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鹏，1908年4月10日出生在湖北省巴东县平阳坝五道垭的一户小康人家。
1924年，黄大鹏在巴东信陵镇小学毕业后，就随二哥大祯到宜昌，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学校里，他学习十分专心，立志要做一名有学识的教师。当时，学校里有位地下共产党员教师，名叫祖山竹。他经常利用讲课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学生思考。有一次，学校附近一户贫民家中死了人无法安葬，这位老师就在课堂上提问：“为什么穷人死了连一口棺材也弄不到，有钱人家却能敲锣打鼓大做道场?”黄大鹏反复仔细思索，逐渐明白了要改变贫富不均的现象，不是单靠教育能够办到的，首先必须改造社会。要做一个有学识的教师，必须先有政治远见，投入革命活动中去。此后，他就从“读死书”里摆脱出来，关心社会问题，参加社会活动，逐步提高了觉悟。1926年春天，经祖山竹和他二哥的介绍，黄大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军阀统治者对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对外俯首屈膝于帝国主义者，使黄大鹏气愤万分。有一次，两个英国水兵坐人力车不给钱，反而动手殴打车夫。省三师学生刘杰见了十分愤恨，与英国水兵说理时也被打伤。黄大鹏等知道以后，纷纷赶到窝藏这两个水兵的天主堂内，据理力争，迫使外国神甫和水兵当众认错道歉，付了治伤医药费。
在学生爱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到来了。宜昌地区学生联合会决定召开纪念大会消息一传出，黄大鹏立即行动起来。他与全市学生一道游行示威，上街演讲。当游行队伍走近江边时，日本帝国主义的炮艇公然卸下炮衣，将炮口对着游行队伍。黄大鹏和同学们面对这一挑衅行为，十分气愤，齐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日军惊惶失措，只得重新罩上炮衣。黄大鹏和同学们反对列强侵略掠夺、维护民族权利和尊严的正义行动，推动了全市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黄大鹏也从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北洋军阀吴佩孚为了扩充兵力，控制统治地域，筹集军饷，于1926年初向全省各地摊派。巴东县府为筹齐这笔军饷，就添设所谓“复验红契”的名目，借在契约上加盖县印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使得城乡人民怨声载道，痛苦不堪。
7月，黄大鹏随二哥返家度暑假，了解到这一情况，明白这是县府官僚盘剥人民的花招，兄弟俩就四处串联发动群众，揭发当局“复验红契”的阴谋。不久，在平阳坝八盘山大庙前，召开了有千余农民参加的大会，喊出了反对“复验红契”的口号。随后，黄大鹏弟兄俩又带领群众，到平阳坝联保办公处前游行示威。县长张昆接到联保办公处的密告以后，大惊失色，急令捉拿黄氏兄弟。
是时，黄大祯已去宜昌，县府只抓到黄大鹏。黄大鹏见县府军警横蛮无理，担心营救的群众吃亏，就主动地说：“我正想去衙门问理!”在押往县城的途中，衙役向他要伙食费和跑路钱，他厉声回答说：“你们说我是国事犯，开销就归你们。要钱，到县衙门里去要!”
县长在县衙审问黄大鹏。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没有罪!复验红契收印税钱是你们的花招，为什么别的县没搞这名堂?!”驳得县长张昆张口结舌。正在这时，前来营救的数百农民赶到县里。县长怕丑事闹大，只好释放黄大鹏。松绑时，黄大鹏拒不让解，说：“你们对一个学生，要捉就捉，要捆就捆，这是什么法律?!”直到县长亲自给他松绑道歉，他方才罢休。“复验红契”因此也就不了了之。
反对“复验红契”，是黄大鹏直接与反动统治者进行的第一次交锋。这次斗争胜利，使他认识到群众力量的伟大。人们夸奖他时，他说：“不是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搞不赢他们，个把两个人搞不好事。”
1926年年底，国民革命军王天培的队伍来到巴东。第二年春天，在共产党员张华甫的领导下，成立了国民党巴东县党部。当时，黄大鹏经常来往于县城和江北农村，协助张华甫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黔军一个姓雷的团副带一营兵到巴东，按杨森指令通缉共产党员。于是，黄大鹏与张华甫等共产党员就撤往江北农村，转入秘密活动。
当时，政局混乱，乘机抢劫民财的土匪“棒老二”四出骚扰，农民被掠，无法安心生产。为了抗匪自卫，农民纷纷组织“大刀会”等所谓“神兵”组织。黄大鹏有鉴于此，亲往兴山请来“神兵”点传师傅，在巴东江北“传法”，组织和扩大“神兵”队伍。黄大鹏按照党的要求改造“神兵”，使之成为农民武装。他担任了五道垭地方的“神兵”代表，与土匪展开了交锋。首战曾家岭，杀死土匪100多；再战万户沱，活捉了匪首郑顺。押至县城镇压。于是，“神兵”声威大震。
1928年初，黄大鹏在得到巴东共产党组织同意后，利用自己结婚时间，邀约了巴东、兴山和秭归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到家商讨贯彻省委秋收暴动计划。2月9日，廖景坤、张华甫、陈宗培等，在黄大鹏家开会，决定趁新任县长初来，组织各路“神兵”，发动暴动。
3月上旬，黄大鹏、张华甫、廖景坤和陈宗培，带领300多手执刀矛的“神兵”队伍，向县政府开来，佯称借道进城去江南剿灭土匪。由于县府留城的兵员少，加上慑于“神兵”的威势，就允许“神兵”驻兵城内。“神兵”傍晚进城，午夜行动，一举攻入县衙，杀了县长高安圻，夺了县印。黄大鹏又带兵杀了警察局长兼邮政局长黄尚清，瓦解了县府武装。此次暴动，被誉为“杀官夺印”。
第二天，江北暴动队伍联络江南群众代表，在县衙召开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县人民委员会，推选张华甫任委员长，黄大鹏任财政股股长。人民委员会宣布保护长江交通和工农商业，废除盐税以外的一切捐税，深受人民拥护。
巴东暴动，声震川鄂。当时，四川军阀杨森部所属刘和鼎师驻防宜昌，闻知此事后，就纠集巴东、秭归团防武装，围攻巴东县城。在敌强我弱、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巴东县人民委员会北撤过江。县人民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宋一陶，认为团防头目是他的同学好友，寄希望于和谈。黄大鹏再三劝说，提出必须以武力保卫政权。宋未采纳，竟白白牺牲于敌人之手。
山城暴动和宋一陶之死，使黄大鹏对暴力革命加深了认识，也坚定地立下武装夺取政权的决心。
1928年12月，中共巴归兴县委会成立，黄大鹏被选为委员。为了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力量，他经常活动于秭归梅坪、兴山居坪和巴东甘坪间，进行秘密发动群众工作。
1929年12月上旬，县委在甘坪大垭召开扩大会议，贯彻鄂西特委的指示。会上，黄大鹏提出了开展武装斗争的计划，受到县委的重视和批准。
12月18日傍晚，黄大鹏、陈宗培率80余人，从葛滕坪踏雪出发。次日凌晨，来到罗溪童家坪团总张嗣臣部的驻地。黄大鹏先派了几名战士匍匐前进，偷偷杀死了哨兵，在敌人酣睡时，从楼下夺取了几支枪。接着，陈宗培率众冲上楼。楼上正在打牌的敌兵发觉，开枪射击，冲在最前面的陈宗培不幸中弹牺牲。黄大鹏立即指挥战士向敌人发起进攻。激战多时，敌人据楼顽抗。黄大鹏让战士搬来引火柴草，准备火攻敌楼。刚点燃敌楼旁的一间厕所，敌人贪生怕死，就乖乖地缴枪投降。此役中，游击队生俘敌军数十名，毙敌三人、缴枪40余支。团总张嗣臣因事去沿渡河，方免于被擒。此次行动中，游击队仅带枪三支，其中还有一支打不响的。后来，群众誉称这次雪夜偷袭为“两条半枪闹革命”。
夺得枪支回到甘坪后，黄大鹏等组织成立了“鄂西游击大队”，巴兴归苏区有了党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
此后，这支游击大队在黄大鹏等人的率领下，先后粉碎了秭归团防邓维楚、皮秋宾的“围剿”。为了扩大革命势力，夺取敌人的枪支武装自己，1930年4月29日，又首次攻克兴山县城。回师途中，在木鱼坪又夺得团防枪支。之后，游击大队奉命改编为红军第四十九师。在师政委黄大鹏的率领指挥下，红四十九师又两次攻克兴山县城。队伍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很快拥有了700多支枪。黄大鹏也锻炼成为能攻善战的红军指挥员，他领导的红军也成为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
1930年冬天，黄大鹏在牛洞的郑家坡开会。突然被县保卫团长兼第一中队队长谭先开包围。黄大鹏见敌多我少，难以冲出包围，就向屋外的保卫团长喊道：“谭先开，今天你们要人，我们有24个；你们要武器，我们有步枪两支、手枪一支；你们要我的脑壳，给你们就是了。但有一条，动文不动武。你们在外头把队伍摆好，刀出鞘、枪上膛，等我们出来向你们缴械。”谭先开自以为胜利在握，就指挥队伍排成两行站立门外。忽地大门一开，射出一排子弹，黄大鹏和战友们握着枪背靠背的冲出。敌人被这突然的行动打乱阵脚，黄大鹏等24个干部全部安全脱险。谭先开气得连连跺脚。其实，黄大鹏并没有走远，就埋伏在附近，又一个回马枪，把谭先开打了个措手不及，打死了几个敌人、缴获了几条枪。
1931年4月1日，谭先开带着百余匪兵向牛涧、坍坪等地大肆骚扰，扬言要苏区“开红山”，实行烧光杀绝。黄大鹏探知这一消息以后，分析了敌情和地形，决定以少胜多，先下手为强，分两路包抄敌人。他们连夜急行军，翻山越岭，第二天清晨就包围了谭先开驻地。当时，公鸡叫了，敌营内有两个匪军在营里守夜放哨，听见鸡叫就高兴地说：“鸡子叫，不怕了。”红军战士在屋外听见，就接着说：“鸡子叫，红军到，你们被我们包围了，快点出来把枪缴!”敌人十分惊慌，但不愿投降，还打算爬上屋顶顽抗。黄大鹏看见敌人不投降，就下令点火烧屋。谭先开吓慌了，夺门而逃，谁知他刚跨出门，就被红军战士打伤了腹部，只得由两个护兵背着逃命。黄大鹏率众乘胜追到观音岩，终于击毙谭先开。此后“鸡子叫，红军到”，就被编为歌谣，在苏区传开了，黄大鹏机智歼敌的故事也传遍了苏区。
歼灭谭先开后，红军又乘胜攻打罗坪之字岭，打伤保卫团中队长张嗣臣，打死敌人的编练队长等6人，一直把保卫团撵出巴东。
黄大鹏对驻守在湘鄂边苏区的贺龙军长十分敬佩，也特别想念。对巴兴归苏区革命到底怎样走下去，也很想听听贺龙军长的指示。但是，他总没有机会前去拜见。
1931年4月4日，贺龙率红三军过巴东江北苏区，当夜驻于构坪三元塘，并接见了巴兴归苏区领导人胡荣本、宋文明。在听取了湖、宋的汇报后，贺军长对苏区和红四十九师的战斗成绩加以肯定，对黄大鹏的才能也深表赞扬。接见时，并按红三军前委的意见，将红四十九师改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二师，任命黄大鹏为师长、涂美中为师政委。同时，将200多名红军伤员、十几名军事干部和医务人员以及一部分枪支留给教导第二师。
当时，黄大鹏正率兵在秦家岭部署战斗。胡荣本前往传达红三军前委指示后，黄大鹏立即赶回构坪，想拜会贺军长。谁知到达构坪时，贺龙已率军北上，黄大鹏又继续向前追赶，到兴山黄粮坪方才见到贺龙军长。俩人相见，亲如故人。贺军长拍着黄的肩膀说：“大鹏同志，久闻其名。”接着问：“你搞了几年武装斗争?”黄大鹏回答“搞了三四年。”然后，黄大鹏详细地汇报了巴归兴苏区和红军活动情况。贺龙军长听后鼓励说：“你搞得不错，对党很忠心。”并对今后行动作出指示：“你们把巴归兴苏区建设好，可以牵制宜昌的敌人，对洪湖和湘鄂边苏区是一个很好的支持。”黄大鹏听后心明眼亮，对巴归兴与整个湘鄂西苏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他当即向军长表示：“我们一定照办!”临别时，贺军长送给黄大鹏一个望远镜、20支枪和一箱子弹。
黄大鹏回到部队后，重新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这时，教导第二师人枪已达1000多，士气高涨，声势更大了。不久，国民党派遣“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王陵基率领重兵，纠集各地团防武装，妄图追击红三军。经过巴东时，黄大鹏为了牵制敌军，不顾身患重病，率领教导第二师在池塘垭、下谷坪、木鱼坪一带，迂回与敌军接触，牵制了强敌。川军攻破红军万仙洞机关驻地后，黄大鹏为了保存主力，选派了200名精壮战士，交红三军二十二团团长许光达等率领，赴房县与贺军长会合。不久，黄大鹏又亲率伤愈的红三军战士到房县随贺军长战斗。
10月下旬，教导第二师奉命回巴东恢复苏区，并打通巴东、兴山、房县的交通。当时巴东团防陈铸九、史祖惠、詹兴让、张嗣臣等部，配合川军驻扎江北，据险待我。黄大鹏先在平阳坝朱家山打了胜仗后，又在贾家坡、宋家垭、鼻祖垭、白湾连战告捷，吓得敌人惊恐万状。为了扫除苏区心腹之患，11月初，黄大鹏决定进攻二淌垭。行前，佯称“打下平阳坝，进攻曾家岭”以麻痹敌人。然后，精选战士百余人，分两路向二淌垭进攻。
战斗一开始，一路由营长罗玉卿带领，先从正面发起佯攻。另一路由黄大鹏带领，绕至敌后袭击。进攻时，黄、罗两人身先士卒，紧密配合，包围了二淌垭敌兵。经过激战，打死敌队长詹兴让，获得又一次大胜利。
“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刀子按在颈项上，脑壳掉了也不怕。”这首民歌，当时流行在巴归兴苏区，反映出红三军教导第二师战士们的坚强革命意志。
二淌垭战斗中，营长罗玉卿冲锋在前，歼灭了不少敌人。战斗中，罗不幸中弹牺牲。黄大鹏在召开的全师追悼会上，悲愤交加，决心为烈士报仇，与敌人决一死战。会后，他率队再赴二淌垭，与敌人血战。
为了迅速歼灭敌人，红军拂晓就逼近敌军阵地，向敌人发动了猛烈进攻。敌队长史祖惠不支，慌忙溃逃。黄大鹏为了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就一直冲到战地最前沿。他伏在一块大石后面，高声向敌人喊话：“红军是为穷人办事的军队，红军优待俘虏，你们不要为土豪劣绅卖命，快拖枪过来。”史祖惠组织火力对准大石射击。黄大鹏瓦解敌人心切，不顾个人安危，当他再次抬头喊话时，一颗子弹从左眉心射入、从枕骨穿出，不幸当场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4岁。
黄大鹏的牺牲，是巴归兴苏区和教导二师的重大损失。噩耗传来，苏区人民和红军战士无不痛哭失声。追悼会后，黄大鹏遗骸安葬于牛洞水池岭。1958年，中共巴东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决定建立烈士陵园，将黄大鹏烈士遗骨迁葬于陵园内。1958年4月9日，贺龙元帅在给巴东县人民政府的信中说：“以黄大鹏同志为首的一支革命力量，在和敌人斗争中，发挥了高度的英雄主义气概和顽强精神。许多为革命壮烈牺牲的烈士们是值得我们追念的。”
(王成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