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炳文，字濬明，1885年生于四川省南溪县的一个贫苦家庭。儿时，8岁的孙炳文见同伴纷纷上学，很为羡慕，但因交不起4吊钱的学费而不能如愿，后得亲戚资助方能上学。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勤奋好学，手不释卷。小学毕业后靠在外经商的八哥供养，才读完中学。
1908年，孙炳文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免费文科预备班，他学习非常刻苦，寒暑假均不返乡，利用时间博览群书，成绩名列前茅。他的地理、历史、国文考卷常被陈列在阅览室供同学们观摩。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已经建立，机关报《民报》宣传同盟会纲领，介绍各种社会思潮。孙炳文通过经常阅读《民报》，逐步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期间，孙炳文在中国同盟会京津支部(简称京津同盟会)任文牍部长。他出席同盟会各种会议，撰写宣言、函电、文告。后任天津《民国日报》总编辑。《民国日报》的发刊词便出于孙炳文之手。他的文章深刻犀利，有鼓动力，深受读者欢迎。报纸专辟的半栏妇女版，宣传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也为读者尤其是妇女读者所喜爱。1912年，《民国日报》由天津迁入北京宣武门外大街。孙炳文平时为人温文尔雅，但在对敌斗争中却勇猛果敢，毫不示弱。他对袁世凯篡权罪行大张挞伐，与拥袁的《进步党》报纸进行笔战。出于对《进步党》报纸造谣、污蔑的愤怒，他曾一个人跑去捣毁该报社，“用拳头把玻璃穿衣镜打得稀烂，返时两手血淋淋。”表现了他与《进步党》势不两立的立场。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民国日报》被汤漪接收。袁世凯反动势力抬头，在上海火车站暗杀宋教仁后，到处张榜公布捉人名单。为逃避敌人的追捕，孙炳文在朋友的资助下，偕妻儿回到家乡四川。
孙炳文在四川仍关心国家大事，他写诗痛骂军阀是“满地穿墉之雀，宿讼之鼠”。1917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滇军将领朱德。朱德对德才双全的孙炳文很是敬佩，特请孙炳文任旅部咨谋，从此，孙炳文与朱德两人朝夕相处，成为莫逆之交。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孙炳文开始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他常到朱德家中学习各类书报，联系中国实际思考救国救民的出路。1918年，护法战争失败，革命不成功，壮士苦徨。孙炳文在题为《行路难》的诗中写道：
天阶目冷，明月出东方，涕彷徨。
君看孤雁，已过横塘，我何为独此室处，与蜉蝣抢攘。
叱云将，控飘风，俟我兴堂，唏发望洋，自匡床，吞吐大荒。
百思不能去，行路难，何以谵吾虑。
嗟夫!此境之不可终留兮，又不可匆遽。
还犹豫，君看去来今豪杰，袅作烟丝何处!
行行重行行，莫更伤路难。
青天一挥手，已在层云端。
男儿报国耳，莫取孤筝弹。
圣人邈天际，君看披心肝。
诗句抒发了孙炳文对满目疮痍的社会的抨击和愤慨，表达了他欲改变现状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他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的矛盾心理。
孙炳文和朱德反复讨论国内政治形势和如何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最后决定离开滇军去马克思故乡德国考察学习。1921年，孙炳文偕妻儿到北京，经人介绍在北京大学任教。这时他了解到《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他决心去找陈独秀，并去信四川，催朱德到京。
1922年夏，朱德历经艰辛离开滇军由上海到北京，住在孙炳文家。孙炳文利用暑假给朱德介绍一些进步学生，陪他参观鸡鸣山煤矿和大同云冈石窟。这次旅游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祖国地域辽阔，却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自感革命重任不可推卸。孙炳文和朱德去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当时正由于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正准备组织力量讨伐叛贼，见到两位将领远道而来格外兴奋，向他们提出重回滇军，整顿队伍去广东讨伐陈炯明，并表示先支付10万元作活动经费。孙炳文和朱德已决定出国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便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挽留。
1922年9月，孙炳文和朱德从上海乘法国客轮启程，10月到法国马赛，转乘火车去巴黎。此时，周恩来已在德国柏林筹建党、团组织。孙炳文和朱德立即赶往柏林，直奔康德大街周恩来寓所。37岁的孙炳文和36岁的朱德各自向小于自己十余岁的周恩来详细叙述了个人经历和加入共产党的迫切愿望，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组织的考验。周恩来面对这两位毅然放弃国内优裕生活条件，来到异国他乡寻找革命真理的中年人，当即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加入中共柏林党组织，并帮助办理申请入党手续。11月，中共中央来信正式批准孙炳文、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孙炳文的政治生命有了新的起点。
孙炳文在德国首先攻克语言关，他把德文本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一书，既当政治教科书又当德文课本，边读边译，他在哥庭根一所大学旁听并自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唯物史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马列著作，又经常阅读中共旅欧总支部办的《赤光》，德共机关报《红旗》、《第三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等刊物。通过学习，孙炳文的觉悟程度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曾说，读了这些书“如梦初觉”，得到了“大无畏”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食粮”，觉得“敌在眼前，枪在手中，决战非遥，胜券可操。”
孙炳文在德国学习期间，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对德警非法扣押我侨商货物，德国报纸侮辱我国尊严之事义愤填膺，联络留德同学，一面函电国内，唤起民众注意；一面提出抗议，组织中国留德学生外交后援会，到中国驻德使馆交涉，迫使北洋军阀政府公使向德国外交部提交抗议书，要求赔偿一切损失。
1923年底，孙炳文以“探亲”为名，与张申府、刘清扬一道回国。他此行的任务是了解国共合作的政策，“向国外同志传达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他从德国出发，乘火车路过莫斯科，住东方劳动大学。在莫斯科短暂停留期间，他拜访了第三国际东方部部长维经斯基。此时，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刚结束不久，会议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革命任务和建立革命联盟的问题。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工人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把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理论带回中国，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阵线的策略。维经斯基对孙炳文等人谈到上述情况，孙炳文受到极大启发。孙炳文目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孙炳文离开苏联回国已是旧历年关，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召开，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出现了新气象。孙炳文在北京停留不久，便去上海、杭州等地活动，学习国共合作的文件，明确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的任务。
1924年夏，孙炳文偕刘鼎由东北出境，得到苏联使馆所派秘书护送，避过边境的检查，到了莫斯科，住东方劳动大学。当时，李大钊正在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孙炳文立即向共产国际中国办事处汇报工作，接着与东方大学学生一起聆听斯大林作的《列宁主义基础》的报告，共同学习与讨论。不久，孙炳文与刘鼎一行到达德国柏林。
到柏林后，孙炳文立即主持召开国民党改组会议，传达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提出扩大国民党员，动员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接着中共旅德支部根据大家的提议，准备改组已经涣散的国民党旅德支部。在改组会上，国民党右派大放厥词，企图破坏会议的正常进行。孙炳文、朱德等人以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员的身份站出来，列举大量事实，严加驳斥，孤立右派，鼓舞左派，争取和团结了中间派，使会议达到预期效果。孙中山逝世后，孙炳文等利用纪念活动，在柏林组织示威游行，并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参加，对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起了积极作用。
当时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达五六百人，他们组织成立了留德学生会，并在康德大街一栋楼上设立了办公室。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常来此活动。孙炳文等人在学生中广泛宣传新三民主义，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又对左派学生宣传社会主义，与国民党右派和另立的“青年党”、国家主义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孙炳文还特地邀请来德视察的原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到此演讲，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旅德支部立即发出通知，号召中国留学生组织声援国内人民反帝活动。德国共产党也开展“中国的运动月”宣传活动，提出“中国还给中国人”的口号。孙炳文与谢唯进、房师亮等人与德国学生联合会成员一起散发传单，参加当地德国共产党支部组织的群众集会，控诉帝国主义在华暴行。德国警察当局十分恐惧，逮捕了包括孙炳文、朱德在内的35名中国留学生。警察的暴行激起德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经过各界人士大力支援和多方交涉，德警察当局不得不释放了这批留学生。中国留德学生参加了德国“红色前敌”阅兵大会，数十万人的队伍，规模宏大、组织纪律严明，给予孙炳文、朱德等人一个深刻的启发：中国共产党也必须掌握一支人民军队。
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急需大量的革命骨干力量。中共中央号召旅欧党员自愿回国参加革命。一下子就有60余人报名要求回国，其中孙炳文、李富春、蔡畅、欧阳钦、李大章、傅钟、房师亮、刘鼎、武兆镐、邢西萍(徐冰)、朱德等先后到达苏联。在苏联期间，共产国际组织他们学习政治，以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接着又选拔30余人在莫斯科郊区的莫洛霍夫卡村庄学习军事知识，进行军事训练。孙炳文经过学习后，于9月由房师亮送至火车站，登上回国的列车。从此，他结束了欧洲学习和战斗的生活，走向国内革命战场。孙炳文回到北京不久，得邓演达、熊雄、高语罕联名电邀，去广州任职。孙炳文偕次子孙济世和北京大学学生张斗南，段雪笙等10余人南下，经上海去广州。
广州是大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1925年7月成立了国民政府。孙炳文于年底到达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上校秘书、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教授。当时广州情况复杂，政治部机构未定，各项准备尚未就绪。孙炳文到任后，“参与确定了有关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原则，写出了确定政治部工作方针和文件”，使政治部的全部机构在很短时间里建立起来。在广东大学，孙炳文讲授政治经济学，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他经常在黄埔军校讲政治课，与教员、学生打成一片。他十分关心青年的成长，并寄予很大的希望，他经常对教师说：“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办学校，又有各种工作机关，无非是培养人才，将来建设新中国，把军阀政府打倒就靠他们。”
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阴谋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制造了三二○事件(中山舰事件)，孙炳文等40余人遭拘捕，关押在造币厂(广州卫戍司令部)内。周恩来在事件发生当日赶到造币厂，当面责问蒋介石，并与中共中央代表、共产国际代表一道，同蒋介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蒋介石释放了全部被捕人员。同月，北京人民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领导下，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炮台，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孙炳文闻悉其妻任锐在这次事件中遭军警殴打，立即去北京接妻儿来广州。在北京，他了解三一八惨案真相，看到了群众请愿的作用，他认为：“这是显示了中国民族运动又一次高潮。”抵广州后，孙炳文一家住在万福路190号楼上，这里是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地，近邻有周恩来，郭沫若、邓演达等人，他们彼此交往密切。
同年6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孙炳文调任秘书长，少将军衔。孙、邓在德国留学时友谊颇深，这次工作相互配合得很好。当时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缺额，蒋介石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内又无人才，周恩来得知后通过孙炳文推荐郭沫若(时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担任。孙炳文考虑颇有名望的郭沫若仅任科长之职是否是大材小用，于是，他主动找郭沫若交谈。郭沫若坦诚相见，当场表示：“职务高低无所谓，我要工作，不要当官。”
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总政治部分为前线和后方两部分。邓演达出师前线，后方留守主任由孙炳文担任。在誓师大会上，孙炳文以“后方留守处的责任”为题作了精辟的演讲，表达了留守处为巩固后方，支援前线打胜仗的决心。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是北伐军的后盾，工作十分艰巨和繁忙。孙炳文率留守处全体工作人员，日夜忙于筹集经费、器械、医药、训练骨干和补充人员上前线等。同时，还要负责整顿后方秩序，调整各方面关系，巩固后方。滇桂军阀乘北伐军出师、企图抢占广州，土豪劣绅、大商人借政府发行公债之机，操纵金融，破坏筹款，串通土匪捣乱社会秩序，出现了“淡水商团军串通土匪扰乱，并且杀纠察队员”的事件。面对以上复杂情况，孙炳文立即召开后方留守处工作人员会议，拟订“剿清土匪的计划”和“取缔奸人操纵债票金库券条例”，沉重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同时，他通令政治工作人员“属遵职守，倘有玩忽职守，一经察觉决不宽贷”。对于“海陆丰农民横遭军队惨杀，顺德丝厂女工久为厂主虐待”之事，孙炳文多方设法解救和处理。各项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
北伐军出师势如破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胆颤心惊，蓄意进行破坏。英帝国主义在9月4日派兵舰3艘，驶入广州珠江西堤附近，驱逐轮船，占领码头，袭击罢工工人。5日，英国兵舰炮轰四川万县，制造击伤击毙民众近千人的万县惨案。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各界人民声讨英军罪行大会召开。12日，孙炳文率领政治部留守处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筹委会，开展对英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进行声讨。
在留守处工作期间，孙炳文特别关心青年的政治思想。他亲自为第二届青年训育养成所讲授《政治工作课程》。在黄埔军校主任教官恽代英赴前方后，他代理主任教官之职。第5期黄埔军校有关教学内容、讲授方法、军纪校纪等均由他负责研究和安排。军校有重大事宜，他参加研究并决策。由于他处事公正，为人正直，坚持原则，任劳任怨，因而深得政治部内外人员和广大青年的信任与拥护。
孙炳文的著作甚多，他的诗作均为愤世嫉俗，赞美工农的内容，可惜多为敌人搜去。所保存下来的《一年来的中国民族运动》一文，是他在广州夜以继日战斗中的作品。文章指出：1926年的民族运动，“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划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帝国主义在东方市场的剥削因已大大的减少，资本主义的经济益向崩溃衰败的死路上去，世界革命的赤潮汹涌向已塌倒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营垒突进”，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变化。文章除热情地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作用外，还指出北伐军胜利发展的主客观原因，告诫人们，应当认识中国民族运动的障碍甚多：“帝国主义始终要扑灭中国民族运动”；大地主、土匪、“土豪劣绅”“宗法制度仍很稳固”地存在；“混迹在政府机关的贪官污吏尚未铲尽，为反动派可乘之机”。因此，今后中国革命任务仍很艰巨。孙炳文的精辟论著为革命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和奋进的目标。
1927年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提高党权，反对个人独裁的决议。4月6日，黄埔军校召开特别党部全体党员大会，响应与贯彻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大会通过7个决议案，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决定电慰北伐将士和配合北伐军组织上海武装起义胜利的上海工人。孙炳文出席这次会议，代表总政治部演讲。他的演讲从国民党的历史教育开始，提出要“纪念党魂!黄花岗72烈士，此次北伐战争死伤35000同志及历来为革命斗争而牺牲者”，是“他们的鲜血涤净我们遍体的污痕”。他敏锐地向大家指明当时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界限，具体指出反革命派就是帝国主义、腐化分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在国民党内的右派；革命党人的道德和任务就是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因此，要求党员“遵守纪律，打倒一切腐化分子”。他的演讲言简意赅、激昂，很有鼓动性，多次被听众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向新右派斗争的动员会。孙炳文的演讲不指名地揭露了蒋介石新右派的篡权阴谋和个人独裁统治，使反动派大为震惊。尔后，孙炳文的行动受到监视，社会上谣言四起，孙炳文处之泰然。有人劝他离开广州，他总是回答：“不要紧的，广大工人纠察队是有力量的。”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以孙炳文宣传共产主义最为猖獗为由，派宪警对他进行搜捕。
4月初，孙炳文将总政治部事宜交给刘康候、黄日常，并由刘、黄等5人组成总政治部委员会，准备赴武汉接任新职，10日，孙炳文偕任锐及子女和秘书及政治部工作人员10余人离粤。他原想从粤汉路北上，因中途有两段路阻塞，便改由香港乘法国邮船经上海顺长江去武汉。其“行时虽然机密，但12日的香港《大公报》已披露”，为避免反动派的耳目，孙炳文与家属坐二等舱，同行的秘书张斗南和政工人员刘敏功、段雪笙坐三等舱。不料，孙炳文被叛徒出卖。一批法国巡捕冲上船来，逮捕了孙炳文和他的长子孙泱，以及秘书张斗南等人。上岸后，他们被引渡到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审讯室里，敌人对孙炳文诱以高官厚禄，妄图劝降。孙炳文怒目而视，义正词严地痛斥了敌人的丑恶嘴脸和卑鄙伎俩。敌人又企图从孙炳文口中得到张斗南的“罪证”，孙炳文说：“张斗南不是共产党员，应当释放他。我是共产党员，要杀就杀!”这铿锵有力的回答维护了党的尊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为救国救民，把生命置之度外的崇高品质和钢铁意志。敌人恼羞成怒，决定向孙炳文下毒手。4月20日凌晨，孙炳文被押至龙华密荫深处，他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了，时年42岁。
孙炳文殉难后，《民国日报》以醒目的标题登载《孙炳文同志在沪遇害》的消息，强烈谴责和揭露蒋介石的罪恶，沉痛悼念革命同志。曾与孙炳文患难与共的朱德，惊闻噩耗，失声痛哭。郭沫若作了《怀亡友》一诗以示悼念。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朱德撰文纪念：“炳文同志革命意志坚强，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锐志而走到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一贯的革命精神。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深通历史及文学、哲学，最后在留学德国时，研究马克思主义最有心得成果，并影响一批前进青年加入革命。平日生活最能刻苦自励，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振作。对敌人是疾恶如仇，有灭此朝食之概，对同志是爱护备至，情同手足之感。”
孙炳文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全国解放后，在孙炳文烈士牺牲地——上海龙华，展出了他的生平事迹。孙炳文的业绩将永远激励后人前进。
(卞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