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原名王学善，曾用名老金、罗文，1912年10月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耿家山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时，母亲去世，家中生活更加艰难。年幼的王文便常跟着父兄上山割草、拾柴、剜菜，苦度时日。
王文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看到别人的孩子上学，他也很想去读书。怎奈家贫如洗，刘家山村的耿如才是王文父亲的好友，他见王文既灵透，又勤奋，便慷慨解囊相助。于是，王文在9岁那年上了学。
1926年春，王文考入绥德县立高等学校，越级插班学习高小功课。1927年春，又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大革命时期陕北革命活动的中心，培养了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在这所学校里，王文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接受了党的教育，开始学习马列主义，进步很快，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8月4日，师范学校被驻守绥德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包围并查封。正在绥西一带宣传组织农民协会的王文，听到这一消息后，与大家商量决定暂时回家乡宣传革命。
1930年初，王文经李景林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王文回到了自己的启蒙学校——刘家山小学任教。他以教学作掩护，热情地宣传革命，激励学生的革命精神。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入校学习，他还时常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一些钱，接济贫苦的同学，因此深得学校师生的拥护。
后不久，王文被派往农村进行革命活动。他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在他的启发教育下，不少青年都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王文的胞兄王学占、胞弟王学思、胞妹王金秀，堂兄王学忠、王学成、舅父王生源以及他的许多同学都积极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王文很快成长为党的一名优秀干部。1935年5月3日，在中共绥德县委的领导下，召开了全县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苏维埃县政府，李万春(罗武)当选为主席，王文、贺志国当选为副主席。同年冬，王文担任了中共绥德县委书记，李仍任绥德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王文改名为罗文。他和李万春密切协作，使革命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2月，中央工农红军准备突破黄河东进抗日，但渡口的船只全被国民党所控制。党组织把备船的艰巨任务交给了王文。他受命后，带着几个同志翻山越岭，迅速赶到黄河岸边。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发动群众找到了部分造船民工和船夫，群策群力，筹料造船。经过日夜突击，终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赶造了7只船，为先遣队渡过黄河创造了条件。
当时，汤恩伯的国民党第十三军从山西西渡黄河，妄想一举扼杀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敌军“围剿”，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党政机关人员和红军有计划地后撤，同时成立了陕北东地区党委和政府、绥德中心县委等机构，负责领导转入地下活动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进行反“围剿”斗争。王文这时担任了陕北东地区工委书记兼吴堡县委书记。当时在吴堡县红军领导成员中，因受“左”倾思想影响，面对强大的敌军提出硬拼蛮干的口号，使当地的党组织和武装遭到严重损失。王文到吴堡后，立即召开了各种会议，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指明蛮干硬拼的危害，要求暂时退让、保存实力，挽回了危局，使红军武装顺利地撤出了包围圈。
1937年，王文调任米脂中心县委书记。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他冒险只身到国民党统治区跟国民党专员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对方故意刁难，提出了20多个问题。王文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讲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目的，讲到联合抗日的伟大意义。对他们的无理质问一一作了解答，使与会的各界人士心悦诚服，有力地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会后，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与此同时，他又组织了工作队深入乡村，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和阶层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不久，他又领导成立了抗日后援会，并号召米脂人民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鼓励青年人参军，以实际行动抗日救国。王文在米脂工作短短几个月，很快打开了全县的工作局面，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抗日热潮。
1938年，王文和霍士廉、苏杰等50多名干部，由郭洪涛率领奔赴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一路上，他们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于5月胜利到达山东。王文被中共山东省委分配到胶东任特委书记。
这时，原胶东特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理琪刚刚在雷神庙战斗中牺牲，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部已西下蓬(莱)黄(县)掖(县)与掖县起义的第三支队会师，创建了蓬黄掖根据地。王文到达胶东后，首先听取了特委的汇报，随后与特委其他成员一起，根据斗争形势，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胶东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
1938年8月，省委决定成立中共胶东区党委，王文任书记。不久，他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亲赴掖县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郑耀南领导的掖县第三支队合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所部编为6个团。同时，建立健全了武装部队司令部、政治部，胶东区党委机关分开办公。区党委下设军事部，负责指导各县地方武装的发展和建设。经过以王文为首的区党委一段时间的努力，使胶东抗日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发展，使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并建立了以蓬黄掖三县抗日民主政权为基础的胶东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创建了北海银行，胶东抗日斗争形势大好。
1940年9月，中共山东分局派林浩任胶东区党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书记，王文改任区党委副书记。
1941年3月，山东纵队第五旅、第三旅独立团和第五支队分东西两个战场，发起了强大的反击“反八联军”战役，王文率领第五支队在东海区战场歼灭敌丁渤庭、陈昱、苗战奎等部千余人；第五旅及独立团在西线栖霞东部的唐家泊、桃村等地歼灭敌蔡晋康部千余人。我东西两路部队会师桃村，当即南下海莱，将南窜的伪顽赵保原一部包围在吉格庄。这一战役，彻底摧垮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组成的所谓“反八联军”。这是王文担任第五支队政委后指挥部队打的一个漂亮仗。
1942年7月，胶东行政公署正式成立，王文任主任兼胶东军区副政委。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军和伪军对我胶东根据地发动了多次大规模“拉网”扫荡。他们采取了所谓“铁壁合围”、“分进合击”、“对角清剿”等战术，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使胶东大地处于血与火的洗劫之中。
面对残酷的斗争现实，王文同区党委和行署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由东至西，从南到北，不避艰险，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拆桥破路，开展麻雀战，地雷战，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斗争。为粉碎敌人的“扫荡”和封锁，还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千方百计地减轻人民的痛苦和经济困难。经过一年多艰苦的斗争，胶东军民终于闯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保卫了胶东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新的贡献。
王文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具有坚强的党性。他关心同志，爱护群众，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严格地执行党的政策，始终视党的政策如生命。早在1935年，他在绥德工作期间，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党内出现了滥抓“AB团”的严重错误。有一天，上级来人把县团委的一个青年干事吊起来，当成“AB团”分子拷打。王文知道后，立即和李万春一起去营救这个青年。他亲自放下这个小同志，给他松了绑，并向上级来人说明这个小同志决不是什么“AB团”分子，情愿拿自己的生命作保。后来的事实证明，党内根本就不存在什么“AB团”。
1937年秋，上级为了照顾王文，给他备了一匹马，但他自己很少骑，而是经常给需要用马的同志用。有一次，他因公外出路过家乡时，看到一位老太太在路上吃力地走着，王文便把马牵到老太太跟前，扶老人上了马，自己牵马而行，一直把老太太送回家。
1938年，王文刚调到胶东不久，去看娃娃剧团的演出。他来到孩子们中间，询问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当有的孩子问他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时，他鼓励孩子们说：“你们这些小鬼，要好好学习，不断进步，什么时候你们忘掉了自己，把一切全部献给革命和人民，你们就会成为共产党员了。”
在1941年“肃反”斗争中，王文向主管锄奸工作的仲曦东郑重指出：“关于政治案件的处理，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轻信口供，更不能搞逼供。稍一不慎，稍一轻率，就会误伤同志，这已是红军肃反的经验教训……必须重证据。”在他的坚持下，全部案件得到重新审理，许多同志幸免于难。
王文担任胶东行政公署主任期间，一再强调把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放在第一位，用人民的武装，保卫人民的利益；要处理好军队与地方、干部与群众、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他说：我们要爱护根据地，首先要大大地减轻人民的负担，遵守群众纪律，保护人民利益，并为人民谋取利益。他在1942年亲手拟定的《一年来财政经济工作检讨》提纲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生产利益要与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要照顾自己，照顾人民，今天尤应强调的是照顾人民。”他的提议得到各级党委的支持，受到胶东人民的一致拥护，成了胶东党政军民战胜敌人，发展自己的力量源泉。
1942年，由于战斗的频繁和生活的艰苦，本来就患有胃病的王文又染上了肺病。疾病的严重折磨，使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而且时常吐血，脸颊日益憔悴，身体逐渐消瘦。但他那为党忘我工作的精神却丝毫没有减弱。他的爱人和同志们都劝他好好休息，他总是笑着说：“我只有很好的工作，才能减轻病痛啊!”从陕北一起来胶东，跟随王文5年之久的警卫员白光深情地说：“王主任白天到各部队、机关去检查工作，连饭都顾不上吃，有时，经常是边吃边谈。晚上回来看文件、写总结，往往通霄达旦不休息。他和身体是为革命累垮的啊!”
艰苦的斗争，繁重的工作和极差的生活条件，致使王文的病情越来越重。吐血的次数和数量都在增多，但他仍然坚持工作，直到他病情日趋恶化。在组织的一再催促下，王文才去住院治疗。
住院期间，王文时刻关心着党的工作和群众的生活，时常请有关干部到床前谈工作，了解情况，处理问题。他的身体虚弱，急需营养，可他从不要额外照顾。他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每一文钱、每一粒粮食，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要轻易浪费。”
1943年10月，王文的病情更加恶化。行署机关的同志自动募捐了595元，送他补养身体，他感到盛情难却，当时就收下了，随后，他又凑足60元，捐献给泰山灾区难民。
王文预感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时，便把爱人和身边的守护人员叫到床前说：“如果我死了，不要惊动家里人，更不要给组织增添麻烦。”11月16日，王文不幸病逝。
王文病逝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44年5月16日，胶东党政军民代表千余人，隆重举行了王文烈士追悼会。许世友、吴克华等领导同志发表了悼念文章。许世友在悼念文章里说：“王文同志是胶东抗战军民的领导者，是党的优秀干部，是我最敬爱的战友。……他确是胶东八百万群众所敬仰爱戴的英明领导者。”
1945年10月10日，王文的灵柩迁往胶东抗日烈士陵园安葬。沿途群众挥泪迎送，泣不成声。
(张升善王树才张思衍鲁于林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