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佐臣，1906年生于浙江省平湖一户贫苦人家。为了谋生，年轻的张佐臣离开家乡，到上海日商大康纱厂做工。1924年参加了共产党员蔡之华创办的沪东工人“进德会”，懂得了革命道理。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2月，沪西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因抗议日本人殴打中国工人和成批开除工人而举行罢工斗争。中共党组织根据当时形势，决定以此为契机掀起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在沪东日商大康纱厂做工的张佐臣，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利用自己在车间担任记工员的便利条件，广泛联络群众，宣传党的决定。他和其他几个党员编印了号召力很强的《罢工宣言》，在厂内外工人中散发。《宣言》指出：“工友们!我们在大康纱厂做了多年生活，东洋资本家剥削我们赚来的钱，何止千百万，我们工人却是痛苦万分。每日要做十二点钟以上的工，赚的工钱，还是不够食用。东洋人还把我们不当人，说打便打，说开除就开除，不管我们的死活。更可恶的，我们的工作，加了几倍，工钱还是一点没有加。”“工友们!我们工钱这样少，工作这样苦，真是做了东洋人的牛马奴隶一样呀!”《宣言》号召说：“工友们!东洋人压迫我们真是到了极点，唯一的办法，只有大家齐心，一致罢工，反抗东洋人的虐待，二万余人大家一条心，起来罢工，反抗东洋人的虐待!达到最后的胜利。”《宣言》还根据工人们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向厂方提出：“不得裁减工人，并不得借故开除工人；以后厂中不能打人；不得多罚工钱”等7项条件。《宣言》说出了工人心中的话，句句打动工人的心。在张佐臣等人的发动、组织领导下，大康纱厂的4000多工人，在沪东率先发起了支援沪西纱厂工友的罢工斗争。
在大康纱厂的带动下，沪东裕丰、公大、上海、东亚等其他日商纱厂相继开始了罢工斗争。一时间，沪东、沪西遥相呼应，日本在上海的6个株式会社的22家工厂，35万余名工人纷纷离开车间，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帝洪流。这便是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第一次同盟大罢工，史称“二月大罢工”。张佐臣是沪东工人罢工的实际发动者和组织者。
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同盟大罢工，给日本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震动了日本国内朝野，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董事武居不得不从日本匆匆来上海处理此事。日本资本家被迫与工人谈判。张佐臣被推举为上海日商纱厂6名工人谈判代表之一。参加谈判的除工人代表和日商代表外，还有充当“调解人”身份的中国官方代表和警察厅的代表，以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和有关商会代表。谈判桌上的斗争十分尖锐。
2月25日，张佐臣等6名工人代表昂首阔步进入谈判会议室。一开始，工人代表便提出解决工潮的八项条件：1.严禁殴打工人；2.增加一成工资；3.工资每两周发一次；4.恢复辞退的40人之职务；5.罢工期间内工资照付；6.公司规定奖励勤勉工人，废除储金制度；7.不得无故辞退工人；8.释放被拘工人。对工人提出的条件，日商代表逐条狡辩，不予接受。张佐臣对此非常气愤，拍案而起，指责说：“今天是你们请我们来谈判的，如果你们没有诚意，不考虑我们提出的条件，只想推卸责任，那就不必坐在这里讲空话，浪费时间!”
听到张佐臣这番声色严厉的话，充当“调解人”的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曾任日本“日清公司”买办)的王一亭坐不住了，忙打圆场说：“不必急，大家好商量。”
张佐臣不理他，继续说：“如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就继续罢工。”
王一亭对张佐臣说：“你们有些条件提得太刺激了。为了顾全对方体面，有些枝节总是可以不提的。”
张佐臣对王一亭的如此说法，非常不满，大声质问道：“什么叫枝节问题?什么叫体面?难道我们工人挨打挨骂，被随便开除，关在监狱里受罪就很体面吗?这些都是枝节问题吗?”王一亭无言以对，呆了好一阵子才说：“这几件事，由总商会去疏通疏通，大概可以解决。其他问题，慢慢再商量。”
在张佐臣等工人代表据理力争下，日本资本家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工人的目的基本达到，罢工斗争胜利结束。
张佐臣在“二月大罢工”中，义无反顾，敢斗敢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开始显示出他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同年5月，被推为上海工人代表之一，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回沪后，为上海总工会筹备会9名董事之一。顾正红不幸被日本工头枪杀后，成立上海日商纱厂临时委员会，张佐臣和刘华、孙良惠被推选为总主任。张佐臣同时兼募捐主任。在召开的万人参加的顾正红追悼大会上，张佐臣但任大会副总指挥，并发表激励工人斗争的演讲。在讲演中，张佐臣带领群众不断高呼：“反对东洋资本家枪杀工人”、“为顾正红烈士报仇”等口号。
在五卅运动中，张佐臣以全部身心投入了斗争。8月20日，被选为拥有12万会员的上海纱厂总工会主要负责人。21日，被中共中央指定为中共上海区委候补委员，分管群众工作。1925年冬，他在浦东工作期间，开办工人夜校，自任校长和教师，采用讲故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教学，吸引工人来校学习。工人在夜校接受了教育，逐渐成为工会积极分子，有的入团入党，勇敢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据1925年11月19日中共浦东部委向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整个浦东地区的中共党员从“五卅”前的4名增加到120名。1926年5月，张佐臣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总工会执委。
6月，张佐臣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分管曹家渡方面的工作。期间，先后在上海总工会第三、第四办事处，中共浦东部委、南市部委以及曹家渡地区负责党和工会的工作。他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关心工人痛苦，深得工人群众的爱戴。他虽然只是20岁的青年，可工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张大哥”。他所到之处，特别重视教育培养工人积极分子，扩大党的队伍。
1926年9月，张佐臣受党派遣作为“得力同志”赴无锡，先后任中共无锡独立支部书记、无锡县委书记、无锡地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无锡地区党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党支部从原来的5个发展到10个，党员从原来的50人发展到147人。他组建了无锡职工委员会，并任主要负责人。他创建了无锡总工会，任秘书长。他建立了工人纠察队，有力地支持北伐军进入无锡。他为无锡、武进、江阴、常州、苏州等地区党组织的壮大和工农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正当革命浪潮滚滚向前，胜利形势蒸蒸日上的时候，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这危急关头，张佐臣不顾个人安危，一面组织同志们及时疏散、撤退，一面转道回上海，请示应变措施。
回到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张佐臣奉命担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他立即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投入工作。他不断召集各方面的工会干部碰头，鼓励大家坚强起来，在这形势逆转关头，千万要镇静，不要被反动派的屠杀吓倒。告诉大家组织还在，斗争在继续，一定要坚定信仰。
1927年4月22日，张佐臣赴武汉参加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不久，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再度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回沪后，张佐臣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中，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他负责恢复、重建上海总工会，为保存革命骨干、积蓄革命力量作出了贡献。
6月29日，张佐臣在四川北路横浜桥附近上海总工会秘密机关召开工会组织会议，因叛徒出卖，一队侦探包围了会场，张佐臣、杨培生等人当即被捕，押解到狄思威路(今溧阳路)巡捕房，当晚移押到枫林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
在敌人的魔窟中，张佐臣遭到严刑拷打，但他毫不屈服。他对难友说：“革命是会胜利的，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又说：“我已准备牺牲，你们出去后要替我报仇!”
面对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张佐臣，国民党反动派束手无策。7月1日，张佐臣被敌人杀害，年仅21岁。
(李盛祥刘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