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鸿化，1909年出生在陕西省高陵县官家寺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聪慧，深得乡邻的称赞和父母的宠爱。7岁被送入本县东关一所教会小学。他勤奋读书，年年终考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小学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三原县县立中学。
1925年，袁鸿化已是中学二年级学生。时值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全国形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袁鸿化积极参加了三原县学生示威大游行。由此，他的思想受到了革命的启迪，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开端。他组织了青年进步组织——青年社，并任青年社社长。青年社的任务是组织校内外青年开展读书活动，传播进步思想。不久，袁鸿化被选为学生会总务(即主席)，1926年12月加入共青团，受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派，返回原籍高陵县从事农民运动。他在县城周围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土豪劣绅残酷掠夺农民的斗争。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工农运动蓬勃高涨之际，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改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骨干。在白色恐怖下，袁鸿化没有被吓倒，反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高陵县农会主席。是年7月15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政府也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袁鸿化秘密组织了农民自卫军，领导农民进行分田地、斗地主的土地革命。他率领农民自卫军与地主民团武装，进行多次战斗，捍卫和巩固了红色政权。
1931年党派袁鸿化潜入杨虎城骑兵团做兵运工作。当时杨虎城任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师长、第十七路军总司令，正在参加蒋、阎、冯混战。由于袁鸿化的努力工作，有力牵制了骑兵团参加军阀之间的混战，并为以后杨虎城部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了相当作用。
1933年袁鸿化又转到泾阳、淳化一带领导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转战于汉中地区。这时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陕南宁强县任县委书记的袁鸿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他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又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所以参加红军后，即任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干事，不久任宣传部副部长。他亲手编印了《红光报》、《捷报》，使红军走到哪里，党的方针政策就宣传到那里。他当时油印的《共产党宣言》，后来被称为“稀世之宝”。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共同北上，爬雪山、过草地，到达包座。但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使红四方面军又返回到四川。红四方面军苦战半年，损失惨重。张国焘被迫宣布再次北上。在第二次过草地时，由于恶劣的气候和极度缺乏营养，袁鸿化的双腿生满了疮，黄水流淌，其痒难忍。当时红军既无粮食，又无药品。当走到草地时，天气闷热，空气潮湿，他腿上的疮开始溃烂。剧烈的疼痛使袁鸿化走路都相当吃力，何况走的又是烂泥潭。同志们要抬他，他坚决不肯，装作轻松的样子说：“我这是皮肉之伤，骨头还没事。”他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过草地，经受了严峻考验。他的坚强意志，给予同志们极大的鼓舞。当部队艰难地走出草地时，同志们惊奇地看到步履蹒跚的袁鸿化身上背负了几十斤重的物品，肩上还替小战士扛着3支步枪。
1935年9月，袁鸿化编写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冀东自治”的多幕话剧《丰台的炮声》，并组织红军宣传队排演。红军戏剧舞蹈家李佰钊观看后称赞说：“这几幕话剧写得好，队员们也演得好。”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袁鸿化任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37年2月调任援西军教导团政委、援西军随营学校政委。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赴抗日前线。袁鸿化任师教导团政治处主任。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区后，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刘、邓首长决定组建随营学校，任命易良品为校长，袁鸿化为政委，这一武一文，相辅相成，随营学校迅速组建起来。各部队选调1000多名学员，校址设在山西黎城县窑村一带。抗战爆发前，袁鸿化曾任援西军随营学校政委，具有办学经验。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战斗相结合的办校方针，两年多时间，为部队培养了近万名军事政治干部。他还率随营学校学员参加三八五旅七七一团消灭游杂武装的战斗，为创立冀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1940年2月袁鸿化调北方局党校学习，任党校第一大队支部书记。他为人坦诚，学识丰富，待人亲切，关心同志，在党校师生中颇受赞誉，同时也赢得了女学员周雅的爱情，并于毕业时结婚。
同年6月党校毕业后，袁鸿化被任命为冀南军区新四旅政治部主任。不久，新四旅奉命援助新四军，部队经过半个月日夜不停的急行军，赶到鲁南地区后，又接到命令，暂留鲁南坚持斗争。此时，冀南的形势更加恶化，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连续“扫荡”，疯狂推行“三光”政策。1941年8月，新四旅又调回冀南，投入残酷的反“扫荡”战斗。
日军为彻底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不断地改变“扫荡”战术，并从平汉线、津浦线抽调了3000余兵力对新四旅及第一、三、四分区进行连续“扫荡”，从10月到年底，敌人500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5次，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达半月之久。从12月4日至1942年1月8日35天内，敌人对新四旅进行了7次袭击。袁鸿化率部与敌周旋，有时一夜数次转换驻地，使袭击之敌扑空，然后寻机歼灭敌人。
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下，袁鸿化更加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利用一切战斗间隙了解和解决部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教育干部战士坚定胜利的信心。1941年1月3日，他向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递交了一份4500余字的部队政治工作报告。他从部队的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干部队伍的建设、部队的战斗力、部队的战术训练、军事训练等方面详细进行了总结论述。报告写得条理清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很有现实意义，受到刘、邓首长的赞扬，并批转各部队参考。他还特别重视党的抗战文艺工作，从抗大调进五六名文化水平高和有一定艺术修养的同志担任旅宣传队——铁流剧团的领导。他组织剧团演出《要钱要命》等节目，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1942年春，在冀南军区文艺汇演大会上，铁流剧团被评为汇演第一名。
1942年是抗日战争也是冀南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4月29日这一天，日军在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下，纠集了3万余兵力分两路以突袭方式，分别将冀南党政机关以及新七旅和第四分区党政机关以及新四旅团团围住。这次“扫荡”是日军精心布署的一次“铁壁合围”。袁鸿化和新四旅官兵们由邱县摇鞍镇向贺伍庄方向展开了英勇的突围战斗。当时袁鸿化正重病在身，高烧40度，但面对严重的敌情，他全然不顾个人的身体，将电台密码用布包好背在身上，骑马率领第十一团向敌人冲杀过去。他告诉警卫员说：“我倒下了，不要管我，赶快背上这个包袱往外冲。”部队终于冲出敌包围圈。袁鸿化因带病指挥，他的马落在队伍后面，警卫员也与他失散了。当冲杀到一块麦田时，袁鸿化的马突然中弹倒下，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立即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才从昏迷中醒来。原来由于麦苗的掩护，他才未被敌人发现。这时战斗早已停止，万籁俱静。他用手摸摸背上，包袱还在，密码还在，于是轻轻舒了一口气，强撑着身体一步一爬，爬出麦田后，遇到了一位当地老乡，老乡见是一位八路军，立即回村拿来一件便衣给他换上，又找了一匹马护送他返回了部队。到旅政治部后，他的妻子也已突围归队。在这次突围战斗中，第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和政治部主任孙毅民壮烈牺牲。
为了适应形势需要，上级命令新四旅与第四分区合并，袁鸿化任第四分区政治部主任。就任那天，袁鸿化率领全区官兵庄严宣誓：“不管环境怎样艰苦，战争怎样残酷，下定死在岗位上的决心，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与冀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
同年，袁鸿化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撰写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的研究提纲》，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国民党的发展史、祸国史，深刻地指出国民党的两面性。他还拟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所寄托”的章节提纲，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广大劳苦群众解放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他大声疾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其理论分析的透彻、政治观点的鲜明跃然纸上。
10月，冀南军区为了扩大根据地，摆脱困境，决定对盘踞在卫河以东的临清、馆陶、高唐、清丰等县的日伪军和暗中通敌的国民党顽固派肖建久、齐子修等部发动一场战役，即临东战役。参加作战的部队有第四分区第十一团，第七分区第二十二团，基干团，第三分区第二十三团共4个团的兵力。此次战役总指挥是四分区司令员雷绍康，第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和第七分区政委肖永智协助指挥。他们一起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战斗于21日拂晓5时开始，4个团分别从温庄、张庄、赵建庄打响。直至中午，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第十一团很快攻进温庄共俘敌200余名，二十二团将张庄之敌大部俘获，并缴获战利品大部，敌人丢盔卸甲，抱头鼠窜。下午1时许，袁鸿化和雷绍康等人在指挥部驻地陈官营等待战况时，突然接到报告，发现从临清、博平方向有7辆满载日伪军的汽车分两股向陈官营开来。敌先头部队已与驻陈北庄的第二十三团交火，随时都有包围指挥部的危险。雷绍康立即派人组织警卫队去村东阻击敌人，以掩护电台向南撤退。本来袁鸿化是随指挥部一起撤退的，但在敌人即将包围陈官村的紧急情况下，袁鸿化和肖永智首先想到的是还有一支刚刚组建起来的基干团，装备差，战斗力弱，他们很不放心。于是，他们便急忙赶到村西头，把已经被冲散了的基干团，重新组织起来，边撤退边阻击敌人。激战中，袁鸿化和警卫员被冲散，这时数百名日伪军象蝗虫般密密麻麻压过来，袁鸿化他们顽强地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战斗从中午打到了黄昏，袁鸿化也受了伤。但他仍坚持指挥部队边打边向村西南撤退，最后他们被迫撤到了一块棉花地里。敌人很快又压了上来，袁鸿化和肖永智率部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两人身中数弹，英勇牺牲。
当时，袁鸿化的妻子周雅怀孕即将分娩。当听到袁鸿化牺牲的噩耗后，周雅悲痛万分，立刻骑马赶到了袁鸿化牺牲地，和战友们一起掩埋了袁鸿化。回到驻地后，她在老乡家找了块青砖，用小刀深深刻上“鸿化”二字。第二天冒着生命危险，把青砖埋在了墓前。10年后的1953年，正是这块凝聚着夫妻情、战友爱的特殊“墓碑”，帮助人民政府找到袁鸿化烈士的遗骸，并移葬于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丛中。这块刻有“鸿化”二字的青砖也被陈列于陵园烈士纪念堂内。
(何改群易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