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龙伯，化名彭真，1904年生于四川省达县映山场。父亲彭毓纶是清末秀才，为人正直，深受乡民崇敬；母亲彭杨氏是一位贤德的农村妇女，善操持家务。彭龙伯15岁与萧雄义成了亲。虽说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但婚后小两口感情很好。为了学医，彭龙伯离开家乡去了上海，考入南泽医科大学。他一面攻读医学，一面从事学生运动，在运动中得到锻炼，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彭龙伯不能在上海立足，便东渡日本，在留学日本的三哥帮助下，考进日本某大学医学旁听。他迷恋着医学科学，成天呆在图书馆啃医学书籍。他的勤奋和记忆力是惊人的，短短几个月，竟能通读日文医学书籍。1928年秋，他乘船回到上海，用“彭真”的化名在丰根诊所工作。
设在上海的党中央从中国革命需要有大批专业人才这一战略眼光出发，决定派一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彭龙伯被派到莫斯科医学院学习。1931年春，彭龙伯学成归国。
红军经过第一、第二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逐渐巩固扩大，队伍也不断壮大，但由于敌人的封锁，部队药品、医务人员奇缺，很不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1931年5月，党中央派贺诚、陈志方、彭龙伯等进入苏区工作。
彭龙伯到苏区后，心情格外舒畅。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他的医疗技术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开始，组织上分配他到闽粤赣边军区总后方医院任医务主任。闽粤赣边军区总后方医院下设有3个分院，分别在上杭、长汀和永定。总医院实行分类收治，设立了重伤、轻伤、一般疾病、传染病、疥疮等医疗组。彭龙伯医术高明，是内外科有名的专家，许多重伤病员都经他治愈，一些红军领导干部也常请他看病。
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无论行军多么疲劳、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辛，彭龙伯这位“洋学堂”毕业出来的医生和红军战士一样，能够吃苦耐劳。他总是满腔热情地收治病员，热心为伤病员服务，尽心尽力治疗。在闽粤赣军区，彭龙伯深受广大红军干部战士的爱戴和尊敬。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在瑞金成立。为了红军指战员的健康，保障作战胜利和巩固根据地，经贺诚等人的积极筹备，于1931年底，报中革军委批准以后，在江西瑞金筹办了第一所红军军医学校(不久改名为中央卫生学校)。学校开办后，由卫生部长贺诚兼任校长，医政局长陈志方兼任教务长，彭龙伯、唐乙贞等调到学校任教员。1932年元月，学校正式从部队中招收学员。2月初，学校随中央卫生部开进，到达江西雩都，不久便在江西雩都县的一个天主教堂内正式开学上课。由于当时作战频繁，学校既要上课，又担负着战地医疗任务，中央卫生学校随部队主力参加了江西赣州、广东南雄、水口的战斗，协助红一、三、五军收治、转送伤员。彭龙伯常常深入战场，冒着生命危险，为伤员作止血、取子弹、截肢等手术。
1932年9月，中央卫生学校搬到兴国县的茶岭，彭龙伯接替贺诚担任该校校长，由王立中兼学校政委。他们两人在工作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不仅按时完成了卫校一期生的教学任务，而且还救治了不少红军伤病员。第一期学员经过培训，于1933年10月毕业，毕业后分配到红军部队和红军医院工作。接着，中央卫生学校又继续招生，开办了军医班二、三、四期；同时还开办了护士班、调剂班和卫生员班，为部队培养了数百名医护人员，为保证红军作战胜利和部队指战员的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
彭龙伯担任中央卫生学校校长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在那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他不辞辛苦，呕心沥血，一心扑在工作上。他既是校长，又是教员，他主讲生理解剖学和内、外科学、手术学的课程。繁重的教学、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彭龙伯身体十分虚弱。但他整天乐乐呵呵，竭尽全力，把学校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当时学校没有教材，他便利用晚上亲自编写教材。他的俄语、日文很好，在编写中常常参考俄文、日文书籍，有时熬个通宵，天亮了，用凉水浇一浇，白天又坚持上课。遇上教员缺课，他就主动代课。
彭龙伯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处处关心同志的进步。在教学上他总是循循善诱，对学生启发、帮助，有时三番五次的讲解，亲自作示范，直到学生们真正理解、学懂为止。一次，他在信丰临时转送医院为伤员动手术，让学生为伤员麻醉。过了好长时间，麻药还未起作用。他没有责备学生，而是脱下手套，再次耐心细致地给学生作麻醉示范动作。他用左手将伤员下腭骨抬起，让伤员呼吸畅通。经过他的示范讲解，学生们很快掌握了不少临床知识。第一期学员毕业的时候，有的同学拉着彭校长的手不放，有的同学眼里闪着泪花。彭龙伯亲切地拍着他们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不要辜负党对你们的期望，你们是红色医生呀!”接着他又特别嘱咐大家：“到工作岗位以后，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随着红军部队不断扩大、整编，1933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了红一、三、五、七、九军团，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为了加强对部队卫生工作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调彭龙伯担任红一方面军卫生部长。他是部长，也是医生，照常为红军指战员和住地群众治病。他在江西于都为30多名难产妇女做了剖腹手术，手术很成功。当地老百姓提着红米、鸡蛋到医院感谢，彭龙伯将这些礼品转送给正在医院治疗的伤病员。
彭龙伯身为卫生部长，但他没有半点官架子，对同志、对下级关怀体贴。他身着布衣草鞋，与红军战士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他甘愿自己吃苦受累，却处处为他人着想。他模范执行党和红军的政策，团结从敌军中俘虏过来的医生。在政治上帮助、信任他们、任用他们，在生活上给他们优待和特殊照顾。他自己没有薪饷，却每月发给这些“解放医生”30多块大洋的津贴，使他们亲身体会到红军队伍的温暖，更好地为红军伤病员服务。
彭龙伯在担任红一方面军卫生部长期间，加强了对部队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他要求各部队战地医院、转送站、包扎所切实解决伤员救治和部队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问题。他草拟了关干疟疾、痢病、疥疮和下脚溃疡这四种常见病的防治方案，发到各医疗单位，并巡回检查，使这些多发病能得到控制。
彭龙伯还兼任中革军委领导的保健医生。无论哪位领导同志请他看病，他总是精心诊断治疗。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时，他受中革军委派遣到前方为军团长彭德怀看病。他对彭德怀说：“中革军委知道你病重，很关心，派我来为你看病并接你去瑞金休养一段时间”。接着便询问病情，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是，彭德怀由于劳累过度，导致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他建议彭德怀休息和改善饮食，并再次转达中革军委请他去瑞金休养的意见。彭德怀听后摇摇头说：“我没什么大病，现在前线作战这么紧张，我咋能去后方休养?至于饮食，比我小时候在家一年到头吃红薯好得多了，我只要求你想办法保证我每晚睡3个小时的觉就行了”。彭龙伯笑着说：“你床头桌子上放着三部电话机，部队日夜向你报告军情，吵得你如何睡觉?这样一种情况，我无法保证你睡3个小时的觉，还是到瑞金休养一段时间为好”。彭德怀爽快地回答说：“那好，我注意休息就行了”。彭龙伯敬佩彭军团长的这种忘我战斗作风，给他开了一些药品便回瑞金去了。1932年6月，他曾背着药箱，骑马赶到江西省军区，为司令员陈毅及省委书记陈正人治病。1934年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被敌机炸弹炸伤，彭龙伯为他作了手术，并日夜守护在他身边治疗，使王稼祥转危为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彭龙伯调中央卫生部任保健局长，与中央机关红星纵队一道前进。长征路上，他伴随着王稼祥行军，并继续为其治病。红军长征到达川西宝兴县灵关镇时，总卫生部在镇南山沟一户农家开会，研究长征中的医疗救护问题。卫生部长贺诚派警卫员通知彭龙伯参加会议。彭龙伯同警卫员从王稼祥驻地出来，走在路上，国民党的飞机来了，投下数枚炸弹，一块弹片从彭龙伯胸部剑骨下穿入，炸断胸部主动脉，立即大出血。同志们闻讯赶到现场，彭龙伯已经牺牲。同志们将他的遗体埋葬在灵关镇山沟里一块大青石背后，默默地向他致哀。大家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干部、一位优秀的红军医疗专家而无比悲痛。
彭龙伯虽然牺牲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的战友仍怀念着他。1986年10月17日，聂荣臻元帅在一封信中写道：“彭真同志，四川人，中共党员，长征路上与一位青年同志一起，遭受敌机轰炸而牺牲，彭真同志是位好同志”。
(陈国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