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玉林，又名安继章，号特达，１９１０年出生在河北省定县（现定州市）大瓦房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幼年失去生母，随继母生活。自幼喜爱读书，１９２８年考入河北省立第九中学。读书期间，他博览群书，寻找救国之路，接触了马列主义，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遂于１９３０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他关心国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学校当局的黑暗统治，为校方所不容，同年底被开除学籍。不久，安玉林转到基督教开办的保定同仁中学读书，党的组织关系也从定县地下党转到了保属特委。在此期间，安玉林阅读了大量革命书籍，更加坚定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他多次参加反对强制学生守礼、念经的学潮，要求言行、集会自由，并成立“同乡会”，亲任会长，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列主义。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迅猛掀起反帝高潮，安玉林和进步同学龙跃华等组织南下宣传队，从保定出发，沿京汉铁路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活动。同年１０月回校后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抗日会”。１１月，发动了反对学校当局的学潮，意欲夺取学校领导权，进步学生张学轲带头痛打了学校国民党委员田文卿。这次斗争声势浩大，震动极大，遭到敌人镇压，安玉林再次被开除学籍。
革命斗争考验和锻炼了安玉林的革命意志。根据保属特委指示，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安玉林回到定县农村继续从事党的活动。他在贫苦农民中间宣传革命思想，动员农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根据县委指示，发动了砖路、只东、支合等村庄农民进行抗租不给、抗债不还、抗捐不拿、抗税不交、借粮吃大户、抢麦抢秋等斗争。在定县南部还领导了刮小盐、淋小盐、打盐巡、抗官盐的盐民运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惊恐，加强了对共产党人的搜捕。为了保存力量，共产党及时采取对策，提出了利用合法职业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的措施。
１９３２年，安玉林受组织委派到砖路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他找到同学张学轲，动员在砖路行医的张学轲的父亲兼营榨油业，以开油坊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经多方努力，油坊在国民党“保安团”和“武装警察局”对面正式挂牌营业，雇工七八个人。安玉林从雇工中培养发展了多名党员，并组建了支部，砖路油坊成了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掩护和保护了很多革命同志。为了维持油坊的生存发展，安玉林卖掉自己的土地、财产，投入到油坊生产中，在油坊度过艰难之后，所得利润大部上交中共定县中心县委。
１９３３年春，中共定县中心县委遭到破坏，个别干部变节叛变，各级组织连受损伤，革命斗争陷入低潮。在异常严峻的形势下，安玉林的革命意志没有动摇，在油坊掩护下依然坚持地下斗争，为共产党的事业四处奔波。１９３４年７月，几经周折，与保属特委取得了联系。同年８月，安玉林与省委派来的直中特委成员李德中取得了联系，重新组建了中共定县中心委员会，安玉林任委员。遵照中心县委指示，他和张学轲经过艰苦的工作，恢复和建立了清风店、不落岗、砖路、只东、大杨庄等定县北部和西部七八个村庄的党支部或党小组。同年冬末，新的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安玉林到会并作了发言，确定了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方针。
安玉林继续利用油坊这个合法职业进行革命活动，不断壮大组织，发展党员，培养骨干，建立联络站、堡垒户。１９３５年，在定县北部组织领导了反恶霸、反黑暗、反贪污的合法斗争，动摇了地主豪绅把持政权的地位。
１９３６年初，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定县准备搞武装暴动迎接红军东渡黄河，安玉林从油坊中抽出资金购买了部分枪支。因红军撤回黄河以西，暴动没有举行，安玉林将所有枪支全部献给了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大队。
１９３７年麦收前，为适应当时形势和斗争需要，扩大党在各方面影响，鼓动群众，抵制日货，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安玉林利用群众集日、庙会等这一有利条件，进行宣传活动。１９３７年农历五月五日，安玉林利用砖路庙会之机，混入人群，亲自把油印的传单散发到学校和居民住宅区，又在人群密集的戏台下向人群高空散发传单，这些宣传活动对群众鼓舞很大。
安玉林在定县北部发展和壮大了党的组织，正是这些党组织和共产党人的积极活动，奋勇当先点燃了定县抗日的“星星之火”，并很快在冀中大地蔓延，发展成抗日斗争的燎原之势。
全面抗战开始后，安玉林关闭了砖路油坊，将全部机器设备献给了晋察冀第三分区。根据党中央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开始进行恢复与发展党组织、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项工作。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２日，日军占领定县城，党的组织被冲散，冀中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紧急关头，安玉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到唐县马庄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协助刘秀峰健全了县委组织，同时亲自制定了全县人民抗日斗争的方案。同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派王平、孙志远在阜平县亲切接见了他，并交待了组建抗日武装的新任务。
安玉林根据上级党组织的任务要求，开始与张学轲以大、小王耨为中心，在沙河两岸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大、小王耨位于定县城东南２０多公里，早在３０年代初期，党在定县的早期活动者孙志远等同志就在这里开展过各种斗争，群众觉悟较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安玉林首先成立抗日救援会，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发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为建立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打下了坚定的思想基础。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安玉林在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王平及省委鲁贲等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正式在定县东部大王妇镇宣告成立定县第一支抗日武装——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八支队，安玉林任政委。
为发展壮大这支抗日武装，安玉林不分白天、黑夜，踏遍沙河两岸几十个村镇，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并亲自带领队伍，收缴恶霸、盐商的武器，偷袭李亲顾、北高蓬、邵村等汉奸“维持会”，通过这样连续的行动，很快收缴各种枪２００多支。抗日武装士气大振、威名远扬，影响到周边各县，掀起了“有枪出枪，有人出人”的抗日救国热潮，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１５００多人，成为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在开展平原游击战中，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１９３８年根据晋察冀军区指示，第八支队合编到吕正操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第六团，安玉林任该团第三营营长。
１９３８年４月，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安玉林被调到任丘县任县委书记。任丘县地处冀中平原，位于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尽快开辟任丘抗日根据地，对冀中抗日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任丘县中共地方组织自１９３５年遭敌破坏后，至１９３８年２月日寇占领任丘县，虽有党的活动，但各级党组织一直未得到完全恢复，党的干部又很少。安玉林始终坚持自己的革命信条：“艰苦的工作只能吓倒贪生怕死的可怜虫，而决不会吓倒真正的共产党人。”他到任后，和同志们一起同心协力，经过大量艰苦细致、谨慎的工作，正式建立了抗战爆发后第一个县委会，并相继成立了县政府、县抗日游击基干大队和工会、农会、青会、妇会等抗日组织和团体，并慎重地在全县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使７０％的村庄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开展抓汉奸、破坏交通等活动。
１９３８年９月至１０月间，安玉林亲自组织开办了农民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很快培训出一大批抗日骨干，对全县干部队伍的迅速成长、群众团体的巩固以及充实加强区、村组织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３９年，日寇对任丘进行春季大“扫荡”，先后在全县重要村镇设立２０多个据点。安玉林率领县委机关转移到农村，建立了区游击队，成立手枪队，开始游击抗战和流动办公。安玉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品质和为革命事业无私奋斗的精神，深深鼓舞着同志们，县委形成了一个坚强的堡垒，在暴风骤雨中岿然屹立。１９３９年９月在冀中区党委召开的党代会上，安玉林光荣地被选为第三分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
１９４０年５月，安玉林受冀中区党委委派赴延安学习。骑马过山西同蒲线时，由于叛徒的告密，遭敌突然袭击，深夜中连人带马摔进封锁沟，被马踏伤胃部，口吐鲜血，昏迷在沟内。虽经组织抢救，免于一死，但胃膜被马踏伤，从此得了胃膜溃疡。抵延安后，带病入马列学院学习，聆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同志的教导。１９４２年２月转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安玉林胸怀大志，暗下决心，决不辜负党的培养，如饥似渴地学习，欲更大贡献于国家。每当病情发作，他总是用左手使劲按住胃部，坚持学习。在延安期间，安玉林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光荣地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军投降后，安玉林离延安返冀中工作，任第九分区地委副书记。在胃病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始终坚持繁重的革命工作，转战第九分区地委所属各县深入基层工作。鉴于他胃病时常发作，组织上多次提出要他休息住院治疗和在生活上给予照顾，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和同志们吃住在一起，从不搞特殊。他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的生命只要存在一天，就要抓紧这一天的时间为党的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１９４６年春，安玉林调任冀中公安局副局长，在公安工作中紧密配合解放战争进行清算复仇，果断地镇压汉奸、土匪、反革命分子。１９４７年２月，安玉林积劳成疾，胃病急剧恶化，经组织再三劝说，于４月３０日住进冀中和平医院。经多方治疗无效，５月５日下午１时，安玉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３７岁。
安玉林年未弱冠而投身革命，志存高远，能力非凡，以一介书生在险恶的环境里劈荆斩棘，开创农村敌后根据地；他早年舍去富裕的家庭生活，寻找救国之路，信仰坚定，在任何艰险的环境下始终坚持共产党的事业；他公而无私，为共产党和人民的事业耗尽了生命，其英年早逝，是冀中人民一个重大损失。第九分区地委为他敬送了“人民忠实的战士”的挽联，以慰英灵。１９４８年８月，为怀念安玉林烈士的革命业绩，当时的定县人民政府代表全县人民的愿望，在安玉林烈士墓前敬立纪念碑一座，碑文以“永垂不朽”为题，铭刻了安玉林烈士革命战斗的一生。
（尹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