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原名汪之正，字诚斋，号洪波，1913年出生于山东省东阿县夹河乡顾庄村(今属河南省台前县)一个农民家庭里。
汪洋8岁在本村读书，1919年进入公立高级小学堂，毕业后，考入山东省济南乡村师范。汪洋在乡师学习期间，参加了读书会，阅读了鲁迅、李大钊、高尔基的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同时，深受该校创办的进步杂志《前冲》的影响，并在上面发表了不少进步的诗词和文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洋考入济南乡村师范学校。他对日本侵略中国深感愤恨和痛心，奋笔写下《感愤》一文，表示：“大好河山，拼死保卫，”“以鲜血浇列强之恶绝，以骨髓填世界之不平，共赴国难，以一死不苟幸生。”他积极投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救亡运动。他组织同学深入郊区农村，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动民众抵制日货；还和同学们一起，发起抗日募捐活动，声援和支持抗日前线将士。并参加了济南市12所学校2000多名学生组织的赴宁请愿活动。到达南京后，他们与外地来的学生一起，在国民党南京总统府门前静坐、请愿、演讲、绝食……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团结各界抗日。可是蒋介石国民党不仅不答应请愿学生的合理要求，反而对爱国学生采取威胁、绑架等卑鄙手段，镇压爱国学生运动。为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各地学生领袖公推汪洋为学生保护队队长。汪洋接受各地学生的委托后，立即在学生中挑选身强力壮者，组织他们建立一个300余人的学保队伍。11月的一天上午，请愿学生正集合在总统府前演讲，突然来了一队警察，二话不说，抡起枪棒驱打学生。许多人被打伤，还有几个遭到绑架。汪洋随机应变，立即指挥学生撤退。在大批学生退到安全地段后，汪洋随即带领十多位高个子学生冲回警察群中，与之拼死搏斗起来。这时被绑架的学生乘机挣脱警察之手。可是，汪洋的头上、身上多处受伤，紧急关头被后边增援的学生救回。此后几天里，南京反动当局到处张榜缉拿汪洋，中共南京地下组织为了保护汪洋的人身安全，帮助他率领山东学生请愿团安全回到济南。在中共济南地下党领导下，他积极在学校创建“读书会”、“学生会”等青年进步组织，带领同学们散发传单、上街讲演、编演抗日救国戏剧。并在当时的《济南日报》寄发诗文：“日本所杀者，我同胞也；所占者，我土地也。谁无父母?谁无财产?谁无生命?而反动军阀不抗日，不救国，反把一些爱国志士视为仇敌……”
1935年7月，汪洋从济南乡师毕业，到山东肥城县城关镇高小任教。当时的肥城，地方反动当局迫害进步教师，克扣教师薪水。疾恶如仇的汪洋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发动全县240余名教师进行增资罢教斗争。在他的带领下，游行示威、静坐绝食、谈判斗争，迫使反动当局答应他们提出的三项要求：1提高教师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2改善教学条件；3补发克扣的教师工资。罢教斗争胜利了。可是，反动教育当局却借故把他开除。
那年春节前，他被迫回到故乡夹河乡顾庄村。不久，汪洋决定去济南寻找中共党组织。临走时，告别母亲说：“妈妈!我走了，你不要把我牵挂，人类解放不成，何以为家?生，我是共产党的兵，死，我是共产党的鬼，不打倒帝官封，儿原做千秋鬼永不回家!”他在同学的帮助下，与中共济南地下组织取得联系。1936年12月，中共山东省工委批准汪洋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汪洋被中共山东工委派往东北军学兵队作政治指导员工作。西安事变后，他随谷牧一起回到延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汪洋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派他去鲁中创建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这年冬天，他只身到国民党山东第五战区第八游击司令张里元部的独立营，找到中共地下党员谢辉、赵昭，研究确定做该营的兵运工作。汪洋由谢、赵二人介绍加入了独立营一连当文化兵，侍机做行动准备。1938年春节后，张里元命令该营北上博山防守。汪洋认为：行军路上是策动部队暴动的良好机会。便连夜召集谢辉、赵昭、张岗、崔介商量，他们分析当时的兵力情况为二比二：该营共四个连，原益都县公安局警察编为一连，由原公安局长、现任营长戴星三掌握，属于最顽固的力量，也是主要打击目标；宋炜率领的二连成员是益都县壮丁队，大都是农民出身，重要的是连长宋炜原是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是团结争取的对象；三连归谢辉，四连归赵昭，是主攻力量。为了慎重，不打无把握之仗，他们最后商定，由汪洋做宋炜的思想工作，谢辉、张岗他们四人做兵暴组织准备。
行军途中，汪洋一直同宋炜肩并肩走在一起，一边热情为他分扛行军物品，一边在宋炜身边唱起《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赤色的花儿，染透了碧血。
美好的河山，岂容日寇侵犯，
我们同仇敌忾，意志如铁。
同胞们，团结起来，
为了民族的独立，
为了人民的幸福，
共同奋斗，建功立业。
宋炜听着这悠扬动人的歌声，心想：“他是谁?过去是干什么的?这样热情!这么风趣!”当他得知汪洋也是一位爱国青年学生时，便欣然与汪洋攀谈起来。
“汪洋，怎么到这个部队来的?”
“外敌入侵，抗战匹夫有责，愿与宋连长共赴国难!”汪洋靠近宋炜一步，随口答道。
“好!有志气。可是，目前日军已侵入我华北，妄图灭我中华!”宋炜放慢了行军脚步，与汪洋并肩行走问道：“兄弟!你的看法呢?”汪洋立即兴奋地答道：“只要国共两党搞统一战线，团结一致抗日，日本鬼子的野心就不会得逞。咱们一定能把凶恶的侵略者赶出国门!还要建立新的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啊!”“好一个把日寇赶出国门，好一个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宋炜兴奋激动地抱起汪洋的双肩赞赏地笑着说。
当部队行进到博山鲁村时，汪洋感到时机成熟，便把兵暴的打算告诉他，宋炜欣然同意。汪洋便在部队开到博山下庄时，策动该营二、三、四连一起举行兵暴，当即缴了一连及营部手枪队的枪，驱逐了反动营长戴星三，率部队进入沂蒙山区，树起“鲁南抗日独立营”的大旗。在临沂、泰山、潍坊、淄博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被日军与国民党惊恨地称为“鲁南轻骑”。不久，汪洋、张岗和崔介率领部队转移到莱芜常庄，加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被编为第三团，汪洋仍担任团长兼政委。
1938年5月的一天，汪洋率领三团战士，在莱芜县城进行训练，突然接到四支队命令：要他急率三团到鹿鸣山配合八路军第四支队去袭击投降日军的山东反共司令秦启荣。汪洋当时感到军情紧急，连鞋子都没顾上穿好，立即率领部队去莱芜矿山，消灭了秦启荣伪军主力300多人。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纷纷要求参加汪洋领导的队伍，三团很快发展到500多人，使第四支队军威大振。接着汪洋又率领部队转战腾县，解放了腾县，严厉打击了国民党顽军申从周等部和八里沟的地方反动武装，被当地人民群众誉为“铁骑军”。
不久，汪洋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率领整编后的二团开赴莒县、临沂、郯城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9月，按照八路军山东抗日纵队实现主力全部正规化的整编计划，以第一、第四支队主力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旅，王建安任旅长，汪洋任政治部主任，钱钧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团，兵力一万余人。一天上午，莱芜城郊，汪洋正在第一旅成立大会上作政治报告，突然接到紧急情报，约一万多名日军乘坦克、汽车偷袭过来，情势万分危急，汪洋处变不惊，镇静地与王旅长、钱参谋长略作磋商，即把政治报告改为战前动员。这时会场上空乱云翻滚，狂风大作，日军汽车、坦克的隆隆响声滚雷般地传来，汪洋呼地站起身来，喊道：“同志们!战斗马上就开始，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时刻到了!”他凌厉地扫了会场一眼，战士们正摒住呼吸，瞪大了眼睛。汪洋高声发出最后的动员令：“同志们!准备歼灭来犯的敌人!”随之，部队迅速分出一翼，由钱钧参谋长率领，前去狙击敌人，其余主力由王建安与汪洋率领火速向泰山方向撤去。钱钧率队依据莱芜有利地势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日军在莱芜城郊留下几十具尸体。接着他率队西撤。日军初战失利，嗷嗷乱叫，从背后凶猛追杀过来。一旅主力轻装急进，向西撤退45里，到达一处峡谷地带。汪洋与王建安随分兵埋伏两侧，带领战士紧急构筑工事。这时已近午后两点多钟，大雨倾降，道路泥泞，钱钧率领部队且战且退。日军穷追不舍，钱参谋长率领部队迅速向峡谷退去，日军的车辆拥挤向前。这时，只听一声炮响，汪洋振臂大呼：“同志们，英雄杀敌立功的时刻到了!冲啊!”两侧的战士们凭借有利地势奋勇杀出，钱钧立即调转马头，指挥部队转退为攻，形成三面夹击之势。顿时，机枪声、喊杀声、车辆的撞击声和日军的嚎叫声响成一片。这次战斗打得日军伤亡惨重。
不久，“百团大战”开始。汪洋奉命亲率一旅指战员在山东莱芜、博山一带向日军发动猛烈进攻。历经大小战斗20余次，俘虏、毙伪日军126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
1941年8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旅成立，下属四个团。廖荣标任旅长、汪洋任政委。在部队强有力的支持下，汪洋深入鲁南地区广大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巩固扩大鲁南抗日根据地。同年秋，8000多名日伪军，对泰山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所到之处扶植汉奸势力，推行保甲制度，到处设据点，封锁泰山抗日根据地。汪洋组织带领群众进行反“扫荡”。这年腊月，汪洋率领四旅十一、十二团，冒严寒，踏冰雪，转战沂蒙山区，连续攻克西高都等10多处日军据点，打通了沂山、蒙山与芦山的日军封锁线，恢复了鲁中抗日根据地。
1942年3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第四旅兼属第一军分区，汪洋任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廖荣标任军分区司令员，欧阳平任政治部主任。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扩张野心越来越来。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日军在山东增兵十万，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惨无人道的“扫荡”，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在泰山地区建造炮楼314处。汪洋、廖荣标和欧阳平采取集中分散的机动战术，深入广大基层群众中，在各县农村建立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和民兵队等抗日群众组织，配合主力部队严厉打击日伪军。同时组织带领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减租减息、反奸除霸和整党、整风运动。
在一次整风会上，有人提出汪洋曾经放走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当时，廖荣标司令员站了起来，他说：“不错，那件事情大概发生在1939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与汪主任带领四支队机关人员和两个连，在莱芜雪野村训练。这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带随从12人，骑马从雪野村北路过，恰被我部战士俘获。”这时会场有些躁动，有人嚷道：“啊!好不容易抓住条大鱼，汪主任为啥放跑呢?”廖司令含笑答道：“是条大鱼!为了做好统战工作，是我派汪主任去接待他的。那时汪主任还作了发挥，大张旗鼓地写标语，率部队欢迎他呢!正因为汪主任来了这一手，沈鸿烈一直积极配合咱们抗日啊!”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1942年10月，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根据地，廖荣标司令员率领军分区主力部队挺进鲁东南淄河流域。政委汪洋和专员赵笃生带领地委、专署机关干部、军分区教导营和十团一营，在博山刘白杨村集中培训县区领导干部。由于叛徒告密，10月16日，日军从莱芜、口镇、新泰、淄博、胶济路等地调集6000多名日军，于当夜分六路向刘白杨村袭来，10月17日拂晓，汪洋得到情报后，立即派出四个小组四边侦察，西、北、南三个小组迅速返回，都说发现敌人，只有派出东面的小组未归。汪洋与赵笃生、石新、赵钧他们商量后决定：马上组织部队顺吉山河北岸向东突围。营长赵钧率一个连顺吉山向东开路，机关干部居中，教导营营长石新及军事队队长田光林率领所部断后。途中与东边来的日军遭遇，汪洋带领十团两个连、机枪排和教导营军事部一边与日军激战，佯做进攻，一边指挥部队转战吉山南岭。在抢渡溪河时，又遇东、北、西三方日军的夹击，部队伤亡沉重。在此敌众我寡、极端危急的情势下，汪洋双手持枪，弹无虚发，他对准在山上指挥的日军军官射击，趁日军混乱，带领部队迅速杀至南岭山腰，欲抢夺山顶制高点，不料遇到山顶埋伏日军的疯狂狙击。汪洋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为突围。汪洋率领部分人马冲杀到吉山主峰脚下。这时天色阴沉，夜幕降临，巍巍吉山显得朦胧灰暗。汪洋环顾身边，不少干部壮烈牺牲，剩下的数十名战士身上多处受伤。他凛然吟道：“凡七尺男儿生当为国，做千秋鬼雄，死亦光荣!”汪洋望着身边这些战士想：他们虽然跟随我在一天一夜的腥风血雨中冲杀至此，滴水未沾，粒米未进，眼下，所有的子弹也全部打光了。可是，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健儿仍然紧紧贴在自己身边，怒视着强敌，像铁塑钢铸般屹立于高山浓云下，使敌人不敢冒然前进一步……祖国能有这样的儿女，何愁不发达兴旺，日本鬼子咆哮不了几天了，战士们盼望已久的新中国建立的美好明天就要到来，可是……霎时，山前传来密集的枪声，3000多日军汇集成团围攻过来。面对数十倍于我之敌，汪洋大喊一声：“同志们!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上刺刀拼吧!”说罢，他端起刺刀旋风般向敌群冲去。这时山风大作，雷雨倾盆。战士们紧随其后，如迅雷闪电般扑向敌人。一时喊杀声骤起，震撼环宇。终因寡不敌众，教导营营长石新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数十名英雄战士与日军同归于尽。汪洋身负重伤十几处，跌倒在地。待日军走近，他又霍然坐起，用尽最后力气拼杀日军。
汪洋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出后，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泰山日报》均发祭文悼念。山东省党、政、军、民各界数万人沉痛悼念汪洋和300多名牺牲将士，在追悼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欧阳平为汪洋他们写下挽词：
投笔从戎救亡业，捐躯拼杀吉山血。
二十九龄春正盛，十月十七全大节。
敌军六路成合击，健儿数百齐挥铖。
三百勇士同殉难，全军誓把国耻雪。
1945年8月，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将吉山钓鱼台改建为汪洋台，台上建有汪洋亭，亭中树烈士碑一座，碑上刻有山东省党、政、军领导舒同、廖荣标、李念林等人的题词。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将汪洋烈士墓迁至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
毛泽东主席解放初期到济南视察工作时，到英雄山看了汪洋烈士的碑记，并询问汪洋亲属后代的生活情况，对工作人员讲道：“英雄碧血凝史册，山东万代颂汪洋。”
(温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