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生，又名余四海，1903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泥汊区十里墩乡吕巷村。1915年，他小学毕业后，考入安庆第一农业学校。1922年秋，他考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靠勤工俭学和岳父的接济修满学业。上学期间，正是国共合作之时，他读孙中山著作，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由同学介绍，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1926年，他大学毕业后，怀着实业救国的热情，曾三次到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农业部，请求安排工作，然而均被拒之门外。他愤然离开北京，回到故乡。吕惠生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与一些有识之士结为挚友，成为无为县“新派”人物的活跃分子。
1927年3月，北伐军第七军第三师途经无为。当地掀起了革命高潮，以左派为主的国民党县党部正式成立，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也组织起来。胡竺冰、吕惠生等五人被推举出来组织成行政委员会，行使县政府的职权。北伐军走后第二天，当地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发动了武装政变，通缉和逮捕左派人士。吕惠生在腥风血雨中潜身外逃。此后，他当过师范教师、中学校长。1929年10月，共产党人刘仿鼎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无为筹集资金，创办了“濡江书店”，吕惠生出任董事长。1932年后，他先后任教于贵池县乡村师范和宿州乡师，自动脱离了国民党，洁身自好，成为刚直不阿、富于正义感的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迅速蔓延到大江南北。吕惠生忧心如焚，自问：“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候，我能不尽心竭力担负起人民一分子的历史使命吗?”他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8月，他登门拜访刚从苏州监狱获释的共产党人张凯帆、胡德荣(1938年先后任中共无为县委书记)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张云逸组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粮弹皆缺，吕惠生毅然以地方名士的身份，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筹划募捐，先后为新四军筹集稻谷400余担、大洋上千元。张云逸在亲手写给吕惠生的一封感谢信中说：“我游击纵队刚组建，却得到你这位地方领袖的鼎力支援，其功在民族，在国家。望携手抗日，救国为民，齐驱日寇出国土”。吕惠生和抗日子弟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便欣然书联抒怀：
八千里路江山，方共策同筹，收拾平章臻上理。
四百亿兆意志，看磨金炼铁，开张挞伐靖群妖。
1939年，他担任《无为日报》社社长兼主编。这年底，新四军内部处决一名贪污腐化的干部，国民党当局右派分子大做文章，攻击诽谤共产党、新四军。无为县城内一批反动官吏和豪绅连夜炮制了一篇文章，用最肮脏、最卑鄙的语言恶毒攻击共产党和新四军，强令吕惠生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全文登载。吕惠生为了伸张正义，维护共产党、新四军在人民中的光辉形象，揭露这批小丑的卑劣行为，愤然挥笔在这篇文章上加了一段按语：“古今中外，文武官吏，贪污腐化，营私舞弊者罄竹难书!若详为录其罪行，非车载斗量不可，超过××罪行的，岂止千万耶?然而唯有新四军，能有如此严明的纪律，不管对人民功劳多大，地位多高，一旦犯法，罪不能容。这是史无前例的!读者可以从中悉其真理，如国家今后能依此为范例，委实大快人心啊!”报纸一发表，人民群众称赞新四军纪律严明，是亘古未有的钢铁军队。吕惠生积极从事抗日的活动，被无为县国民党顽固派列入黑名单，蓄意谋害。1940年2月，无为地区的反动当局勾结地主武装，向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驻地四明山突然袭击的同时，并下令秘密逮捕吕惠生。吕惠生获悉后，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化装成菜农，担着粪桶，借助晨雾掩护，带领全家投奔新四军江北游击队，受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在张云逸专门为他组织的欢迎会上，吕惠生说：“这是我到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好机会，也更加坚定了我走革命的武装斗争之路。”
吕惠生参加革命队伍后，被分配在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做宣传工作。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以革命军人标准要求自己。他身着灰色粗布衣，脚穿自己编制的麻绳草鞋，深入连队，同战士一起行军打仗。脚被磨破了，同志们心疼地要他脱掉草鞋，送给他一双布鞋，他笑哈哈地说：“我决心将草鞋穿到终身，才算思想在换，立场在变。”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脚磨破了，真的不痛吗?不!脚磨破了，这只是我为革命开始流出的第一滴血，只要革命需要，我要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艰苦的战争年月里，吕惠生同战士一样，转战南北，同甘共苦，风餐露宿。在行军路上，在练兵场上，他向战士、干部讲述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军民抗日斗争的前途，讲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讲中国古代进步的军事家、政治家治军治国的故事。他那渊博的知识，通俗的语言，生动而形象的比喻，常常引起指战员的热烈掌声。他讲述自己接触到的一位战士，这位战士是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他不怕艰险，在战斗中为掩护全班突围，自己用一只手堵住流血不止的伤口，一只手甩手榴弹，终于只身消灭攻上来的六名敌人。他很佩服这位战士：“我发现这位普普通通的战士，他的形象如此高大，他的信念如此坚定。我也是一名游击队战士，可是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狭隘，和他相比，差距太远了，我应向他好好学习，做一名合格的普通一兵。”
不久，国民党反共顽固军挑起反共摩擦，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令游击队撤至淮南。吕惠生和夫人沈自芳带着四个孩子随军行动。长女12岁，幼女仅四岁，行军打仗，征途艰难，有时昼伏夜行，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大人还能熬得住，小孩饿了、渴了，闹着要吃要喝。在艰苦的环境里，吕惠生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全家，已委托全部生命于革命，革命进，则我家存，革命败，败我家亡，已是铁的事实，我何考虑?!”在他的培养下，这些孩子年纪小，成熟快，小小年纪就能离开父母参加革命，三儿仅八岁就参加了新四军第七师大江剧团。
1940年6月，新四军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任命吕惠生为文教科长；不久，调任仪征县县长。在仪征工作的几个月时间，他备尝艰辛。当时根据地刚开辟，日、伪经常“清乡”和“扫荡”，他带着不足十人的县机关，随游击队经常转移住宿地点。有时一个晚上要移二三次驻地。尽管战斗频繁，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他仍然坚持深入乡、镇发动群众，建立乡、村政权，发展生产，征粮筹款，解决军需民食。他重视解决贫苦农民的实际困难，敢于为群众说话撑腰。当他要调离仪征的消息传来，许多群众热泪盈眶，与他依依惜别。
1941年春，皖中大地正是莺飞草长、桃红柳绿的时光。为开辟皖中抗日根据地，吕惠生调任无为县县长，负责组建抗日民主政府。回无为前，他在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受到代军长陈毅的接见。在亲切交谈中，陈毅说：“皖中这个地盘很重要，组织上要你去当县长，对头。无为素称鱼米之乡，以后新四军肚子饿了，没啥子吃的，就得向你要。”临行时，陈毅赠给他一支德国造手枪。后来，皖中行政公署(后改为皖江行政公署)成立，吕惠生任行政公署主任兼皖江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员。1943年12月，由张恺帆、周新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要把革命事业做好，革命事业就是生命。”
皖江根据地东起江浦，西迄宿松，南接黄山，北至巢湖，括及30个县的大部分地区，面积15万平方公里，人口180余万。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19块根据地之一。行政公署担负着头绪繁杂的政务，从减租减息到武装民众，从组建自卫军到率领打仗，从财政经济到文教卫生，从发展生产到支援新四军，吕惠生无不恪尽其职。他时而一身戎装，腰插手枪，带领自卫军配合新四军打仗；时而轻装简从，头戴斗笠，身着布褂，穿着麻草鞋下乡。吕惠生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交结了不少战士和农民朋友。战士称他是“穿麻草鞋的司令员”，农民则亲呢地称他为“泥腿子专员”。他重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经常和地方上一些知名人士交谈，同金稚石、叶玑珩、金笑农、王试之等人共商皖江抗日和建设大计。
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他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一件大事来做，亲自勘察、规划无为县境内的三闸工程方案，草拟蓝图。工程竣工后，受益农田近十万亩。群众无不颂扬民主政府的功绩，称赞吕惠生为人民兴利除害的优良品德。吕惠生还成功地领导了皖江根据地最大的水利工程——黄丝滩江堤修建工程。在吕惠生率领下，21万(人次)民工，在日军飞机轰炸、国民党反动军队经常侵袭的战争环境里，奋战211天，终于筑成一条长12公里，宽12丈、高24丈的沿江大堤。施工中，他亲自参与测绘，设计图纸，与民工一起挖土、挑担、打夯、为大堤建设立了功劳。这条大堤的建成，使舒城、无为、巢县、含山、和县、庐江、肥东、合肥等七县一市300余万人民和400万亩农田免遭水患。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这项工程胜利竣工的消息，赞扬抗日民主政府的出色工作。为了表彰吕惠生在这一工程中的杰出贡献，皖江根据地的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将黄丝滩堤命名为“惠生堤”，给予他以崇高的荣誉。时至今日，这条惠生堤仍然是七县一市的屏障。
吕惠生作为皖江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员，经常带领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新四军第七师开展武装斗争，发挥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1943年11月28日，他在民兵干部会上，对组建民兵作了见解精辟的讲话。他说：“民兵，地方性的武装，与纯粹的兵有区别，与纯粹的民有区别。他是民又是兵，寓兵于民，寓兵于农。民兵是民众自己的武装，不是私人的工具，民兵是民族的孝子贤生，是民众中的优秀男女，是第一等公民。”他从行署和县常备武装分队抽调干部组织民兵军事训练，不断提高民兵维护社会治安和配合主力作战的能力。他也曾一身戎装，巡视新四军第七师主力前沿阵地。1944年，皖江我军仍处在日、伪、顽军夹击的环境中。在新四军第七师主力反击日、伪、顽军三次进犯的作战期间，吕惠生率领地方武装、民兵，并发动群众，进行积极地配合。7月，国民党李品仙顽部军以四个营2000余人的兵力，突然进犯根据地。吕惠生得此敌情，一面电告新四军第七师主力部队，一面指挥自卫军和民兵，于无为县境内的严家桥、尚礼岗、石涧镇等地阻击顽军，激战三日，同七师主力一起，击毙与杀伤敌1000余人，缴获各种炮四门，轻重机枪23挺，长短枪700多支和子弹20余箱。
吕惠生为人民呕心沥血，政绩斐然。但他却时时从严要求自己。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深深知道，我是不够格来担任这么一个名义与职务的……因此，三更灯火五更鸡，累断命根也不迟疑了。生命只是一条在此，干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新四军七师和皖江行政公署于9月奉命北撤。途中，吕惠生与日伪无为县长、大汉奸胡振纲的部下遭遇，不幸被捕。民族败类胡振纲抓到吕惠生欣喜若狂，急于押送南京向国民党反动派邀功。国民党反动派对吕惠生威胁利诱，他宁死不屈。在法庭上，敌人问道：“你不怕死吗?”吕惠生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可以问问，共产党人有几个怕死的?!”敌人喊道：“马上枪毙你!”吕惠生冷冷地回道：“那好，现在就请吧!”说罢，就往外走。
敌人黔驴技穷，对坚贞不屈的吕惠生下了毒手。
1945年11月13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将吕惠生和新四军七师一位参谋暗害于南京市郊外六浪桥畔。
(蒋克祚王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