勃发展，1930年8月26日，党组织派严朴、潘心殷、兰尘侣到达温州。这时红十三军几位主要领导人已先后牺牲，浙南总行委分配严朴任浙南军委书记，并参加进攻温州之役。进攻失败后，他随军退至玉环，整训部队。但因他患病吐血不止，不得不离开部队，回到上海医治。
1931年冬，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严朴被调到上海领导机关，担任掩护工作。在此期间，他日夜小心谨慎地工作着，直到大批领导同志先后安全转入江西中央苏区之后，严朴才离开上海，转入中央苏区工作，曾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副部长。
1934年10月，严朴抱病参加长征。在长征途中，党组织几次给他找来牲口代步时，他总是把牲口让给别的病员，自己拿着一根拐杖，一步一步地前行。到达黔北川南时，严朴已病得无法再向前走，党组织决定由川南游击队把他转送到重庆、宜昌，负责组织交通站工作。
1935年秋末，严朴由上海乘船到苏联学习，并兼任列宁学院党史研究室主任。1938年春，严朴毕业回国，历任延安中央组织部二科科长，西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秘书长等职。
1945年4月，严朴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组织派严朴到东北参加中共哈尔滨市委领导工作。日本投降后的哈尔滨社会情况复杂，斗争也很尖锐复杂。国民党派兵控制了哈尔滨。苏军通知我党、我军领导机关和武装力量退出哈尔滨，准备将城市的政权移交给国民党。在哈尔滨周围，国民党反动派嚣张一时，闹得乌烟瘴气。他们以伪国军、警察特务为骨干，收买惯匪、兵痞，拼凑起各种旗号的杂牌军。一时间，哈尔滨近郊群魔乱舞，匪患遍地，对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危害极大。根据当时形势，为顾全大局，中共北满分局、松江省委、省军区和驻哈尔滨市区部队于1945年底撤至宾县，严朴等哈尔滨市委负责人仍留在市内，以“中苏友好协会”的名义作掩护，进行公开活动，坚持斗争。严朴与市委领导同当地干部积极分子紧密结合，发动群众，建立各级基层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上层人士和文艺工作者，领导我党秘密地下组织，与国民党反动分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严朴还充分利用我党领导的《哈尔滨日报》、《北光日报》，亲自撰写文章，公开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和全国革命斗争形势，揭露美蒋反动政策及其破坏和平，挑动内战、残害人民的罪行。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严朴按市委分工率领工作团，深入到哈尔滨附近的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农民武装，锄奸反霸，肃清敌伪残余，使哈尔滨周围乡镇成为巩固的根据地。1946年4月，严朴率领的工作团，配合三五九旅等部队解放哈尔滨，组织地下党和工人纠察队、巡逻队为保护这个商业、工业大城市不遭破坏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春，中共中央从东北调一批军级干部入关，为华东、华中和华南的解放做准备。严朴奉命到北平，但还没有分配工作，因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切。陈云在百忙之中，还嘱咐严朴女儿：“每天都给我写个病情报告，只三五十字，让我知道病情变化。”
严朴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党的事业，不忘人民的生息。这年春天，久旱不雨。重病卧床的严朴，每早睁开眼第一句话总是问：“夜间下了雨没有?”“现在是什么节气?”“天不下雨，棉花能不能下种?今年麦子长势怎样?”每次打针，他都向护士打听针药价钱，打听粮食市价。还常叮嘱护士：“天旱不下雨，不要为我多花钱，老百姓收一粒米不容易!”第三次大吐血后，他竟拒绝在他身上用贵重药物，说：“大军要过江，前方打仗要用药。”
在病中，他每天早餐后，便催女儿到街上买报，然后读给他听。当女儿把无锡解放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热泪直流，双唇颤抖着，一字一句叮嘱女儿：“帮我写封信回去，向故乡父老兄弟们致贺致敬!……二十年前，当我在无锡、江阴、常熟、宜兴一带搞革命活动时，他们对我的爱护是无微不至的。”“告诉江南亲爱的老乡们，二十年前和他们一起跟反革命作殊死斗争的老伙伴，快要回去了!”
严朴住院55天，终因医治无效，于1949年6月5日去世，终年51岁。他在临终前，嘱咐：“我死后，将遗体交给病理专家解剖研究。”解剖后才知道他患的是胰腺癌。6月12日，在北平西郊万安公墓举行严朴遗体安葬仪式。中共中央送的挽词上写道：“严朴同志忠心耿耿、埋头工作，艰苦朴素，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陈云、林伯渠在墓前分别讲话。林伯渠讲话说：“严朴同志从不计较任何物质条件和待遇，总是十分乐观地热情工作。他严于律己，忠诚待人，十分顾全大局，他是旧知识分子改造了的典型，值得全中国进步的男女老少学习”。陈云讲话说：“严朴同志参加革命25年，被捕过三次，在敌人面前勇敢，在人民面前低头。生活刻苦朴素，做工作从不考虑自己……当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就要全部胜利的时候，严朴同志死去了，但他钢铁般的意志，奋斗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永存不朽的。”
遵照周恩来的批示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政府在惠山为严朴建立了衣冠冢：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于1973年将严朴遗骨火化，骨灰存八宝山革命公墓。
(严怀瑾罗明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