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炎

来源:中华英烈网责任编辑:李行知2013-10-16 16:14

赵世炎,1901年4月诞生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他从小就在父母和老师的影响下,养成勤恳、和善、同情人民疾苦、正直勇敢的优秀品质。龙潭小学教师王勃山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有一次,他讲地理课,当讲到香港、九龙被帝国主义强行割占时,失声痛哭,引起满堂呜咽之声,赵世炎更是义愤填膺。他远在千里之外从军的二哥,也是同盟会会员,经常寄回反帝、反清书籍,赵世炎一篇又一篇地读着,常常愤然拍案而起,爱国热情在少年赵世炎的心中激荡。1914年赵世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龙潭镇高级小学。1915年,他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这个学校的民主空气和学术空气很浓,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18年,赵世炎经王光新介绍结识了李大钊,这是赵世炎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飞跃。赵世炎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先后担任过《工读》、《平民周刊》、《少年》半月刊的主编。五四运动期间,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赵世炎积极参加论战,以犀利的笔锋驳斥了胡适。胡适找到他,他仍毫不客气,面对面地同胡适展开辩论。

1919年,赵世炎中学毕业前夕,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他热情、勇敢地投入了这一运动。在运动中,赵世炎十分活跃。5月7日,附中中学会成立,他被选为干事长。他遇事冷静,每当发生意见分歧时,从不轻易发表看法,总是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把情况弄清楚,经过分析判断后发表意见,促使问题完满解决,以致同学称他为“及时雨”大哥。7月,赵世炎中学毕业后,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并出版《少年》半月刊。还在附中办起了校工补习班,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同年秋,他进入吴玉章在北京主办的“法文专修馆”,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在此期间,他日夜忙于帮助一批又一批青年做留法勤工俭学的各项准备,往往是一个烧饼一碗开水便充当一餐饭,晚上,常常蜷伏在学生会的办公桌上过夜。同学们见状都感叹,赵世炎却风趣地说:“饭蔬食而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1920年5月,为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赵世炎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他每天除了干8小时勤杂活外,还挤出三四小时自学,并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国内外大事,还向法国工人阶级学习组织领导工人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在斗争实践中,他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发达的法国,表面上看起来比落后的封建的中国进步和繁华,但实质上也同样黑暗腐朽。1921年,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借款,他和周恩来等发起拒款运动,他们联合巴黎的中国旅法学生会、华工团体和华侨团体,组成拒款委员会。在其成立大会上,赵世炎主持大会并慷慨陈词,会后发布“拒款宣言”,号召中法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这一危害中法两国人民利益的肮脏交易。斗争进行了两个多月,终于取得胜利。

1922年6月,赵世炎和周恩来、陈延年等在巴黎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任书记。为了加强革命宣传工作,他负责编辑出版了《少年》月刊及《内部通讯》。同年10月,由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

1923年3月,赵世炎与王若飞、陈延年等离开巴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莫斯科期间,他抓紧一切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将研究的成果写成文章寄回国内。他是较早在中国报刊上系统介绍列宁及列宁主义的人之一。1924年6月中旬,他列席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搜集整理各国开展工人和农民运动的资料,向中共代表团团员李大钊汇报。会后,中共中央根据李大钊的提议决定赵世炎回国工作。

7月,赵世炎回到国内。他先担任了北京地委书记,后来又担任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整个北方工作期间,他和李大钊一起,出色地领导了北方地区的斗争。他负责主编的《政治生活》周刊,大力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到1926年的两年时间里,赵世炎一共写了70多篇文章,其中登在《政治生活》周刊上就有50余篇。赵世炎思路敏捷,笔锋犀利,文字生动流畅,不仅能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而且分析问题透彻,他的文章深为群众特别是青年所喜爱。《救国时报》曾称颂:“赵先生为有名的北方评论的主编,其言论风采为一般革命青年所景仰,赵世炎之名遂扬溢于全国。”曾和赵世炎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说:“赵世炎同志能说能写能干,既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实践家。”

11月,孙中山在共产党的支持下从广州前往北京,赵世炎号召北京人民站在革命立场上热诚欢迎孙中山。他还代表北方党组织到天津火车站迎接孙中山,并在天津民众欢迎会上致欢迎词。1925年3月,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赵世炎是参加会议的中共党团书记,具体组织和领导了这次会议。赵世炎在会上号召工农群众和妇女界迅速团结起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的成功。

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人民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和赵世炎的具体组织下,首先起来声援,成立了有480个团体参加的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并多次召开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声援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赵世炎还亲赴天津、唐山等地,和当地党组织一起,领导了开滦煤矿工人的大罢工,领导了坚持3个多月的天津海员大罢工以及赵各庄矿的罢工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

10月,在全国反帝怒潮汹涌澎湃的形势下,段祺瑞政府和帝国主义相勾结,要举行关税会议来欺骗人民。为此,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发动群众同关税会议作斗争。11月,北方区委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发动一次以打倒段祺瑞政府建立民主政府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由赵世炎负责组成行动委员会任总指挥。一时间,运动波及全国,沉重打击了反动军阀政府。五卅惨案一周年前夕,赵世炎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来到上海,投入了风起云涌的上海工人运动。赵世炎到上海就任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主任、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后,化名施英,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情况,贯彻全国劳动大会决议,组织工人罢工斗争。

1926年5月,中共江浙区委决定组织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示威游行,赵世炎和罗亦农、汪寿华为此进行了许多准备工作。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当天,他和同志们在南京路上指挥6万多工人、学生示威游行。8时整,从外滩、南京路到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到处都是工人和学生。海关大钟响过10下,以邮电工人的自行车队为先导,突然开进南京路,马路上顿时出现游行队伍,红旗招展,传单飞舞,口号声犹如海啸,演说者站立高处,慷慨陈词,来往车辆均被贴上“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租界当局对群众纪念五卅惨案周年虽有戒备,但不想会出现这样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慌忙命令巡捕开来铁甲车,并用高压水龙喷射,企图阻止游行队伍前进。游行队伍无所畏惧,坚持斗争,直到傍晚才逐渐散去。一年前,帝国主义悍然在上海闹市区向游行示威群众开枪,造成中国人民血洒南京路的五卅惨案;一年后的周年纪念大示威,高度组织起来的群众力量,使帝国主义不敢贸然而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变化。事后,赵世炎发表了《五卅周年纪念之教训与上海民众之责任》一文,高度评价五卅周年大示威,说:“这不能不说是八十年来帝国主义第一次对民众的武装退让”。

此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害怕工人群众团结起来的力量,就想方设法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对付工会,压迫工人。他们剥夺了工人的一切政治权利,并任意开除、逮捕和处死工人,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赵世炎及时分析形势,提出工人斗争要由防御转入进攻。这一分析,得到上海总工会的赞同,在赵世炎和总工会其他同志的具体组织和指挥下,上海工人阶级的经济罢工斗争全面展开。从6月至10月,赵世炎来往于闸北、南市、沪东和沪西,指挥了上海各工厂数百次的罢工。他经常深入到工厂,和工人交朋友,了解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情况,指导罢工。由于工人罢工斗争一天天的深入发展,赵世炎也一天天更紧张繁忙。他总是日夜奔走,指挥斗争、开会、写文章、调查研究、个别谈话,忙个不停。有时甚至一连几天得不到睡眠和休息,实在累得不行时,也只有利用开会前等人的时间休息几分钟,人员到齐便揉揉眼睛立即开始工作。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夏之栩半夜醒来时,经常看见他还在灯下写东西。虽然赵世炎身体健壮,精力充沛,但是这样连续的劳累也使他疲倦不支,所以只好在工作时抽烟提神。赵世炎为了掌握罢工斗争的情况,总结经验,指导斗争,还在《向导》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七篇论述上海罢工工潮的文章,使罢工斗争始终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从手工业、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市政工人到码头、港口、运输工人,从工厂到上海四大公司、百货业,罢工斗争遍及了整个上海,四个月间有数十万人参加罢工,充分显示出上海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为以后的武装起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到9月底,罢工斗争在取得一定胜利之后相继复工,这就是五卅惨案周年纪念以来持续四个多月的上海经济大罢工。赵世炎在这一大罢工斗争中充分显示出他的领导才能、组织才能和高度的理论水平。

在上海工人大罢工轰轰烈烈进行时,广东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出师北伐。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使上海更加沸腾起来。赵世炎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各级干部在斗争中克服急躁盲动情绪,深入发动群众,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统一战线,抓紧工人武装纠察队的训练,特别重视发动农民。1926年7月,中共上海区委成立军事委员会,赵世炎担任委员。10月,形势有了进一步发展,上海党组织为了配合北伐军夏超部队进攻上海,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并由罗亦农、赵世炎任起义总指挥。由于时机尚不完全成熟,致使这次起义未能成功。赵世炎及时指出,起义虽然失败,但对浙江的局势来说,却是根本变动的开端。“如果民众运动不能进展,江浙的变动更是不可靠的,只有民众的工作来推动政局,才能促成有意义的变动”。

赵世炎十分重视武装力量,在起义失败后,他派出一部分同志打入保安团掌握武装,同时扩大工人纠察队。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他愤怒地指出:“白色恐怖的屠杀,只有激起红色恐怖的革命,以恐怖答复恐怖,这便是革命的状态。”革命者怎样才能建立自己的武装,用革命的武装去对付反革命的武装?赵世炎说:“上海工人自己没有武装,有之,惟有从敌人手中夺取过来。”“武装在军阀手里便是白色恐怖;夺取武装到群众自己手里来时,即革命的武装斗争之爆发。”他在谈到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意义时说:在这次起义中“上海各社会阶级与各革命政党代表已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这一事实说明“上海工人阶级已走到为政权而战的战场上”了。

上海工人阶级虽然在两次起义中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但他们并没有被反动派所吓倒。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更大的毅力和勇气准备着新的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经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了特别军委,周恩来、赵世炎都是成员。1927年3月,北伐军进逼上海,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精心制订了暴动的计划,将上海分为闸北、南市、虹口、沪东、沪西、浦东、吴淞7个战区,给每个战区都制订了十分具体的作战计划。3月21日上午9时,上海区委决定发动第三次暴动。接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委会常委召开紧急会议,汪寿华宣布中午12时全市总同盟罢工,下午1时开始暴动。散会后,各部委书记便分头回去布置行动。赵世炎去上海总工会,然后到宝山路暴动总指挥部,同周恩来一起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下午2点,赵世炎亲自指挥沪东纠察队攻打江湾警察署,晚上和周恩来轮番到前线指挥战斗。22日下午6时,工人纠察队占领了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至此,由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完全胜利。上海工人阶级用150支破旧枪和3颗手榴弹,与敌人血战了30个小时,终于消灭了3000多名直鲁联军和2000多名警察,取得了武装起义的完全胜利。

赵世炎作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亲身投入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深深感受到了斗争胜利的喜悦。他在评价这次武装起义时指出:“三月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中的价值,是写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页。三月暴动在中国革命史中的位置,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划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页新篇幅。”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上海。赵世炎和周恩来等同志,向中共中央发出讨伐蒋介石的紧急建议书。赵世炎根据新的形势,在负责干部会议上,表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隐蔽力量准备再干”的指示,提出了新的斗争任务和斗争方式。对一些出现动摇情绪的同志赵世炎总是给以反复耐心的说服教育和热情帮助。有一次,他费了很多周折找到邮局党支部一位负责人,对他说:你不要害怕,必要时我们可以到农村去,农村是大有发展的。这个同志经过赵世炎的耐心帮助,提高了觉悟,增强了信心,回到邮局继续坚持斗争,使邮局的党组织很快恢复起来。

5月,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赵世炎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时,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敌人到处抓人,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严酷的环境中,赵世炎无所畏惧,仍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继续领导上海地区的革命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他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干部会上曾说:“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没有战斗就没有了党,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不愿参加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6月26日,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中共中央委派赵世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领导上海和江苏地区的斗争。

在严重的形势下,叛徒韩步先无耻地背叛了革命,不仅出卖了陈延年和郭伯和,而且还向敌人供出了施英(赵世炎)的住所。敌人深知赵世炎是上海工人中最有威望的领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逮捕他。7月2日黄昏,风雨交加,中西探捕猎犬般合围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然后破门而入。当时赵世炎正外出未归,敌人就埋伏在四周不走。赵世炎夫人夏之栩和岳母夏娘娘突遭袭击,心知有变,夏娘娘冲向窗口,更换信号,被敌探制止。当夏娘娘从窗口望见赵世炎正向家里走来时,不顾敌人的阻止把用作信号的花盆从窗口推了下去,以引起赵世炎的注意。可当时正值大雨瓢泼,天空漆黑,赵世炎未能听到花盆落地的破碎声音,仍是朝家里走去,刚进家门就被敌人逮捕。此时的赵世炎,仍然想着战友的安全,他乘敌人翻箱倒柜之机,悄声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的住址告诉了夏之栩,要她尽快设法向党组织报告。

敌人抓获赵世炎后,先关在租界捕房,后将其解到龙华枫林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赵世炎受尽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并把敌人的法庭和监狱当作宣讲台,和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他愤怒地控拆蒋介石甘当帝国主义走狗,叛变革命的罪行;并严厉斥责韩步先“可耻”。他向敌人宣告:“你们只能捉到我一个施英,要想从我口里得到半点机密,那是枉费心机。”在敌人监狱里,赵世炎一面以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一面时刻挂念着党的工作,关注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不忘对难友们进行共产主义和革命气节教育。他常对难友们说:革命就是流血的,要改造社会就不能不付出代价。一定要顽强斗争,不能有丝毫害怕,越怕越没有希望。在狱中,他以自己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鼓舞了难友们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赵世炎被捕后,党组织从各方面进行了积极营救,但未能奏效。在敌人最后一次提审中,赵世炎仍然慷慨陈词,侃侃而谈,他畅论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的真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痛斥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的罪行。他满怀豪情地指出:“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布满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

7月19日凌晨,赵世炎从容不迫地离开了监狱。他坦然自若地对战友们说:“永别了,同志们、朋友们!”然后昂首挺胸,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刑场走去。临刑前,他激昂高呼:“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刽子手们看到赵世炎如此镇定,如此神采奕奕,又听到赵世炎英勇斗争的口号声,不禁为之颤栗,狂叫:“砍,拿刀砍!”一代英豪,伟大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赵世炎,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了。

龙华授首见丹心,

浩气长虹炼古今。

千树桃花凝赤血,

工人万代仰施英。

这首诗表达了人们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坚强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赵世炎的敬仰和缅怀,赵世炎烈士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革命历史的丰碑上。

赵世炎牺牲后,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悼念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文章,称颂“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称颂“赵世炎是上海无产阶级真实的领袖”,是“上海总工会和纠察队的灵魂”。赵世炎的老师和战友吴玉章曾赋诗缅怀,寄托哀思。聂荣臻称赞他“对党、对事业无限忠诚,工作中深入群众,生活上艰苦朴素,对敌斗争奋不顾身,对同志坚持原则而又热情可亲,世炎同志是一个高尚的共产主义者。”邓颖超称赞:“他那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他那认真负责细致不苟的工作作风,他那既严肃又和蔼可亲的平易近人的态度,他那顽强的斗志和英勇牺牲的气概,表现了共产党员高尚的品质。”一代英豪赵世炎,万古留名。

(孙学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