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作豫，号备予，1901年2月23日诞生于广西北流一个农民家庭。父俞壁阶，兄俞作柏，他是七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十三，人称“十三叔”。俞作豫自小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俞壁阶对子女勤于教诲，时时勉励他们为人要正直、奋发向上。俞作豫6岁就读于乡间私塾，业师就是姑父李云东。他和表兄李明瑞同窗几年，两人意气相投，情同手足。
俞作豫15岁那一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窃国大盗袁世凯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时俞作豫正在北流县城中学读书，积极参加了当地进步师生组织的讨袁反日示威游行。他目睹耳闻社会政治黑暗的现实，深感光有文才是不能治理国乱、抵御外侮的，于是决心投笔从戎。
1917年，俞作豫投奔在护法军桂军林虎部当连长的哥哥俞作柏。俞作柏对弟弟从军的举动很是赞许，只是不愿意让他年纪尚轻就过营伍生活，便介绍他到设在燕塘的西南护法军第二军讲武堂学习军事。俞作豫自此迈出了戎马生涯的第一步 。
1920年从讲武堂毕业后，俞作豫先后在护法军、李宗仁黄绍定桂讨贼军、国民革命军中任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此期间，他为军阀混战出过力，也为革命战争作出过贡献。他的军事才能也就是这时显露出来的。北伐战争时期，俞作豫在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任第三团团长。该军在北伐中担任从广西入湘，配合第四军行动的任务。在著名的贺胜桥战役中，第四军独立团从正面主攻，遇到了敌人的抵抗，连攻数日未克。俞作豫奉命率全团人马从敌侧背发起攻击。他身先士卒，率队猛冲，给正面攻击部队以有力的支援。在北伐军前后夹攻下，吴佩孚的精锐部队溃不成军，北伐军乘势攻克了贺胜桥。当时任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后来回忆说，贺胜桥战役的胜利，俞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然而，像俞作豫这样有才能有正义感的青年，在旧军队里是难以立足的。贺胜桥战役之后，俞作豫随部队进军江西，在德安战役中立了战功之后，却受到了桂军头目白崇禧的排挤打击。1927年7月，他以“省亲”为名，愤然离开了桂军。
脱离了旧军队，俞作豫面临着新的人生抉择。他毕竟是一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他的哥哥俞作柏早年在广州与孙中山、鲍罗廷交往时，接受了鲍罗廷赠送的许多革命书籍，内有《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革命周刊》、《向导》等。在大革命初期，俞作豫就在哥哥处阅读了这些书刊，从中吸取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关心着这位北伐战将。1927年7月，俞作豫取道上海返广西，遇到了曾任中共广西特委书记的谭寿林。谭寿林了解了他的情况后介绍他到香港投奔党组织。
当月，俞作豫即赶往香港。他先是找到朱锡昂、陈勉恕两位共产党员。朱、陈两人了解到俞作豫迫切找党，便多方接近、帮助教育他，鼓励他树立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远大志向。俞作豫亦表示决心同旧军队彻底决裂，不回武汉。旋即在香港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就地开展革命活动。这年10月，正当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俞作豫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1927年12月，俞作豫和朱锡昂等一起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同志们撤到香港。翌年，广西党组织刚刚恢复活动，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得力干部赴桂开展工作。1928年初春，俞作豫与朱锡昂、朱光、邱桂馨等奉命奔赴广西。回到家乡后，俞作豫先后任中共北流县委委员、县委书记，在桂东南一带开展农运和兵运工作。当时，这一带正处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大革命失败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俞作豫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彭湃为榜样搞农运。他走村串户，和贫苦农民交朋友，用通俗浅显的语言，向农民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指出农民兄弟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地主豪绅，才有出路。在俞作豫的启发教育下，这些地方的农民很快提高了阶级觉悟，纷纷参加农会。北流县十多个乡村，经过他宣传发动，都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达500多个。在此基础上俞作豫又组织了农民自卫军，有200多支枪。为了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俞作豫还亲自担负了改造六万大山一股绿林军的重任。他不避艰险，多次到那里做启发工作，终于使这支绿林军加入了农民武装的行列，壮大了革命队伍的力量。
俞作豫在家乡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千方百计捕捉他。他曾三次遇险，但每次都凭着机智勇敢化险为夷。有一次，他和一名警卫员到联络点开会，被早已埋伏在附近的敌人堵在屋里，俞作豫手握双枪，左右开弓，带着警卫员杀开一条血路，死里逃生。1929年初，俞作豫准备调离北流，走之前在另一个联络点开会布置今后的斗争任务时，又被敌人突袭。俞作豫立即指挥同志们紧急撤离联络点，他自己化装成农民，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安然脱险。
1929年春，俞作豫奉党组织命令，离开北流前往武汉，到表兄李明瑞部开展兵运工作。这年5月，俞作豫的胞兄俞作柏就任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俞作柏是国民党左派，同情共产党；李明瑞是北伐名将，颇具正义感，两人在1929年2月的蒋桂战争中，因倒桂有功，被蒋介石委为广西的军政首脑。俞李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广西实行了一些比较进步的措施，并主动要求共产党派人来帮助他们执政。中共中央趁这个时机，派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等同志到广西工作，并特别安排俞作豫同俞作柏、李明瑞直接打交道。这时广西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正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但武装力量问题尚未解决。俞作豫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说服李明瑞在广西办了军官学校和训练总队，训练初级军官。训练总队的负责人就是张云逸。不久，张云逸和俞作豫分别担任了广西警备大队第四大队、第五大队的大队长。他们按照党的指示，在这两个大队里加紧进行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将这两支武装力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为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12月11日，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领导下，百色起义胜利举行。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
当时，龙州的局势十分复杂。这里地处边陲，崇山耸立，大量的散兵游勇和土匪出没其间伤害百姓；封建宗法势力在此地根深蒂固；法国殖民主义者亦曾霸占过这里，还有残余势力存在。针对这种复杂局面，党组织决定派俞作豫以督办身份到龙州先稳住局势，然后徐图大计。俞作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他于1929年10月中旬就带领警备第五大队开到了龙州，并以龙州督办的合法身份出面理政。俞作豫依靠当地的贫苦百姓，开展清匪反霸斗争，果断地处决了深为当地人民所痛恨的反动县长黄肖鹏，接着将当地的零星武装和绿林队伍加以收编、改造。龙州的局势迅速稳定下来，政权和财权都掌握在革命队伍手中。为了纯洁队伍和提高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以适应起义的需要，俞作豫还亲自给士兵上教育课，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又开办了军事政治学校，自任校长，培训军队干部。与此同时，他在龙州大力开展扩军工作，发动青壮年踊跃参军，将原来的几百人枪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武装队伍。
起义前夕，邓小平由百色赶到了龙州，向俞作豫等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立即举行龙州起义、开辟左江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八军的决定。
1930年2月1日，龙州军民齐集新镇地广场召开大会。俞作豫在会上庄严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宣告举行武装起义，号召龙州军民“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惜任何牺牲，坚决革命彻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下辖两个纵队)和左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告诞生，由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委，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大会宣布了《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提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政权的主张。这个政纲受到龙州地区人民的热烈拥护。不久，龙州周围十多个县也陆续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形成了左江革命根据地。为了协助这些县建立和巩固工农政权，俞作豫立即派红八军第一、二纵队分赴各地，组织人民开展清匪反霸、打土豪的斗争。他得知下冻乡有一支改编过来的土匪武装在头子黄飞虎指挥下发动叛乱，捣毁新生政权时，便亲率一个营前往下冻，弹压了叛乱，恢复了工农政权。
起义后，邓小平率领到外围作战的红八军第一纵队打到右江一带去了。俞作豫成了龙州军政的主要邻导人，他以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率领龙州军民为捍卫新生的政权而奋战。
法帝国主义首先跳出来捣乱，派出飞机在龙州附近上空侦察，还以保护“领事权”为借口，扬言要派雇佣军来华进行武装干涉。在俞作豫等领导下，龙州苏维埃政府根据起义政纲有关规定，宣布没收法帝国主义在龙州非法攫取的财产及武器；处决了企图勾结帝国主义颠覆革命政权的大土豪、国民党反动政客欧广俊、闵玉达等。苏维埃政府将有不法行为的法国领事和“传教士”驱逐出境，红军战士还击落了一架前来挑衅的法机。这些措施和行动，狠狠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凶焰。
1930年3月18日，桂系军阀纠集了一个师4个团的兵力分两路突袭龙州，俞作豫率留守龙州的第二纵队英勇抗击。战至当日下午5时，由于敌众我寡，形势越来越不利。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俞作豫果断地下令突围，带队伍撤至凭祥、宁明一带，准备到粤桂边界开展游击战。无奈敌人一直尾追不舍，沿途又不断有民团袭击，部队到达钦县上董时，基本散尽。至此，红八军的活动也告结束。
俞作豫身处逆境，感到十分苦恼，决定去香港寻找党组织，以求得指示。他先是派人去香港联系，未果，于是决定亲自前往。岂料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特务组织早已侦知他的行踪，布置叛徒设下了诱捕的圈套。俞作豫到了香港，误与叛徒接头，不幸落入了陈济棠的侦缉队手中。
俞作豫被捕后，被押解到广州。敌人妄图在其身上大做文章，对他软硬兼施，但他始终不为所动，慨然留下了“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绝笔诗，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国民党反动派在俞作豫身上一无所获之后，于1930年9月6日于广州黄花岗对他下了毒手。临刑前，俞作豫面对敌人的屠刀，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曾宪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