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卓林，亦称卓霖，又名恢，字公仆，湖南醴陵县枧头洲(今属醴陵市)人，1876年出生。父杨长龄，以务农为本，农闲时，兼营小本生意，“鬻贩乡里以自给”。母邓氏，勤劳贤慧，生子7人，卓林最小，因家境拮据，卓林自幼常随父经营商业以营生。稍长，卓林体格魁伟，勇武过人，喜读书，性好武，以任侠闻于乡里，乐与会党中人交游。“尝夜借邻烛读兵书及中外战争稗史”，读至激动处，尝拍案狂呼：“大丈夫生不封万户侯，当赴锋镝死耳，安能与乡里小儿讨无谓生活哉!”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志趣。
1893年，杨卓林投入清军江南福字营当目兵，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随军北上，参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失败后，曾至广东、香港等地活动，复投入张春发营为目兵。1900年，升任武卫左军队官，并随张春发开赴京、津一带，与八国联军接仗，他奋勇当先，勇敢杀敌，在张家湾战役中，刺死日本骑兵斥候等多人，其左脚亦被枪伤，因伤不能行走，“睡卧荆棘中，各国兵队在身旁行过，亦不觉得，天明复逃至运粮船上”，得以幸免。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失败，他目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残，“愤清廷乱政误国”，从而由爱国产生反清革命思想。于是，他遍游各省，广交江湖豪侠，如“关外之红胡子，山东之响马，长江之盐枭，江西之洪江，浙江之青帮，闽粤之三点，皆欲结其魁杰”。通过一段时间与会党联络，杨卓林认识到会党群众虽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但又具有落后散漫的一面，无法约束，“不足与有为，遂决心转学陆军”，以期将来学成，从清军内部夺取军权，实行反清革命。于是，再投张春发营内，充随员，并在张春发所开办的随营武备学堂学军事，整整两年；后闻江南开将备学堂，经标统杜云秋举荐，入南京将备学堂，于1905年7月卒业。
杨卓林在南京将备学堂学习期间，德国侵略者向当时充任两江总督的周馥提出将南京的狮子山割让为租借地，周馥准备同意。对于德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苏、浙人士群起反对，但慑于官威，皆敢怒而不敢言。杨卓林对此事极为愤慨，他说：“国家土地，不可以尺寸与人，否则以卖国论罪，况狮子山乃长江险要耶!”并倡议刺杀周馥，他平时常以手枪自随，准备相机行事，此事为周馥的爪牙侦知，租借狮子山一事虽作罢议，但周馥对杨卓林从此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宁乡人陶森甲时任南京将备学堂提调，素来器重杨卓林为人，遂将周馥的阴谋密告于他，还以“徒死无益”、“留此身以有待”之类的话相规劝，并资助他赴日本留学。
1905年秋，杨卓林负笈东瀛，入日本神田区高等警监学校。他经常利用节假日到横滨从粤人李植生学制炸药、炸弹的技术，为武装反清作准备。他在日本深受中国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曾与孙中山、黄兴晤面，极得孙、黄的信任。他常听孙中山“演说三民主义”，孙中山亦多次向他询问革命军起事的战术及有关军事方面的知识，杨卓林每问必答，将自己所学的军事知识毫无保留地告诉他，颇得孙中山的赞许。嗣由黄兴主盟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重要骨干。他曾痛陈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指出：“俄得我东三省，直达南下；法人得安南以踞云南；日本得台湾以踞福建；英夺我长江之权利，最为伤心。”面对帝国主义的瓜分豆剖，甚感忧虑。他反复说明非推翻封建专制，无以挽救危亡，他说：“今日世界各国皆是民主立宪、君主立宪，所以能强天下，欧洲俄国大彼得帝，为当世专制之首，国至今日，犹有虚无党之推翻政府，可见专制国之无用，不如立宪共和，国民可议庶政，可享平等之福。”他多次强调其政治主张是“民主共和”，由此可见，他在留日期间，其民主革命思想已趋于成熟。
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徇清政府的请求，由文部省颁布《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俗称“取缔规则”，为抗议“取缔规则”，陈天华于12月8日愤而蹈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自尽，杨卓林痛不欲生，极思有所作为，于是迁居横滨，继续研制各种炸弹。12月底，姚宏业被留日学生推举为归国设学代表，路过横滨时与杨卓林道别，两人“相对泣下，各以死相勖”。1906年3月27日，姚宏业自沉黄浦江死难，杨卓林痛定思痛，悲愤交集，受同盟会指派，于1906年夏偕同志李发根、廖子良两人由日本返国，组织力量，准备在长江流域发难。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致函杨卓林，“使往广东起事响应，以牵制官军”。但由于萍浏醴起义仓猝发难，准备不周，很快失败，他赴广东响应起义的计划未能如愿。然而，他并不因失败气馁，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曾对好友说：“吾将觅死所矣!”仍蹈厉向前，继续为革命奔走。他来到吴淞，因与清驻吴淞标统周维藩为旧交，亲往游说，劝周反戈，但周允赞助革命，而不愿承担发难之责，杨失意而返。接着，他又密结扬州会党渠魁，欲谋刺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以举事，部署既定，便与廖子良、李发根两人携炸弹往扬州，途中不慎误识端方密探肖亮、刘炎两人。肖、刘向奉端方之命，专门在沪、宁一带探查革命党人行踪，佯投入会，冒充会党头目，遍设陷阱，诱人入彀。杨卓林不知其中有诈，竟被肖、刘两人“纵谈革命”的假象所迷惑，以革命军副司令名义委任肖亮为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总执法官”、刘炎为“都督”，并以孙中山名义各发给执照和关防，以便联络。肖、刘将探知实情立即向端方告密。当杨卓林偕李发根、廖子良等携带炸弹至扬州后，肖、刘两人就把他们诱骗至扬州附近某镇茶楼加以逮捕，押解至南京审讯。继而在杨卓林等人栈楼又搜出炸弹8枚，制炸弹药料多件以及草拟的革命文件数件。端方委长沙审判官朱恩黻审讯，杨在受审时，表现得十分坚强，慷慨陈词：“国民杨卓林，我是孙文之副将军。杨卓林，革命党，从政治革命阅欧史。法国卢梭云：‘不自由，无宁死。’佛家云：‘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地狱。’白种迫我黄种，卓林心存保黄种之议，俟百年史家评论。廖子良、李发根两人乃我骗来教习的，受我之害，拖累无辜，恳各位审判官保全二人生命。制造棉花火药之硝酸、酒精各药水，是我同肖、刘买的。”审判官朱恩黻取供后，为杨卓林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回报端方说：“卓林罪涉疑似，必欲诬杀，宁免我职。”狱久不决。而警监何黻章欲邀功，力言杨卓林罪证确凿，并及同逮的李、廖两人。江督端方亲鞫杨卓林，兼讯二人，“卓林知祸已迫，二人且不免，乃一以自任，且骂且起，前掀案，案折。谓事与彼二人无涉，我志不遂，死耳，天下岂有畏死杨卓林耶?速杀我，毋及无辜。”最后，由端方判称：“杨恢系孙文党羽，授为伪副将军，今往各处运动，李发根、廖子良游学日本，喜谈政治革命，被杨煽诱入会，未受伪职，杨即就地正法，李、廖各予监禁五年。”杨卓林遂于1907年3月20日在南京英勇就义。萍乡人叶钧与醴陵人潘晋收其尸葬于南京。辛亥革命后，1912年月6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呈请以南京太平门外玄武湖原端方私宅改建烈士祠，主祀先后被端方杀害的杨卓林和郑子瑜，并附祀曾谋炸端方等五大臣而殉难的吴樾、谋刺载洵而被害的熊成基以及蹈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