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醒，1901年12月15日出生在湖南浏阳东乡三口马家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原名发秀，村里都叫她“发姑娘”。
罗醒性格开朗，敬老睦邻，对父母尤为体贴。她从小不肯裹脚，曾以脚大闻名乡里。
1916年，罗醒嫁到大光乡大光园村王家为媳。1920年，她进入当地一些进步人士办的平民学校学习。因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她更名罗醒，以表示自己初步有了觉悟的意思。
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南，农民协会公开活动，浏阳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大光乡也公开成立了农民协会。罗醒积极投入农村妇女运动，说服广大妇女剪发、放足，提倡婚姻自由，成为出色的组织者和宣传者，被群众推选为大光乡妇女界联合会会长。她还带领妇女积极支援北伐。由于她的积极工作和带头作用，一时间她的名字传遍浏阳城乡。这年10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随后浏阳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大光乡的土豪劣绅乘机反扑，捕杀共产党人和农运骨干，罗醒也在捕杀对象之列。她受命坚持地下斗争，负责交通联络工作。这时，她已经有两个孩子，又身怀有孕。她要第二个孩子跟祖父王隆年前往亲戚家寄居。但二人投亲无着，祖孙俩只得沿门乞讨。不久，这个五岁孩子因饥病死去。罗醒带着大儿子转移。敌人抓不着她，恼羞成怒，放火烧了她家房屋。
一次，罗醒潜回大光乡，串连群众，筹划武装斗争，结果被敌人侦知，把她抓起来关在大光乡城隍庙。后经党组织营救脱险。不久，她生下一女孩，但怕拖累重，影响工作，才40天就忍痛送给了他人。
1928年冬，罗醒回到娘家三口进行地下联络工作，被大光乡敌军连长发觉，第二次被捕，与7岁儿子一起关进牢房。敌连长见她年轻漂亮，逐起邪念，想占有她。她抓住敌连长这一心理，乘他疏于防范之机，提出要先让她儿子出去跟祖父王隆年走。敌连长求欢心切，答应了她。随后，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破窗越狱，逃出虎口。
不久，罗醒带着儿子冒着大雪，徒步百里，来到长沙。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她在中山路一处小木屋住下来，以洗衣服和做布鞋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
1929年秋的一个傍晚，罗醒和儿子正吃晚饭，浏阳大光乡一个劣绅带着几个警察闯进门来，指着她对警察说：“她就是浏阳来的女共党分子!”这是她第三次带着儿子入狱。但敌人从她口里得不到什么东西，最后只得将她母子俩送到司禁湾监狱。
司禁湾监狱位于南门口樊西巷西南侧，是一所戒备森严的人间地狱，内分男女两监，两监之间有两道高墙相隔。女监的五间囚室里关着100多名“女囚”。罗醒带着儿子在这里过了将近一年的狱中生活。在这里，她结识了毛泽民的夫人王淑兰等女共产党员，共同的理想与遭遇，使她们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了同男监的难友取得联系，她与王淑兰商量后，向看守提出让儿子华初去男监学文化的要求。男监的难友热情地接待了小华初，给他买了小学课本、石板、石笔和书包。小华初初次“上学”是由一个同情革命的姓彭的伙带去的。负责教小华初认字的是共产党员蒋学广。自从有了华初这个小交通，男女难友之间互通情况，联合斗争，使监狱生活条件渐渐有了改变。罗醒意识到自己和另一位女共产党员李葆珍没有像其他“女犯”被判徒刑，因而自己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于是预先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将儿子华初托咐给王淑兰，要求王淑兰在她牺牲后，将华初当做自己的儿子，扶养成人，继续革命。
1930年7月27日傍晚，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炮声不时从远处传到监狱。开饭时，罗醒从那位姓彭的伙送进的饭盒中，拿出一张纸条“红军攻城紧，很快会进城，大家准备好，一齐闹出监”。她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女监党小组长王淑兰，立即布置难友做好冲监的准备。她们一面监视哨楼动静，一面与女看守纠缠，等待男监发出信号。当晚8点多钟，枪声更紧，监狱哨楼哨兵突然撤走。罗醒立即逼着女看守交出牢房钥匙，打开牢门，大喊：“红军进城啦，大家快往外冲呀!”越狱成功后，罗醒与王淑兰带着华初当晚找到红三军团，留宿在红军日报馆。
十天后，由于敌强我弱，红军不便在长沙久留，决定撤出长沙。这时，罗醒将儿子叫到被留下做地方工作的王淑兰面前，要儿子叫“妈妈”，说王妈妈就是你以后的亲妈妈了。她又对王淑兰说：“华初有了你这个好妈妈的教养，我就放心了。”后来，王淑兰就带着她的女儿远志和华初(后曾改名远怀)继续留在白区坚持工作。
罗醒随着红军回到浏阳。主力继续转移至江西时，她奉命转入地方工作，担任浏阳二区妇女主任，为扩大和巩固苏区进行了一年多的战斗。
1931年12月13日，反动军阀许克祥伙同地主武装围攻浏阳大光苏区，罗醒不幸第四次被捕，于15日被杀害在浏阳永和大桥河洲上。残暴的敌人用刺刀挑她的胸膛，肢解她的躯体，并将她的头颅挂在永和镇“示众”。济阳苏区群众听到她牺牲的消息，莫不悲痛万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烈士的遗体与头颅合并在一起，安葬在大光山麓。烈士永远活在浏阳人民心中。
(湘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