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兴，原名钱发年，号发瑞，1909年6月23日生于广东省怀集县诗洞镇凤南村一户富裕农民家里。兄弟共四人，他排行第二。父亲早逝，由母亲含辛茹苦，抚养长大。
1922年，钱兴在凤南初级小学念书。1926年考入怀集第一高级小学，次年又考入怀集县初级中学就读。在那里，他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他的班主任兼语文课老师是地下共产党员梁一柱，见钱兴勤奋学习，为人正直，就经常接触他，向他灌输革命道理。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进步很快，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各种进步活动。
1930年，钱兴在怀集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山大学附中高中部学习。1933年，他考入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就读。在那里，他在进步教授何思敬、邓初民等的教育和影响下，要求进步心切，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组织“读书会”，“社会主义思想小组”。该“读书会”定期学习革命书刊和马列著作，并定期讨论国家前途问题，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促进他们爱国主义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钱兴喜爱文学，勤奋写文章，常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他提倡爱国青年应做创造新世界的“开路先锋”。进步教授邓初民称赞他的文章立论鲜明正确，切中时弊，读后“深受启发”。
1935年7月，因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上级党组织派遣中共党员王均予从上海转移来到广州，他先与广州勤大学的邱萃藻(又名麦莆费)取得了联系。邱将钱兴介绍给王均予相识。王通过钱兴了解到广州的中山大学、广雅、执信女师等中学的进步学生已自发组织起来并正在积极找党组织等情况。在王均予的积极推动下，广州建立了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的组织，后改名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以王均予、邱萃藻、钱兴组成核心小组。在中山大学里，钱兴又介绍了曾振声、粟稔等进步青年加入“中青”，由钱兴担任组长。不到半年时间，“中青”在广州各大中学校里发展到100多人，从而促使王均予、钱兴等积极发动了广州市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钱兴和曾振声、粟稔等同学一道，到广州市大街的十字路口积极宣传《八一宣言》。在钱兴等“中青”骨干分子的组织发动下，中山大学成立了抗日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这年10月间，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在校内召开抗日大会。因钱兴智勇双全，被选为大会主席。会后，他率领同学们在校内举行示威游行。法学院院长郑彦闻讯赶来对示威游行的学生恐吓，说什么：“你们没有向学校报告，擅自进行政治行动，召开什么大会，这是非法的，应立即解散!”钱兴难以按捺怒火，面对郑院长进行反驳说：“我们爱国青年开会讨论关于抗日救国大事，是合理合法的，难道院长愿意让国家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让祖国人民当亡国奴吗?”郑彦被批驳得哑口无言，悻悻离去。这次抗日大会，促使同学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同年12月9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学生数千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即一二九运动。为支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钱兴等人及时地领导“中青”及联合各方面的爱国力量，在广州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举行了几次影响巨大的抗日示威游行，成立了“广州市学生爱国联合会”，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
1936年1月9日，钱兴等人领导广州各校学生举行全市第三次大游行。学生们对国民党教育厅压制和破坏中等学校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愤慨。愤怒的学生冲击伪教育厅。1月13日，钱兴等人再次带领广州各校学生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至荔湾桥时，国民党反动派派出的武装特务、流氓大打出手，打死一人，伤者逾百，制造了“荔枝湾惨案”，还逮捕了一批学生，并通缉“中大师生员工救国会”主席曾振声(即曾生)以及钱兴等十余人。中大当局同时宣布取消他们的注册资格。此时，钱兴立即起草谴责反动当局破坏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抗议书》。此时此刻，有几个特务正在追捕他，在同学们的掩护下他脱险逃到香港。
当时，蒋介石和广东军阀陈济棠有矛盾。陈为争取得到学生的支持，同时也想给蒋帮一点颜色看，于是年4月宣布释放学生和撤销通缉令。中大当局也撤销不准注册的布告。钱兴和同学们胜利返回中大。
这年7月，王均予经上海到天津，向中共北方局汇报在广州工作的情况，并遵照北方局的指示于7月回到广州重建广州党组织。是年秋，经王均予介绍批准，钱兴加入中国共产党。
钱兴入党后，因工作需要，广州市委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香港的中共南委领导。
1937年春，钱兴调任中共厦门市工委书记。他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组织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厦门市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掀起高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卢沟桥发动进攻，我国守军奋起抵抗，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式。
厦门是华侨之乡，为动员一切力量投入抗日救亡，钱兴一到厦门对华侨和侨属工作十分重视。他通知各有关团体，关心了解侨情，向华侨和侨属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华侨支持祖国抗日，激发了华侨和侨属的抗日热情，积极投入抗日活动。
钱兴对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也十分重视。他想方设法寻找关系，了解到一位广东的同乡在国民党军队的一五七师任连长，他和这位连长虽然萍水相逢，但互相一见如故，后来时常有来往。这位连长对国民党军队中许多黑暗事情十分不满，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政府很有抵触，而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经过一段时间对他的启发教育，这位连长的思想认识提高很快，钱兴通过他安排了两个同志入伍，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
钱兴与厦门市委其他同志一道，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形式，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积极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组织了青年战时服务团等抗日团体，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厦门地区形成热潮。
1938年5月1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厦门。钱兴等市工委领导人，与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等抗日团体一起撤往漳州。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原闽粤边区特委改为漳州中心县委。钱兴任漳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并负责领导云、和、诏(即云霄、平和、诏安三县的边区)县委工作。
这时，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闽南红军独立师第三团已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当地反动势力重新抬头，特务活动猖獗。为把这一带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钱兴经常和同志们一起深入山区开展群众工作，晚上就在山林中的茅棚住宿。一次，因有敌情，领导机关连夜转移。当时，钱兴的长女凤阳刚出世，他怕小孩啼哭暴露目标，便背着她行军，一旦发生突然情况，准备牺牲女儿来保全队伍。幸得无事。后来钱兴夫妇忍痛把凤阳寄养在一位老乡家里，全国解放后，钱兴的夫人邹冰才把她找回来。
1940年9月，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退往重庆前夕，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到桂林与该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商定，将钱兴调来广西主持工作。广西党的领导机构即由三个特支改组成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钱兴担任省工委书记，苏曼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黄彰任组织部长，罗文坤(苏曼的爱人)任妇女部长，黄书光任青年部长。
钱兴勇挑重担，担任省工委书记后，立即和苏曼、黄彰等同志一起就按照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同时健全各级党组织机构，并亲自起草省工委《关于巩固和发展组织的决定》的文件，指导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在大力开展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阴谋的同时，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进行斗争。
钱兴领导广西省工委把这三方面结合起来，发展壮大了广西的革命力量。钱兴来到广西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全国形势急剧逆转之日，桂系李、白、黄的立场已转到积极反共方面去了。其表现：广西当局封闭《救亡日报》，先后解散了各县的战时工作团；对广西学生军集训、整顿，准备结束；甚至将广西绥署政治机构也加以缩小；取消了民团指挥部的政治部，广西的抗日救亡工作受到种种的限制。
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钱兴领导省工委在紧紧依靠工农群众工作，抓紧党的建设工作的同时，他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其做法是，首先保持过去同我们党有关系的民主人士及同情分子这些旧朋友的关系；也建立新朋友的关系，广泛保持与党外民主人士及同情分子的团结，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社会关系，支持开展群众抗日救亡工作。其次，1940年在各专区的广西绥署政工组，凡有我们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去的，仍继续利用政工组的关系做一些可能做的工作。再次，我党在学生军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大批党员、培养了大批进步分子，在政治上掌握了学生军基层的实际领导权。同时，学生军创办的《曙光报》长达数年之久，在我党的推动下，宣传我党的抗日救亡主张，起到了广泛教育青年的作用。
1942年7月9日，广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七九”反共事件，广西国民党反动当局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广西省工委苏曼、罗文坤、张海萍等领导人不幸被捕牺牲。在白色恐怖中，钱兴不顾个人安危，及时果断地指挥党组织以及党员迅速撤退、隐蔽、转移。7月10日晚上，钱兴的寓所被特务包围，在房东的掩护下，与夫人邹冰及孩子从后门撤走，安全脱险。7月11日，他与夫人孩子坐火车离开桂林转移到农村，先到灵川县城地下党员肖雷家住，后到离县城几里路远的西峰山肖雷的亲戚家。此时，他以“中共桂委”名义起草印发《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广西当局各界父老书》、《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两个文件，揭露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号召党员和广大群众坚持斗争。
这年8月12日，他又冒着敌人四处通缉的危险，化装成商人，在两个警卫员护送下，跑遍全广西省十几个重要地区，及时部署工作，联络失散的同志，恢复和整顿党的各级组织，从而使广西党组织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
同年10月，为革命工作需要，钱兴从灵川县转移到钟山县英家乡偏僻的白沙井居住，以“难民”身份辛劳开荒种地来维持生活，并在那里秘密建立了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为了加强省工委临时机关和英家乡附近党的工作，钱兴先后从各地抽调来黄嘉、吴赞之、肖雷、庄炎林等干部到英家，开展党的工作，吸收了一批经受考验的优秀分子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
钱兴当时正患肺病，而生活条件又很艰苦，营养之类根本谈不上。他夫人很担心他的身体健康，他却满意地说：“这里是养病的最好场所，空气清新，胜过打针吃药!”他的病一直没有很好治疗过，始终带病坚持工作。
一次，由于有敌情，钱兴和省工委机关的一些同志转移到一个岩洞暂住，他触景生情，意味深长地说：“毛主席在延安身居窑洞，心怀天下，要为解放全中国、全人类而奋斗。今天，我们住在阴暗、潮湿的岩洞里，与蚊、绳、蝎作伴，为的是扫除一切害人虫，迎来一个阳光普照大地，无限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桂系特务曾扬言：“中共广西地下党在15年内也难以恢复元气。”敌人哪里想到，在钱兴和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彰的领导下，广西党组织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以更隐蔽、更巧妙的方式开展斗争。
1944年8月，原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留在广西工作的张兆汉向中共广西省工委口头传达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精神：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即将侵入广西。广西党组织应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两年来，钱兴第一次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深感欣慰，但对如何拉起队伍却有点茫然。眼下，广西地下党是无武装，无枪支，无经费，基本上没有搞过武装斗争的干部，可谓困难重重。钱兴逐个找省工委机关的同志交谈，随后赶到来宾县大湾乡板塘村和黄彰商量。钱兴提出：日军大军压境，桂系集团为了自身利益和迫于广大群众要求保家卫国的压力，还不会放下抗日的旗帜，但他们为保存实力，决不会倾全力作战，其正规军将步步后撤，广西大部分地区势必沦陷。但桂系的地方部队、基层政权中有爱国心的人以及地方开明士绅将会被迫守土自保。我们“借鸡下蛋”，抓住桂系提出的“坚壁清野”、“焦土抗战”的口号，和这些人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利用他们的地位、影响，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改造这些队伍，使之成为由我们党掌握的人民武装或坚持抗日的爱国武装。黄彰认为这是一条好路子，表示赞同。钱兴立即起草中共广西省工委的“八月决定”。决定指出：广西党组织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一切为了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钱兴还具体指导桂东北党组织创建了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队临(桂)阳(朔)联队，成为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为全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样板。
在钱兴、黄彰为书记的省工委领导下，广西党组织半年多时间，创建了30多支共5000多人的抗日游击武装，他们活跃在全省的20多个县，歼灭日军、汉奸1000多人，还创建了10多个区、乡抗日民主政权。
1945年6月，日军为收缩兵力，和盟军决战，开始从广西撤退，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借其大批正规军拥入广西收复失地之机，消灭中共广西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钱兴审时度势，认为刚孵出的雏鸡敌不过嘴尖爪利的鹞鹰。他当机立断，指示各地游击队将武器埋藏起来，骨干分散隐蔽，使大部分人员、武器得以保全。
8月，广西省工委机关从黄宝村搬到昭平黄姚中学。10月，钱兴和省工委交通员庄炎林到达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面汇报了广西“七九”事件经过及其他工作。王若飞、钱瑛代表南方局听取了汇报，对广西地下党几年来的坚持斗争给予肯定评价，并对广西地下党今后工作作了关于一方面要争取和平相处，另一方面也要作蒋帮挑起内战的充分准备的指示。钱兴还与庄炎林参加南方局主持召开的形势报告会，聆听了刚从延安回来的周恩来所作的形势报告，受到了极大鼓舞。
1946年9月，钱兴到香港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汇报，请示工作。翌年初，他与几位同志再次去香港汇报，请示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但是，蒋介石为保持他的独裁专制统治而违背人民的愿望，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4月7日，钱兴在横县召开了广西党主要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精神，会议上他作了“一切为着准备武装起义而斗争”的报告。切实布置和动员干部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掀起“反三征”(反征兵、反征税、反征粮)和城市掀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革命洪流汇合。由于这次会议正确地制定了广西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总任务、总政治、总口号，使大家对于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信心，扩大武装力量，统一武装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会后不久，5月5日，钱兴到香港汇报、请示工作，回来后，为了统一广西地下党的领导，他根据中共香港分局的决定，广西地下党成立桂柳区工委。钱兴还将广西各地党组织移交给陈枫(桂林柳州地区特派员、工委书记)，一切移交妥后，同年7月，钱兴又接受新任务经香港到达广东省广宁县，担任中共粤桂湘边区工委副书记兼粤桂湘边区部队副政委，负责党组织工作。边工委为打开边区武装斗争的局面，组织了几支精干的武装，由粤西广宁老区分别挺进粤北，桂东以及缓江、西江下游地区开辟新区。钱兴负责桂东方面的工作，兼任怀东队队长。
8月下旬，钱兴利用怀集之敌被怀南起义的部队所吸引，怀东守备薄弱之机，组织怀东队和飞雷队突袭甘洒、屈洞、鱼北三个乡公所，歼敌一部，缴枪30多支。当敌怀集县自卫大队向怀东扑来时，怀东队又协同广怀阳边游击大队在分界坳设伏，毙伤敌10余名，敌大队长弃马逃窜。连战皆捷，钱兴并没被一时的胜利所陶醉。他认为被打伤的野兽将会怀着百倍的仇恨向猎人反扑，而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和大股的敌人抗衡，便将怀东队分成四个小组活动，发动群众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镇压当地的反动分子，从而避开了敌人的锋芒，创建了怀东游击区。
1948年7月中旬，国民党广宁县党部书记、参议长等头目亲自押运，把广东省政府拨给该县的一批武器用拖轮从四会县城运回广宁。钱兴闻讯，即和绥贺支队副政委欧新等研究，决定调集绥江河东、河西的部队在排沙河与绥江交汇处扶罗口进行伏击，截获敌人的枪械以装备自己。他和欧新亲临现场勘察地形，选择伏击点，并对负责埋雷、突击、打援各部队的任务、打法作了缜密的部署。钱兴一再叮嘱：“部队一定要周密隐蔽和严密封锁消息，一定要沉得住气。”敌人十分狡猾，军火船到达四会后，有意停留几天，延至20日，才在160名武装人员护卫下启航。我伏击部队在扶罗口潜伏四天三夜，未露蛛丝马迹。20日下午3时，敌军进入我伏击圈，各部队即发起猛烈攻击。护航之敌在我交叉火力的扫射下纷纷弃船溃逃，军火船被我截获。此役毙伤敌中队长以下28名，俘三名，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手枪131支，子弹一万五千多发，军用物资一批，我方仅轻伤一人，扶罗口之战及粤桂湘边部队在其他战斗中的胜利，使国民党广东省当局大为震惊，相继将第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陈文、文宁县长冯肇光撤职。
9月中旬，敌粤西桂东联剿指挥部纠集两个保安团及六县县警队2500余人，在当地反动民团配合下分三路合围我广宁四雍根据地。边工委决定主力转出外线开辟新区，留下以地方部队为主的260多人保卫四雍。钱兴主动请缨，担负留守任务。16日，东路之敌入侵四雍，钱兴率留守部队奋勇抗击，掩护边工委书记、边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梁嘉率主力转移。为拖住敌人，留守部队苦战数日，遭受较大的损失。其后，钱兴将被敌冲散的部队集中整顿，编为一个大队，由他兼任大队长、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四雍的反“清剿”斗争。29日，部队不意遭敌包围，当即分头突围。敌人采取封山、封江、并村围闸、五户联保、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等恶毒的手段，少数民兵“反水”，我40多名指战员和基本群众遭敌搜捕杀害，四雍游击队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为保存力量，钱兴于10月初令副大队长刘乃仁率骨干武装25人，转移到森鹰洞一带活动，自己和四雍区民主政府副主任伍学桢及三名警卫员留在四雍，担负统筹全局的责任。
刘乃仁带部队转移后，钱兴的处境更危险了。在敌人梳篦式的搜山中，他的三个警卫员，一个牺牲，一个受伤后转移，一个叛逃，伍学桢也遭敌搜捕杀害。钱兴在群众的帮助下，只身转到一个已废弃的金矿坑道隐藏了近一个月。11月中旬，钱兴找到怀东队的小队长吴凡，由吴护送他到怀集，以便跟在外线活动的部队及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不料，他俩在怀集县坳仔区仕儒村的山林中被国民党民团发现，钱兴在突围时不幸牺牲，时年39岁。
钱兴虽然不幸牺牲了，但是他的横县会议点燃了广西武装斗争的火炬。到1949年，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终于遍及广西各地，它对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大军解放全广西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钱兴胸怀大志，英勇地投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论环境如何困苦，斗争如何艰危，始终矢志不渝。曾与钱兴共事的人，对他的革命精神无不敬佩。其亲密战友、原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将军于1988年写诗对钱兴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南国多豪杰，
钱兴是英雄。
救亡擎旗手，
解放作先锋。
绥江埋忠骨，
千古令人崇。
钱兴的丰功伟绩，已经载入史册，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激励着亿万各族人民。
(蓝启渲江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