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馨，原名景柳，字德甫，曾化名撼山、竹山、吕人望，1901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瑞安县白门乡西余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秋，他从瑞安县中学毕业。他十分仰慕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向往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以连续三年投考北京俄文法政专科学校的热忱，终被录取。
在北京求学期间，郑馨曾聆听过苏联革命家于思伟的访华报告，也听过李大钊关于“苏联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讲课。他大量阅读宣传革命理论的刊物，在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中，树立了献身中国革命的决心。1925年，他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郑馨入党后，在中共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领导下，发动了这所由北洋政府外交部主办的学校学生，掀起反对守旧派校长的风潮。他们上书外交部部长沈瑞麟，要求将“俄文法政专科学校”改为“中俄大学”。其时，段祺瑞的执政府为应付军阀混战的局面，任命王正廷为外交部长，苏联驻华大使也亲自出面活动，“中俄大学”的牌子终于在各方支援下竖起来了，王正廷正式任命徐谦为中俄大学校长。这一斗争取得了胜利，从中显示了郑馨的组织活动能力。
1926年初，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新右派掀起的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愈益猖獗；同时，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军阀，加紧了对革命的破坏。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吴佩孚与张作霖又重修旧好，冯玉祥部退出京津一带。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离任，徐谦校长随之避往莫斯科。中俄大学校内的右翼势力重新抬头，校名又恢复为“俄文法政专科学校”，郑馨等进步学生被开除出校。于是，他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参加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活动。
1927年2月，北伐军东路军先头部队由闽入浙经平阳、瑞安，到达温州。浙江党组织发动群众迎接北伐军入浙，各地的工农运动形势高涨，国民党各县的县党部，多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公开活动，大革命活动蓬勃发展。
正当北伐军取得连续胜利的时候，郑馨告诫中共瑞安党组织负责人林去病：国共合作的局势虽好，但已蕴含着分裂的危险，要及早提高警惕。于是林去病相机辞去国民党瑞安县党部常务委员之职，和一部分党员一起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而郑馨却取道北上，回到了尚处于军阀统治的北京，继续战斗。
4月6日，北京中共党组织遭军阀张作霖的破坏，著名的共产党人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等被捕牺牲。形势急转直下，郑馨等人被迫离京南下，辗转赴武汉寻找党中央。当他到达武汉时，正值汪精卫已公开叛变革命，宁汉合流，党中央已转入地下活动。郑馨等人亦无法在武汉立足，只得返归瑞安家乡。
此时，白色恐怖笼罩浙江，国民党右派在温州地区实行“清党”，大批共产党员被抓、被杀，党内同志纷纷转入地下，转入农村。郑馨利用永嘉、瑞安一带的反动派不知他的底细，对他未加特别注意的有利条件，主动联络林去病、陈琢如等同志，深入农村开展斗争。他先后来到瑞安的白门、下墩、下嵊、河头、上坦、沙渎、杨宅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在温州的独立支部遭破坏后，失去了同党中央的联系，郑馨前往上海，寻找党中央。他在上海经过几番波折，终于找到了党中央，并于同年12月奉党中央之命折返宁波找到中共浙江省委。省委书记夏曦与他会晤后任命他为特派员，回温州地区恢复与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1928年1月，郑馨经上海返回温州，联络了分散在各县坚持斗争的党员骨干，于当月下旬，在瑞安城区主持召开了永嘉、瑞安、平阳、乐清等县党的主要负责人会议。他向20多位与会者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研究整顿党组织，开展土地革命，准备武装暴动，并确定了各县县委负责人。郑馨作为省委特派员兼任永嘉县委书记。
在他的努力下，温州地区的党组织在与党的上级领导脱离10个月之后又重新恢复了联系。3月，省委又派林平海、王屏周回温州协助工作。在他们领导下，永嘉、瑞安、平阳等县的农民运动发展迅速，贫、雇农等组织相继成立，减租增资等斗争也开展起来，农民斗争情绪不断高涨。趁此时机，郑馨主持召开平阳、永嘉、瑞安等县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6月下旬举行平阳、永嘉、瑞安三县联合大暴动。这次暴动，计划先打下温州城，成立苏维埃政府，再打平阳、瑞安等县城。为此，三县党组织进行了积极的准备。由于温州城内敌人得到风声，加强戒备，向温州进发的永嘉1000多人的农民暴动未能成功。瑞安和平阳的农民暴动队伍也因为手中只有大刀、棍棒和少数土枪、土炮，队伍临时集合起来，未经训练，又缺乏经验，指挥员计划不周等原因，攻打县城均告失败。农民暴动失败后，林平海、林直斋等组织者被捕遭杀害。
1928年9月，中共浙江省委任命郑馨为浙西特委书记。他到达浙西后，遵照省委指示，全力纠正存在于浙西地区的盲目发动武装暴动的错误。9月中旬，永康、武义两县召开党的联席会议，决定建立永武联合暴动军事委员会，联合举行秋收暴动。郑馨得悉这一情况后，即于10月11日发出《特委致永康、武义两县委函》，指出这一联合暴动属于“军事投机、军事冒险”，要求他们“万勿盲动”。中共浙江省委在接到特委报告后，也致函浙西特委转永康、武义县委，批评了他们的“盲动行为”，要求立即停止这种主客观条件根本不具备的暴动，而把工作路线转移到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方面。但是，永、武两县已在10月10日和11日发动了武装暴动。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镇压，两县联合暴动失败，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特委对擅自组织暴动作了严肃批评，并指明了应遵循的工作路线。10月7日，郑馨针对宣平的农民运动时态，发出了《致宣平县委函》，指出：“要反对和平发展，尤要反对盲动主义。而要不断的经常去领导工农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从斗争中去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当时，宣平县委虽然尽了努力试图制止盲目暴动，但11月初，群众还是自发地集合队伍作了行动。宣平闹起的暴动失败后，50多人被捕，党组织负责人遭到通缉，只得转移外地隐避。
于是，郑馨在10月底召开了浙西特委临时执委会议，在会上认真总结了前段工作，通过了《浙西目前工作大纲》，提出今后的工作路线“要领导工农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从斗争中去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培养群众斗争力量，建立城市工作基础，并提高群众政治意识和阶段觉悟”。这次会议要求13个已建立县委的县要健全机构和工作制度，未建立县委的六个县要尽快在原有党组织的基础上成立县委。浙西特委还以兰溪、永康、严州、衢州为核心，将所属的22个县划分成四个区域，特委委员派驻联系，加强领导。
郑馨派员巡视建德期间，了解到县委有的同志想寻机打入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发动组织群众。于是，11月10日，发出了《特委致建德县委函》，指出“绝不许以国民党的名义去组织群众，无论工会、农会都须作反国民党之宣传，揭露国民党种种丑态于群众面前”，要求建德县继续洗刷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余毒。对指导县委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在郑馨担任浙西特委书记的三个月间，他和严汝清、邱福祥等积极配合，分别给宣平、龙游、东阳、缙云、武义等县委发了指示，努力纠正机会主义，尤其是“左”倾盲目主义的错误，制止盲目暴动，保存和发展党组织，使浙西地区的工作逐步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1928年12月，浙西特委撤消，郑馨参加了省委工作。接着，中共浙江省委于1929年1月召开扩大会议，改组了省委，郑馨出任浙江省委常委，不久还担任了省委秘书长。由于省委机关屡遭破坏，无法统一领导全省工作。党中央在4月召集浙江省委及各重要地域负责人，举行了浙江工作会议，作出了《浙江问题决议案》，“决定暂时取消省委，加紧直达地方的巡视工作，划分六个中心县委直属中央”。鉴于中共杭州市委在4月30日遭到严重破坏，市委书记周志康和前省委代理书记罗学瓒被捕，党中央指定郑馨重新筹建。他被任命为杭州中心市委书记，直辖21个支部，同时负责指导萧山、绍兴、富阳、嘉兴、临安、海宁、长兴、于潜、诸暨等县党的工作。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国民党当局防范严密，特务四处横行，杭州党的基层组织被严重破坏，郑馨在筹建市委和恢复、发展党组织的任务中，遇到了很大困难，他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筹建中的困难情况。8月，党中央改派其他人赴杭州筹建市委，将郑馨派往吴兴、长兴等地巡视。当杭州市委又一次遭敌破坏后，郑馨受党中央委派，于12月再次到达杭州着手筹建杭州市委。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工作，采用了灵活的斗争方式，杭州市委终于在白色恐怖环境中站住了脚跟。
1930年8月15日，郑馨和卓兰芳、王国桢等参加了苏、浙、皖三省联席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开展工农兵联合地方暴动和工农红军向中心城市进攻的“左”倾决定，党、团组织被合并组成行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军事斗争的领导。浙江分别成立南、北两个总行动委员会。卓兰芳和郑馨回到杭州后组建了浙北总行动委员会，郑馨任总行委组织委员。他根据党中央指示，前往义乌县筹建工农红军，以配合浙南红十三军的军事斗争。
同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纠正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浙北总行委被撤销。郑馨与何达人等受党中央委派，赴杭州筹建中共杭县中心县委，郑馨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不久，他被调往上海工作。
1931年12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派特务带着叛徒到上海活动，终于侦知郑馨在上海英租界的住所。于是，他们勾结英租界巡捕房，于12月15日在上海戈登路逮捕了郑馨，并将他转押到杭州的浙江陆军监狱。
浙江陆军监狱，是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专门关押、迫害共产党人的主要场所，在郑馨入狱之前，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徐英、罗学瓒、卓兰芳等，已经相继在狱中被害。郑馨遭受酷刑，坚持不吐露实情。1932年7月，郑馨遭国民党当局杀害，时年31岁。
(李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