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1889年9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黄有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大。1912年全家搬迁到汤原县太平川永祥屯(今义兴村)。全家齐心合力先后开出了200余垧地，逐渐发家置业，富裕起来，拥有一所三合房大院，有十余匹马、两挂大车。黄有为人耿直，性格倔强，在地方上颇有声望。老百姓称该屯为“黄有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烧杀掠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残酷的社会现实，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也唤醒了东北人民的民族觉悟，不愿当亡国奴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建立了抗日武装。1933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的东北抗日武装，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力量，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各游击队相继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1934年春，中共汤原中心县委负责人夏云杰率领汤原游击队在太平川开展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他们深入农村，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动员开明绅士、地主献出武器和粮食以解决游击队急需的装备。他们虽住在老百姓家里，却有严明的纪律，保护群众的利益，深受欢迎。
黄有从这支队伍身上看到了抗日的前途和希望，决定破产抗日，。他不顾家人的苦苦规劝，携带着百余担粮款，毅然踏上了抗日救国的征途。黄有参加抗日队伍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汤原县城。
1935年秋的一天早晨，汤原县伪警察大队长带着四五个日伪兵闯入黄有家，“黄有抗日，全家有罪”，他们绑走了黄有的弟弟，还声言要把黄家大院当兵营，长期在这里安营扎寨。敌人想以此诱骗黄有叛离游击队。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黄有带着几名游击队员回到了家，面对家里的凄凉情景，联想到日本侵略军的种种罪行，他的心像火一般燃烧。黄有抚摸着院墙房屋，钻心的疼痛向他袭来。“我宁愿烧掉全部家产，也不能留给日本鬼子!”黄有说着，含着泪点燃了火，粮仓、马棚、三合房大院顷刻间化为了灰烬。黄有浑泪告别了亲人重新回到部队，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并表示：“无论敌人用什么样的残忍手段也动摇不了我黄有抗日到底的决心。”
黄有在斗争中，经受了考验，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不久他光荣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司令部的副官，后任稽查处处长。
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三、六军根据东北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的精神，为了教育和培养更多的军政干部，决定在小兴安岭汤旺河一带建立反日联军学校。黄有欣然接受了筹建校舍的任务。早春时节，小兴安岭深处仍有冬天的寒气。黄有带领几名抗联战士走进了小兴安岭，丛林挡住了他们的进程。黄有举着笨重的斧头不倦地砍过去，终于发现了一处既隐蔽又依山傍水的地方。他们欢呼着，点起了篝火，架起了木棚。黄有指挥战士们砍下松树，锯齿声不间断地响着，他们是那样的忙碌着，一棵又一棵树倒了，一栋红松木卡楞屋盖成了。
4月，东北抗日军政干校诞生了，赵尚志任校长，李兆麟任教育长。学员们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抗联三、六军团级领导干部和地方主要负责人大部分都参加过培训。
抗日游击区域的不断扩大，抗日队伍的蓬勃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慌。日本关东军以重兵对游击区实行包围、封锁并强行归屯并户，实行保甲制，企图切断抗日队伍与群众的联系，破坏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7年冬季的一天拂晓，住在汤原县西北沟石场屯的抗联游击队遵照上级命令向山里紧急转移，黄有则留下来走访老百姓家检查游击队员遵守群众纪律情况。部队刚刚离开不久，日军就包围了屯子，黄有不幸被捕。日军强迫他带路寻找抗联密营地，黄有一方面应付敌人表示可以带路进山找密营，一方面思谋与日军斗争的策略。
第二天，300余名全副武装的日伪军跟随着黄有进山了。黄有避开抗联部队设在“四块石”的后方密营，走了四五天。一路上，他饿了就吃日军的罐头和饼干。把敌人引到原设在小兴安岭东麓已被废弃的密营。日伪军提着长枪冲上去搜寻，可屋内却是空空荡荡，长满了野草。刹那间，日军杀气腾腾，叫喊着用枪对准黄有。面对敌人的暴怒，黄有却镇定自若地说：“不要着急，我知道还有一处密营。”
小兴安岭的寒风卷着雪花刮了一天，到黄昏时才止住了。连续四五天的跋涉，日军早已精疲力尽了。晚上，日军围着火堆一个个横躺竖卧地倒下睡着了。黄有也躺下了。他心里想：敌人的“给养袋”已瘪了，这里离我抗联后方密营有几十里路，同敌人硬拼是不行的。现在只有一条路，趁敌人不注意赶紧逃跑。夜半人静，黄有一声不响地走出了敌人营地，他往前跑啊跑，恨不得马上飞到抗联密营，告诉战友们歼灭围困在山里的这支日军。不知跑了多少路，他实在挪不动脚步了，一屁股坐到地下。他感觉到手脚麻木不听使换，便生起了火，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四周是墨黑的长夜，他似乎隐约听到日军绝望的吼叫，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他回到了抗联密营，听到了战友们的欢笑………
路也长，夜也长。黄有冻伤后划破的手脚上殷红的鲜血浸染着白雪，火熄了，他的四肢冻得僵直了，他仍旧没有醒来。一个路过这里的抗联战士认出了他，急忙背起他返回密营。在一间窝棚里，抗联战士们日夜守候在黄有身旁，黄有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认出了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抗联部队根据黄有提供的消息，马上组织40余名战士袭击了这支日军，当即消灭50余人，其余被击溃。据说300多名日伪军中，逃出去的寥寥无几，大多在迷途中冻死或饿死。
队伍经过休整后，受伤的战士陆续返回前线了，然而黄有的四肢冻伤后因没有及时用药开始溃烂，整个身子都肿了，伤情急剧恶化。由于敌人封锁，药品、粮食购置不进来。黄有的四肢渐渐溃烂，数日后就剩下囫囵身子了。战友们含着泪劝他下山去养伤，可他坚决摇头，怕给群众带来危险。最后，组织决定留下两名战士照顾他。
不久，密营断粮了，照顾黄有的两位战士先后下山搞粮食，返回途中不幸遇敌遭遇，相继牺牲。
1938年3月，抗联三军政治部主任冯治纲带领战士们去密营看望黄有。当他们找到密营时，看到黄有趴在窝棚外塔头墩上已离开人世多日了。临终前，他是多么渴望看一眼亲人和几年来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啊!
冯治纲用沉痛、悲愤的话语说：“立正!向我们的英雄敬礼!”在场的没有一个人不落泪，有的战士伏在身上恸哭起来。
黄有的生与死，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索。在那烽火年代，他不贪图富有安逸生活，捐出家产，投身革命，为保卫抗联密营，他智斗顽敌乃至造成严重冻伤。
他走了，走得很凄凉，走得很悲壮。他的价值观、生死观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启迪。
(朴春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