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原双姓蔡林，名山，字润寰，学名彬，1895年3月3日生。原籍湖南省湘乡县永丰镇(今属双峰县)。蔡家世代以制作永丰辣酱驰名。祖父蔡寿菘，曾在曾国藩的湘军供职，后奉遣回家，仍操旧业，生活较为富裕。父亲蔡蓉峰，因不善经营，家境逐渐衰落，于是弃商求官。1890年，蔡蓉峰把铺面租给别人，自己带着妻子前往上海，凭着自己岳家与曾国藩女婿聂缉有亲戚关系，在聂当总办的江南制造局谋得一个职员的位置。蔡和森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蔡和森的母亲葛兰英(后改名健豪)，出身名门，生有三男三女，蔡和森和蔡畅，是她的子女中最小的两个。她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经常以秋瑾的革命精神教育子女。
1899年，蔡和森随母亲从上海回到湖南。不久，父亲也离职返湘，回到老家永丰，生活日益窘迫。因无力送子女读书，在蔡和森13岁时，父亲将他送到堂兄开的蔡广祥店当了学徒。
在学徒期间，蔡和森曾偷着自学文化，有了一些知识基础。学徒期满回家后，他要求上学，父母变卖了一些家产作为学费，送他进了永丰国民初等小学。此时，他已经16岁，有的同学叫他“太学生”，他毫不介意，一笑置之。由于他学习刻苦，在初等小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考入了双峰高等小学。很快，他成了高等小学的优材生，各科成绩都好，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他很关心时政，善于思考，平时虽沉默寡言，但发表意见时，常常慷慨陈词，有理有据，使同学为之折服。
辛亥革命后，蔡和森对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十分敬佩。在学校里，他是第一个带头剪掉辫子的学生，他还动员母亲将“巴巴头”的旧发式剪成短发，要妹妹也不再裹脚。
1913年初，蔡和森来到长沙，考入湖南铁路专门学校。同年秋，他改名蔡林彬，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同学，并很快成为挚友。在老师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的教导下，他们俩人以极浓厚的兴趣钻研了文学、哲学、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深切关注社会问题，并以各自的思想品行赢得同学们的敬佩。
1915年夏，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增设专修科文学部，杨昌济和徐特立被聘去兼课。蔡和森因想在文学方面有所造就，也于同年秋转学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专修科文学部乙班。他读书非常注重自学，除学好学校规定的功课外，经常到图书室博览群书，尤其喜爱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了宣传中国需要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他曾多方收集资料，编出一本《近百年的国耻史纲》，在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17年6月，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原想去当教员，曾托同学王光霞邀一乡馆，以培育人才。但当时邀馆一般是春季始业，致使他的这一志愿未能实现。于是他决定自学，并将母亲葛健豪、姐姐蔡庆熙、妹妹蔡畅、外甥女刘昂一起搬来长沙，先租居岳麓山下的饮马堂，不久迁居湾市的刘家台子，依靠一些微薄收入来维持全家的清贫生活。
蔡和森的家中，常是毛泽东、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切磋学问，议论国是的聚会之处。一个“以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就是从这里开始酝酿，并于1918年4月14日在这里正式成立的。
1918年6月中旬，当杨昌济将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传来后，蔡和森认为这是多造就“做事之人”的好机会，在一次新民学会会员会议上，他与萧子等提出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会议还指定他和萧子专责此事。
蔡和森于6月23日从长沙动身去北京。他到汉口搭火车，于25日晚抵达北京后，经杨昌济的引荐，即先后拜访了华法教育会的主持人蔡元培、李石曾等，请求他们为湖南青年要求赴法勤工俭学予以安排，并很快得到25个资助赴法勤工俭学的名额。为使湖南有更多的青年能够留法，他提出“盖此事欲得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的办法，写信给毛泽东等学友，要求他们把众多的青年都发动起来，甚至可“空全省之学予以来京”，以造成一种声势，并要求毛泽东来京主持此事。8月15日，毛泽东偕同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人来到北京后，他同一部分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到蠡县布里村(今属高阳县)的留法预备班(校)补习法文。他是这个班的负责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和森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积极组织在京的湖南青年陈绍休、贺果、唐铎等一起参加示威请愿游行。这年6月底，他从北京回到长沙，一面热情宣传五四运动后北京的政治形势，鼓舞湖南青年的斗志；一面发动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为改造中国“造就人才”。为了实现“使女界青年同时进化”的愿望，他要妹妹写信给在溆浦任教的学友向警予，邀她来省城组织女子赴法勤工俭学。在他兄妹的发动下，年过半百的母亲葛健豪，也决心跟儿女们一道去法国，当勤工俭学的“老学生”。他一家两代人赴法勤工俭学的行动，对推动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有着积极的影响，使得当时湖南先后出国的“人数为各省之冠”。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与母亲、妹妹及向警予等30多人，乘法国邮船“央脱来蓬”号赴法，并于1920年1月30日抵法国马赛 ，2月2日到达巴黎。7日，他与母亲、妹妹及向警予分别入蒙达尼男、女中学。
蔡和森在法国，收集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约百来种，准备编译成丛书，向国内广泛介绍。他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造诣，不但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革命知识，还深刻影响着周围的学友，使他们很快从各种思潮中摆脱出来，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比如，在1920年7月在蒙达尼中学召开的新民学会留法会员的会议上，他以雄辩的论据，指出在改造中国的方法上，必须“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不赞同萧子等提出应采取“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的意见，得到了与会13人的大多数会员的拥护。为了帮助“勤工俭学励进会”的一些成员从信仰工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过来，他主动找他们谈话，将自己翻译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送给他们看。据李维汉回忆，说自己正是有机会集中阅读了蔡和森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以及同蔡和森作了多次长谈，才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
勤工俭学励进会(1921年8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的社员发展到30多人。为使这些社员接受马克思主义，蔡和森约于这年9、10月间帮助他们在蒙达尼开了三天会议。会前，他把自己译的《共产党宣言》用纸抄好，一张一张地贴在会议室周围的墙上，供大家阅读，并同他们一起热烈讨论。这时，他同向警予结婚。
在这期间，蔡和森还同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筹备组建中国共产党旅欧的早期组织。他是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的创始人之一。为了阐述他的建党思想，他在这年8月13日和16日给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1921年2月11日，又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他在这三封信中，比较系统地完整地阐明了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及组织原则。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中国与改造世界；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就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而“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他进一步指出：为了进行社会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创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明确地提出现在就要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只有组织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他还指出：这个党必须是高度集中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党的方针为多方面的，无论报纸、议院、团体，以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绝不能单独自由行动”。
蔡和森上述建党的意见，得到国内毛泽东等人的“深切赞同”。毛泽东于1921年1月11日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与此同时，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了新年大会，就“共同目的”和蔡和森提出的上述问题，进行了三天的热烈讨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及全国建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工作。
蔡和森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主要是赞同陈独秀对张东荪等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批判。信中说：“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服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的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信中还进一步指出：“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运命。到了这个时候，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们，行所必然。”充分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必然胜利的信心。
蔡和森留法期间，不仅是革命真理的追求者和传播者，而且还是各项斗争的参加者。在1921年这一年，他先后参加和领导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三次重大的斗争：第一次是2月28日的“争生存权和求学权”的斗争，即反对北京政府拒绝资助勤工俭学生，并指使驻法公使馆企图把找不到工作、读不上书的学生“遣送回国”的斗争；第二次是七八月间的“拒款”斗争，即反对北京政府卖国借款的斗争；第三次是9月抗议里昂中法大学当局拒绝招收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特别在第三次斗争中，他与赵世炎、陈毅、罗学瓒等一起率领125名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冲进了里昂中法大学，以占校先发队的名义占领一座楼房，准备与校方谈判。但遭到法国当局的拘捕，经过20多天的囚禁，除赵世炎机智逃出外，蔡和森同其余104人于10月18日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和“扰乱治安”的罪名强行遣送回国，结束了他将近两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
1921年底，蔡和林归国后不久，即经陈独秀、陈公培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安排在中央机关工作。
起初，他曾去党中央在上海创办的平民女校兼课，并开始酝酿撰写《社会进化史》一书。这本书后来成了他讲课的重要教材。
1922年5月1日至6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蔡和森在为大会撰写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再次强调指出：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只有根本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将一切生产手段——即土地、资本——都归社会公有”，这就是劳动运动的根本目的。为达此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实行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同年5月5日至10日，他在广州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他曾协助编辑团刊《先驱》。
1922年7月，蔡和森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负责主编中央理论周报《向导》。
蔡和森主编《向导》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根据中共二大决议，积极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他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内部与外部的各种矛盾，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联合中国封建买办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他指出：“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中日战争等战役以来，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中国国民运动的真意义在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因为国际帝国主义既是压迫中国的仇敌，又是军阀存亡、国家分裂、内敌永续的原动力。”当时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曾著文攻击《向导》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他针锋相对，在《向导》上辟有“外患日志”专栏，将帝国主义的暴行逐日揭载，以大量事实驳斥胡适的谬论，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使反帝国主义口号日益深入人心。
蔡和森主编《向导》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将打倒封建军阀，实现中国民主统一的宣传，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他强调指出：中国的政治问题，“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他尖锐地揭露各地的大小军阀，都以“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等为幌子，暗中实行争权夺利的卑鄙伎俩，指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即非势必割剧的“联省自治”所能解决，又非北洋正统所能处置，唯一的出路，只有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
在建立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民主的联合战线”方面，蔡和森主编《向导》期间，也做了许多主要的宣传工作。在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执委会议(西湖会议)上，蔡和森改变了不与资产阶级联合的观点，赞成与国民党合作，从而在宣传“民主的联合战线”方面，也发挥了《向导》的作用。1923年6月，当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后，他在《向导》上发表文章：一面肯定国民党是民主革命派，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领袖；另一面又明确指出国民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批评孙中山想依靠某派军阀和某一“友邦”来实现中国统一的观念。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以后，他继续以《向导》为阵地，与国民党的右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许多文章中，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性，要求共产党人提高革命警惕性。
蔡和森主编《向导》期间，非常注意全国的工农运动。他指出：工农阶级的发动，是“中国革命之新动力”，要发展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就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阶级；而广大工农阶级要获得自己的解放，也必须参加国民革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天然的负有两重责任：一方面应为民族独立的共同利益奋斗，同时应为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奋斗。”他还强调建立“农民运动之武装”的重要性。
1924年3月，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改组，蔡和森当选为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从此，他除主编《向导》外，还成了区委新办的刊物《政治周报》的主要撰稿人。
1925年5月15日，上海工人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杀害，广大工人奋起反抗。为了把这一斗争引向深入，他在5月28日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建议：“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同时也使工人加入总的反帝战线而成为这一战线的中坚。”他还提出于5月30日组织反帝示威游行的主张。党中央经过讨论，决定对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
蔡和森在组织工人的斗争中，还表现了卓越的领导艺术。在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深夜，他在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及时提出号召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主张。会议接受了他的建议，于5月31日又组织了一次大示威。6月1日，上海工人首先举行了抗议五卅惨案的政治大罢工，继之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了“三罢”高潮。当晚，他又在党中央的会议上分析形势，进一步提出“在上海应当马上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成为这一反帝运动的总的领导机构，以巩固和发展这一运动，成为长期的斗争；同时要马上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去，这就是我们最近几日的任务”。6月4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他又在《向导》上连续发表报道和评论，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和阴谋，因而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给中外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1925年10月，蔡和森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不久，根据党中央指示，他与李立三、向警予等一道从上海赴莫斯科，以中共代表团团长身份驻共产国际。这一期间，他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些活动，此外，仍然继续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1926年上半年，他应中共中山大学旅俄支部的邀请，向支部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这个报告长达五万余字，第一次用马列主义理论科学地分析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到1925年10月中央二次扩大会议的革命斗争，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即五四以前的“旧的阶段”和五四以后的“新阶段的革命运动”。他通过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它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达到胜利。他还指出：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过去“中国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即缺乏领导阶级”，因此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中共党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
蔡和森在莫斯科期间，还同刘伯坚等对到莫斯科参观访问的冯玉祥进行了争取和帮助。
1927年初，蔡和森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回国。4月1日，他途经长沙，曾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于教育会坪召开的万人欢迎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在演说中，他着重阐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农运是整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唯有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革命的中心军队”，只有“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基础方面不致动摇”。他还说，谁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
蔡和森由长沙到达武汉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4月27日到5月9日召开的中共五大上，他同瞿秋白、毛泽东等一道，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这次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中共中央秘书长周恩来未到职以前，这一职务也由他代理。
1927年5月，夏斗寅和许克祥相继在湖北的宜昌和湖南的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针对这一局势，蔡和森与李立三曾向中央提议，由叶挺部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取湖南为根据地，再进军湖北与广东；同时，广泛开展工农武装，“积极准备武装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但陈独秀只采纳其中一部分，即决定由叶挺部及中央军校迎击夏斗寅，而将迅速发展工农武装的提议搁置起来。
6月，当汪精卫的反共倾向愈来愈明显以后，陈独秀、鲍罗廷等却提出“东征”讨伐蒋介石，罗易、谭平山等提出“南伐”广东，也有提继续“北伐”的。蔡和森既不同意“东征”，也不同意“北伐”，而仍然坚持主张解决两湖问题。他认为，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我们应当坚定地、自觉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他还具体拟定了解决两湖问题的决议案。正在展开讨论之际，正值共产国际来电，指责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指令迅速反攻，解决许克祥的叛乱，发动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等。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同意了他的“两湖议案”，但后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又借口形势改变，予以推翻，并在6月24日召开的党中央会议上，撤销了他代理中共秘书长的职务。他随即告假，住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处养病。第二天，他给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写信，指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然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他提议：“中央机关应移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即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但这些正确的意见，仍遭到拒绝。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了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6日，蔡和森一连写了七封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采取紧急措施的建议。8月7日，蔡和森参加了党中央临时常委会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他在会上指出：五大以后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原因是中央不执行“五次大会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的决议。他还是秋收暴动的提议人之一，并诚恳地申请到湖南去组织湘赣秋收起义。随后，新选举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他去北方局工作。
党的八七会议刚结束，蔡和森即离开武汉到达北京、天津等地，以中央巡视员身份，担任北方局秘书长。他与书记王荷波一起恢复北方局领导机构，改组顺直省委和所属市委。9月10日，他为北方局写了题为《关于“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各决议展开党内讨论》的通告。22日，他又在顺直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作了题为《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全面总结了五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整顿党组织的意见。
1927年10月，奉直军阀战争再度爆发，蔡和森提议趁机举行暴动，决定在直隶省(今河北省)玉田地区发动农民起义，并派于方舟等前往组织发动。但由于具体指挥上犯有“攻城主义”的错误，致使玉田起义连续两次遭到失败。这年11月，蔡和森参加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举行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汇报了北方局的情况，总结了北方局三个月的工作，并根据撤销北方局的决定，代党中央起草关于《北方工作决议案》。会后，他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暂居天津。1928年初，他召开顺南省委会议，进一步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再次改组顺直省委。
在这段时间里，蔡和森在彭真等的协助下，还多次赴唐山领导煤矿工人运动。1928年1月下旬，他在唐山举办工人党员短期训练班，培训基层支部骨干。他还将这一工作经验推广到天津各地。这年2月他结束北方巡视工作，离津到沪。不久，他得知向警予在武汉被捕，于5月1日壮烈牺牲，极感悲痛，并写了悼念文章。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蔡和森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大会讨论政治报告、农民土地问题、职工运动问题的多次重要发言中，继续总结了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及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历史经验，批评了党内“左”的盲动错误，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也批评了张国焘“左”的错误，为六大制定正确的路线做出贡献。
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蔡和森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中央全会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同时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不久，由于受到联共(布)党内反对布哈林斗争的影响，蔡和森在中共中央机关也遭到错误的打击。他因维护六大的决议和反对冒险进攻城市的正确主张，被攻击为“右倾”，其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和中央宣传部长职务也被撤销。
蔡和森受到错误的批评和处分以后，毫不悲观失望，仍然坚持工作。1928年底，党组织因他的病情严重，将他从上海送到莫斯科疗养，同时担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成员。
1930年上半年，中共党内发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因蔡和森是“坚持拥护正确路线而反对立三路线的”，所以共产国际派他回国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9月24日至28日，他出席了党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和党内同志一道纠正了李立三的严重错误。接着，他与邓中夏等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在莫斯科举行的专题讨论李立三错误的会议。他在会上不但满腔热情地批评和帮助李立三认识错误，而且还作了自我批评。这使李立三深受感动，沉痛地检讨了自己“不正确地开除和森同志政治局委员”的错误。
1931年初，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刚到上海，就遭到王明的排斥打击。既没有恢复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又不批准他到中央苏区去工作的请求，而是派他去主持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当时，广东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邓发被捕，省委暂时设在香港。3月，他服从组织决定，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到达香港后，蔡和森同他再婚夫人李一纯住在一家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公开身份是公司的职员。不久，曾被六届四中全会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大叛徒顾顺章也到了这里。顾顺章对蔡和森是很熟悉的。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每天照样外出工作。
6月10日这天，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要会议。广东省委考虑到这是一个群众性集会，没有安排他去参加。但他却认为：对于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不去不放心”。临行前对李一纯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果然，他一进会场，就被叛徒顾顺章带着特务逮捕了。
蔡和森被捕后，党组织立即采取营救措施，由党员李少石通过一个社会团体和港英当局联络，愿出巨款保释。但是蔡和森已在两小时以前，被港英当局引渡给广东军阀陈济棠，关入广州监狱。他在狱中受尽酷刑，被打得血肉模糊，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但始终英勇不屈，并鼓励难友坚持斗争。凶恶的敌人，最后用长钉把他的四肢钉在壁上，然后用刺刀将他的胸脯戳得稀烂。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就这样壮烈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时年36岁。
对于蔡和森的牺牲，党和人民始终深切地怀念他。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高度评价蔡和森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周恩来也深情地说：“和森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1979年纪念蔡和森诞生85周年时，邓小平题词说：“蔡和森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
(湘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