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坚白，原名懋铨，曾用名谷生，1911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现常州市)一个城市贫民之家。是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的五弟。6岁时，母亲因贫病交加自杀身亡，父亲又远走他乡谋生。瞿坚白不得不在舅舅家住几天再到姑母家住几天，在亲友的拉扯下长大。
1920年，年仅9岁的瞿坚白跟随比他年长11岁的姐姐瞿轶群去杭州投奔在那里谋生的伯父瞿世琥。可是此时的瞿世琥由于官场上的失意和生意上的失败，家道已经中落，经济上很窘困。但伯父仍然千方百计送侄子到杭州志诚小学读书。1928年，瞿坚白小学毕业，尽管学习成绩优秀，但此时伯父的经济情况再不能允许他升入中学。因此，他在16岁时就走向社会去闯荡人生。他先是帮人抄写文字，后来又到当地民众教育馆内作些杂役，虽然收入微薄，但却受到了社会的陶冶，他聪颖的天资得到充分的施展。他学会了唱京剧，学会了写文章，写出的戏评，不断见诸于当地报端。此时，他的胞兄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鲁迅先生的挚友。瞿坚白为了避免暴露与瞿秋白之间的兄弟关系而遭国民党无端的迫害，他的文章都用化名瞿谷生发表，后来干脆改名瞿谷生。
1931年，瞿坚白随友人徐肇宗离开杭州，先后到淳安、嘉善、镇海等县教育局当事务员。
瞿坚白虽然沉默寡言，但爱憎分明，原则性强。当时国民党的县党部操纵着地方教育的行政权，由一些无知识的党棍出任学校校长，他对此极为不满，往往投之以白眼。由于这些人不学无术，讲起话来东拉西扯，不但逻辑性差，有时庸俗不堪，所以被他讥之为“卖狗皮膏药的家伙”。
瞿坚白政治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一个时期，县教育局每逢星期一都要举行一次“总理纪念日”，这些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人，借纪念总理之名，兜售他们的反革命理论，因此，瞿坚白很少参加，后来一次也不参加了。在镇海县教育局工作时，国民党当局曾强令凡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一律集体加入国民党，瞿坚白以卑微之职硬开顶风船，宁可丢掉饭碗也不加入国民党，有些好心人怕他吃亏，劝说他，但他凛然正气，决不苟同。
1935年6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瞿坚白在办公室内从报纸上突然看到这一消息后，极为悲痛和愤怒。他回到宿舍关起门来痛哭一场，几天不思茶饭。从此以后，他更加少言寡语，态度沉静。他暗暗下定决心，要继承哥哥遗志，参加革命队伍，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浙江省国民党政府在丽水县碧湖办了一个“政治工作训练团”，培训战时地方行政干部，瞿坚白以为参加该训练团是参加抗日的途径，即毅然辞掉镇海县教育局工作，去参加了训练团。但入训后不久，发现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抗日的诚意，使他大失所望。在一个静静的黑夜，他悄然离开了碧湖训练团，历经艰辛辗转到了武汉，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驻武汉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徐特立接见了他。当徐老得知他是先烈瞿秋白之弟时，感叹不已，热情接待，并亲自写信介绍他去延安。于是，他历经险阻到了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转抗日军政大学深造。
瞿坚白从抗大毕业后，积极请求到前线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组织上根据他的意愿，将他分配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太行区第六专员公署调查研究室工作。机关设在河北省武安县庙上一带，是太行革命根据地的边沿区。这里崇山峻岭，土地少而贫瘠，农民们生产方式落后，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难生活，由于敌人的封锁，几天吃不上盐是经常的事。瞿坚白在这样的环境中与人民同甘共苦共患难。他下去调查时吃住在群众家里，与群众亲如一家。当他初到第六专署所属前后仙灵村时，发现东边和北边的山坡上有着不少枝繁叶茂的桑树，有的郁郁葱葱已成片林。他了解到当地群众只对幼桑进行整形，两年以后砍下，做成桑皕(当地打场用的一种农具)卖钱。瞿坚白觉得这很可惜，他便向专署领导请示，得到同意后，通过所能利用的渠道，从江南水乡弄来不少蚕种，第二年春天教群众利用桑叶养蚕。为此，他吃住在前后仙灵村，跑遍了家家户户。他既是专署工作人员，又是养蚕技术人员。从幼蚕到四次脱皮直至成茧这一生产全过程，他都精心教授，亲自动手。第一年两个山村就生产了大批蚕茧。瞿坚白又与外贸部门联系，把蚕茧销往外地，换回了粮食、盐和日用品，老百姓大受其益，不仅改善了生活，而且增强了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力量。为此《新华日报》(太行版)进行了报道，瞿坚白也受到专署的表扬。
瞿坚白在传授养蚕过程中发现这一带农民中有两种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一是妇女还残存着裹脚的陋习。小女孩从10岁左右便开始裹脚，这无异是对妇女上了脚镣，反映了我国山区农村的落后，这怎能适应抗战的形势?因此瞿坚白建议政府坚决废除这种野蛮的封建恶习，不准再给少女裹脚，妇女立即去掉裹脚布，解放双脚。瞿坚白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大力抨击裹脚的罪恶，呼吁广大妇女勇敢放脚，投入到抗日的伟大斗争中去。并首先在前后仙灵村掀起放脚运动，200多名青年妇女坚决不裹脚，并影响周围十余村，逐步遍及解放区。另一种现象是山区人民识字少，90%以上的成年人是文盲。为了唤醒民众，他利用晚上时间在两村办起夜校，自编了一套识字课本并油印出来，集中两个村的青壮年在夜校学习，他特别动员妇女参加，使妇女提高觉悟，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经过他的努力，经过两个秋冬的夜校学习，80%的男女青壮年摘掉了文盲帽子，有不少人能读书看报，并懂得了革命道理，有的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在武汉中央民族学院当处长的张立业，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启蒙老师瞿坚白。
1943年的5月上旬，瞿坚白回专署汇报工作。中旬，日军对根据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况且专署文职人员较多，被迫撤到与山西省交界的管陶川一带与敌周旋。瞿坚白和武安县政府的4名工作人员隐蔽在柏草坪村西的天井沟里一块高地上。5月14日中午他们不幸与日军遭遇，日军见他们人少力单，狂叫着要抓活的。瞿坚白他们依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用早已堆在身边的鹅卵石向爬上来的敌人猛砸下去，使得敌人不能靠近他们。当有两个日军被砸伤后，日军命翻译向他们喊话，劝他们投降，争取皇军宽大处理，还能得到奖赏。瞿坚白高声对日军喊道：“太平洋战争已爆发二年，日军遭到惨败，侵略者的末日即将来临!”日军恼羞成怒，即用掷弹筒向高地轰击，瞿坚白等奋力向日军掷卵石，直至全部壮烈牺牲。
当前后仙灵村的群众得知瞿坚白等牺牲的噩耗后，十分悲痛。一位老士绅在报上撰文说：“贤者不畏自身其死，而忧其国之衰，坚白先烈斯人也”。《新华日报》(华北版)也为瞿坚白之死发专文哀悼：“5月14日路经武安柏草坪的敌人，乘雨突然将附近天井包围进行搜山，六专署职员瞿坚白、武安县政府王泉礼等人坚决突围，壮烈牺牲。”“本报特约通讯员瞿坚白同志不幸在这次反扫荡中殉难，他是革命先烈瞿秋白之弟，四零年即主动担任本报通讯工作，采写极为勤谨，并不时搜集群众对党的要求与意见，随时转告，此次牺牲，实堪悼惜!”
全国解放后，武安县兴建烈士陵园，瞿坚白烈士遗骨被安葬于园内苍松翠柏和鲜花丛中，供人民瞻仰。
(郭金林孔祥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