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勤，1893年生于河北省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少年时读过几年私塾，受爱国思想的影响，他敬仰岳飞，崇尚忠义，秉性刚直，自幼习武，练就一身精良武艺，枪法出众，又助弱抑强，扶危济困，在黄花川一带颇有威望。
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统治热河时，横征暴敛，匪患丛生。各地群众为保身家性命，素多藏枪自卫，并纷纷出钱买枪，成立自卫团。黄花川一带也成立了自卫团，孙永勤出任团总。他恪尽职守，消弭匪患，保家安邦，使乡亲们能过上较为安稳的日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民族危机加深，滦河沿岸匪患日重，民心浮动，防匪战事繁重。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将冀东拱手相让。春季，承德、兴隆相继沦陷。孙永勤目睹山河破碎，人民惨遭杀戮，极为愤慨。
1933年夏，日军为维护其统治，在兴隆县城设立伪满热河省兴隆办事处，推行“铳器回收”政策，强令农民将枪弹全部无偿缴出。稍有迟误，即指为“匪”，轻则毒打，重则坐牢。伪上板城警察署几次派人到黄花川孙杖子，收缴自卫团和孙永勤的枪支，并笼络他归顺日本人。孙永勤严正地说：“人是中国人，枪是中国枪，要我缴枪当汉奸，那是痴心妄想!“伪警察几次派人抓他，虽得逃脱，但在家已实难存身。乡亲们找孙永勤商量，孙永勤义愤填膺地说：“听说朝鲜被日本灭亡后，三家一把菜刀。亡国的人不如狗，怎么忍气吞声也没有活路，不如趁着手里有枪和鬼子拼了!”
正当孙永勤急于寻找出路之际，一天，从关里来了一位“卖水鞋”的人在他家落脚。这人与孙永勤彻夜长谈，谈到共产党，谈到红军，谈到迁安、遵化农民暴动，谈到开滦工人罢工。孙永勤听后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犹如茫茫黑夜，眼前豁然开了一条路。他立即串联了16位志同道合的农民兄弟，于1933年12月11日夜在自家共议暴动大计，并歃血宣誓：“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拼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次日天明，在村中揭竿树起一面大旗，上写“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孙永勤英姿勃勃地站在旗下的碾盘上向群众宣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活下去，只能甩老子，抛妻子，扔儿子，打鬼子，先保国，后治家了。”随即宣布暴动，成立民众军。他和民众军战士宣誓：“敌不灭，怒不休，头可断，志不屈。”消息传开，群起响应，很快组成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孙永勤被众人推举为军长。
民众军建立后，迅速收缴车河川、黑河川一带各村民团、富户的枪弹武装自己。接着，攻据点，砸局子，消灭伪军警匪汉奸，开仓济贫。1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孙永勤率军首克张杖子伪军据点，缴枪百余支，获子弹5000发，并开仓济贫。接着关元友率百余人在大彭杖子南山又歼伪军50多人。民众军声威大振，群众称孙永勤是“及时雨”。当地爱国青年纷纷参加民众军，队伍很快发展到500余人，编为3个(中)队，每队150人左右，关元友、王殿臣、赵四川分别任各队队长。军部建立了军法(稽查)处，专管部队纪律，制定了“不贪财，不扰民，不奸淫”的军纪。
1934年2月初的一天夜里，孙永勤得知车河口伪军外出“扫荡”，只留下50人守据点，即率200余人连夜奔袭，不到半小时，全歼守敌，活捉汉奸岳荫臣(后放回)，随即开仓济贫。民众军连战连捷，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
由于民众军的影响越来越大，苇子峪自卫团总李连贵，承德县八桂岭张福义，下板城铁路工人单忠英，蓝旗营村的年焕兴等先后率部与孙永勤会合。队伍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编为9个队，孙永勤继任军长，抗日烽火在热南地区熊熊燃烧起来。
同年3月，承德县上板城警察署长“马扒皮”、日伪讨伐队长李海山和汉奸岳荫臣等在车河口声言要与孙永勤决战。孙永勤率部隐伏深山，寻机歼敌。3月15日，民众军在迁安滦河沿一带活动，袭击日船3艘，毙日军10余人，缴获大米、白面1500多公斤，衣服350多件。3月20日夜袭潘家口，毙日军7人，缴获大枪十余支。3月25日夜，围歼伪警察队及队长等100余人，活捉并处决岳荫臣、任凤阁两个汉奸。4月初，克承德县上谷车站，歼伪军30多人。民众军节节胜利，日伪当局极为震惊。先后调动1000多名伪军合击孙部。孙永勤率领民众军从东西两处设下埋伏，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民众军合力夹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伤亡过半，狼狈逃窜。
至4月，民众军已猛增至5000余人，声威远震。中共京东特委书记李葆华派特委委员王平陆与孙永勤联系，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提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与日寇血战到底”的纲领。孙永勤积极接受建议，将民众军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继任军长，赵四川任副军长，关元友任参谋长，下设4个总队(大队)。张福义、年焕兴、王殿臣、李连贵分别任大队长。总队下设中队(连)、分队(排)和班。每个总队有1000至1200人。改编后的抗日救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质的飞跃，革命觉悟和部队士气进一步提高。
整编后，抗日救国军巧妙运用灵活战术，分兵三路战斗在长城沿线迁西、宽城、青龙、兴隆、遵化一带。武器弹药、被服粮食主要从战斗中缴获。在攻打孤山子海关和半壁山警察署分驻所时，活捉关税总长佐藤等3人，击毙50多名伪军。在舍身台与追击的伪满军遭遇，开展政治攻势，促使300名伪军哗变，杀死日本长官。黄花川一战，孙永勤采用“瓮中捉鳖”战术击毙日军100余人。南山子一役打死日军200余人，缴获40支枪。农历三月初，抗日救国军在烧饼铺与日军遭遇，由清晨激战至次日晚，日军伤亡极重，动用12辆汽车装运尸体；于杖子西山之战，毙日军55名。在宽城县九虎岭，抗日救国军与日军千余人浴血奋战，歼敌500余人。
抗日救国军奋勇杀敌，愈战愈勇，日军难于“进剿”，便企图诱降。1934年8月，伪热河省公署先是派两名日本人来劝降，孙永勤拒而不见，命战士将其逐出。后又派几个汉奸向孙永勤游说，并呈上任命孙永勤为热河警察“讨伐”大队长的委任状。孙永勤当即将委任状撕得粉碎，怒斥来人：“你们没有脸，以为别人也不知耻吗?我们是堂堂的中国人，岂能做日本人的狗下之狗?”汉奸无地自容，畏缩而去。
劝降、招抚失败后，日伪决定对抗日救国军大举“围剿”，以消除伪满“西南国境的最大障碍”。
1935年4月中旬，日军第七师团一部，伪军两个团和承德、兴隆、青龙县警察“讨伐队”于半壁山地区将孙永勤部包围并派飞机助战。经过血战，抗日救国军毙伤敌700余人，但自己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被迫撤至长城沿线。
1935年5月，日军杉原师团长令山田再二大佐，在长城外继续“讨伐”抗日救国军。此时，救国军3000余人分散于深山与日军周旋，专门袭击长城一带日军防备的薄弱环节，打了就走，日军甚感头痛。
为了甩开日军的围追堵截，孙永勤决定率军入关，寻找红军。他们翻山越岭，忍饥挨饿，不畏劳苦，歼灭扼守长城日军百余名。行至大寨、阎家峪，尖哨山一带，抗日救国军和日伪军遭遇。日军开来20余辆汽车，携钢炮、机关枪进攻抗日救国军，战斗7小时，给日伪以重创。战斗中孙永勤腿部负伤，率部队向茅山方向集中，此时抗日救国军已不足2000人。
危急时刻，中共冀东地区党组织派游击队与孙永勤取得联系，帮助抗日救国军开进长城，并送去一部分武器弹药。5月15日，孙永勤率军越过长城，开赴遵化、迁西一带。出布告安民，号召军民团结抗日，同时派人与国民党遵化县政府联系，得到一些粮食、药品。16日深夜，抗日救国军与尾追的部分日军交战，毙伤日军40余人后，避往深山。
5月20日，日本武官高桥致函国民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以遵化县长确有庇护孙永勤“股匪”为借口，在日军少将旅团长川岸文三郎的指挥下，悍然越过长城“扫荡”抗日救国军。国民党遵化县政府在日军的威逼下，竟以给抗日救国军换春装为由(当时战士们还身着棉衣)，将抗日救国军诱骗集中在茅山一带。
5月23日夜，日、伪、蒋三方约一万余人从四面包围抗日救国军。抗日救国军在鸡鸣村三里店与日军激战甚烈，损失很重，激战中，孙永勤让战士们用椅子将其抬上茅山，指挥坚守抗击。24日拂晓，日军使用大炮、飞机猛攻茅山。抗日救国军浴血奋战，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并击落敌机一架。由于敌众我寡，当时战场形势对抗日救国军很不利。战斗中，孙永勤亦被炮弹片击伤头部。他强忍剧痛环视山下敌人，毫不畏惧，深情地对参谋长关元友说：“我决心在这里作最后一战，你带领主力回热河，跟共产党抗战到底!”关元友热泪盈眶，慨然回答：“我要与军长同生共死，回热河的队伍请派别人指挥吧!”于是，孙永勤命令张福义、年焕兴率部突围，他和关元友共同指挥部队奋力拼杀，掩护500余名抗日救国军战士突出重围。最后孙永勤、关元友、赵四川、王殿臣等数百名官兵壮烈殉国。
硝烟散尽之后，乡亲们在被鲜血染红的大茅山上，发现衣内绣有姓名的孙永勤、关元友及其他官兵的无头遗体，英雄们全身均被机枪所伤，遍体血肉模糊。乡亲们满怀崇敬与哀痛，洒泪掩埋英烈，凭吊忠魂。
孙永勤及其创立的抗日救国军，虽只坚持战斗了一年半时间，但却揭开了热南人民抗战的序幕，在长城内外播下抗日火种，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
(胡宪悦戎志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