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泊生，原名王鸣铎，又名王子振、王振之，１９１５年出生于河北省景县大冯古庄村一个中农家庭。他从学生时代起，就积极投身于我党领导下的爱国救亡运动，参加了反帝大同盟。１９３１年春加入共青团，同年秋加入共产党，历任河北泊镇师范学校党支部委员，左联工委书记，抗大政治教员，束鹿县委副书记，冀南一地委宣传部长、代理地委书记，冀南二、五、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８日，在日军的一次大“扫荡”中，牺牲于枣强县齐杨兴村，年仅２７岁。
王泊生自小聪颖伶俐，性格正直豪爽。他８岁入本村私塾读书，学习刻苦，善于思考，成绩名列前茅，颇得师生赞赏。１９２７年，王泊生１２岁时考入景县龙华高小。在进步教师的启发下，他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逐步懂得了革命道理，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本质，增强了爱国之心，在他幼小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１９３０年，王泊生以优异成绩考入泊镇师范学校（即河北省立九师）。泊镇师范创建于１９２４年，１９３０年夏季建立了党的组织。学校党支部经常秘密组织学生开展读书活动，启发学生同旧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王泊生入校后，积极投入这一活动。他和其他进步同学经常组织演讲会，并带头演讲。他联系国际国内斗争形势，有时引用《左传》上的词语典故，讲得既生动，又活泼，非常吸引人。同学们都很敬佩他的口才，称他为“天才演说家”。
当时的学校当局腐败昏庸，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和演讲活动，经常扣压学生信件，到学生宿舍和教室书桌里秘密查抄进步书籍，派密探秘密跟踪进步同学，并多次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残酷镇压学生运动。尽管如此，在党支部领导下，泊师的革命火焰却越烧越旺，政治空气更加浓厚，学生的革命热潮更加高涨。
经过学习和锻炼，王泊生的思想有了很大进步，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希望。他决心跟着共产党走，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他在填写入党动机时写道：“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为社会解放事业，感觉到有入党的必要。”１９３１年春，他在泊镇师范由张子才介绍加入共青团，同年秋又经贾春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对党更加忠贞不渝。后来，他担任了学校党支部委员。身上的担子加重了，但他想的是革命，想的是救国救民，所以，他革命的劲头也越来越足了。党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都乐意去做，而且都能很好地完成。王泊生很关心政治时局，经常与一些党员促膝谈心，帮助一些进步同学向党组织靠拢，尽可能地把同学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他还经常教育那些政治上不求上进的同学，帮助他们认清革命形势，不要当学校当局的走狗。他总是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的大好河山和三千万同胞遭到侵华日军的铁蹄蹂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面对国土沦丧、同胞被杀的时局，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王泊生积极组织学生到集市、街头游行、演说、散发传单，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呼唤民众尽快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他还利用暑假回家的机会，到本村小学给３０多个学生讲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讲了抗日救亡的道理，使这所小学也燃起了革命之火。他为了团结与组织进步知识分子走上正确的救亡道路，在泊镇师范主编校刊《泊声》，与当时学校中反动的民族主义、文艺派主编的《渤海月刊》进行尖锐的斗争。
１９３２年，泊师学生因驱逐校长桑朝阳、搞学潮和抵制日货运动，学校党支部书记吴健华等２８名同学以“赤化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学籍，党组织一时被破坏。王泊生便利用他领导的左联的名义恢复活动。他们一方面开展革命活动，—方面积极寻找党组织，以便按着党组织的指导有力地开展革命活动。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４年间，中共津南特委建立后，泊师的党团组织、左联和反帝大同盟逐渐统一起来，由泊镇工委直接领导。这时，王泊生已成为全校进步同学公认的核心人物之一，在学生中的威望很高。
泊师学生自治会在学校是公开组织，同学们经过革命思想的熏陶，思想觉悟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一些同学在自治会中逐渐增加了革命活动和抗日色彩，形成了进步同学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泊师反动当局发觉这种情况后，于１９３４年春阴谋改选自治会，企图趁此机会把参加复兴社（即《渤海月刊》社）的坏学生塞进自治会来，以达到控制自治会的目的。他们没料到，学校党支部、左联、反帝大同盟和各班进步同学积极地在各年级同学中进行工作，揭露学校反动当局的阴谋，自主酝酿自治会的人选，选举结果无一人投选坏学生的票，而王泊生等同学几乎是全票当选为新自治会会员。学校反动当局见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焉能就此罢休，最后决定用再次开除部分同学的办法了结此事。他们这次开除学生，没有充足的理由，不敢造声势，怕学生再次闹学潮，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次镇压学生，既没有动用军警，也没有公开宣布，而是用个别通知的办法，将王泊生等八名同学开除学籍。
王泊生虽被开除学籍，但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并未因此而消沉。他积极奔走南北，参加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他离开学校后，首先去北平，在那里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结识了更多的革命青年学生。坎坷的经历，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旧社会的黑暗，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立场。不久，即去绥远参加汽车人员训练班，深入了解工人生活，团结了许多进步教员和工人，扩大了活动范围。１９３４年秋，王泊生回到景县，任景县党组织的交通员。
１９３５年春，王泊生与友人王力全、尤长煊、苗雨生等十余人，建立了自北平到上海、南京间的革命文艺活动联络点，积极开展革命文艺工作。景县国民党党部发现了他们的活动，王泊生因身份暴露，被视为逮捕对象。经朋友介绍，他去南京卫生署事务科任英文打字员。由于党的关系转不进去，在那里工作四个月后返回河北桑园，以义务小学教员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桑园周围的学校，泊师的学生任教的很多，他们秘密串联，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建立了党支部，王泊生担任党支部书记。他们的活动在当时的社会上影响很大，在津南地区改变了过去那种沉闷的政治局面。王泊生在课堂上公开向学生灌输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有时让学生以政治问题为题目作文，既练习写作，又启发了学生的革命思想。很多学生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桑园开展革命活动期间，王泊生因与景县党员王青、张俊峰、曹中南等取得联系，旋即组织景县教育促进会，致力于县政改革，终获成功。
１９３６年，王泊生在南京参加了全国各界救国会，又去上海参加了章乃器等主办的时事问题讲习会和鲁迅先生的安葬活动，并在上海组织和领导了缉私运动。
１９３６年冬，王泊生返回北平，到反日前线宣传救亡运动。在左联同志的帮助下，编辑出版了《大众文化》半月刊，王泊生任主编。这一刊物的创办，得到了泊师毕业同学和在校同学的资助，一些稿件也是津南的同志们提供的。他虽在北平活动，仍不断与在津南特委的同志保持书信联系。《大众文化》畅销于平、津、沪、粤各地。由于所办刊物尽登进步文章，发行的范围又比较广，第二期出版后，驻华北日军及国民党政府当局很快察觉。１９３７年春，正当第三期排版付印时，北平市长秦德纯即以“日人干涉，勿妨邦交”为词强令停刊。尔后，王泊生转往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任牺盟会宣传委员、牺盟会机关报刊编辑，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领土沦陷，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经过广泛的社会活动，王泊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斗争才干，他决心到中国共产党所办的抗日军政大学进一步锤炼自己，以掌握更多的知识，为国为民多做贡献。１９３７年８月，王泊生离开山西，奔赴延安，参加了抗大第二期学习。在校期间，他学习刻苦，各科成绩优良，工作积极肯干，因此毕业后留校任第三期政治教育干事、第四期政治教员。
１９３９年，日本侵略者调动侵华主要兵力，大举向华北进攻。他们采用“分进合击”、“梳篦清剿”等战术，疯狂进行“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我党领导的军队同敌人进行着殊死搏斗。在这严峻时刻，王泊生坚决要求到环境残酷的敌占区工作。他在抗大“人员登记表”中写道：“完全同意党对目前形势的估计与认识。”“愿到白区做群众工作、文化工作、行政工作。”他的要求得到党组织批准。这年春天，王泊生由抗大回冀南，担任了束鹿县委副书记，不久调任冀南一地委宣传部长、代理地委书记，后又调任二地委书记。
面对日军的侵略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王泊生不顾身患肺病，忘我工作。在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积极动员各界人士团结抗日，组织开展民主建政、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项工作，使广大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生活有了保障，抗日劲头更大了。王泊生虽在外地工作，但他还不忘家乡的父老乡亲，不忘受苦受难的农民。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将家中土地给穷人分分，留下点自己种，够吃的就行了。”他还动员给他家帮活的张书德参加革命，到分区当了侦察员，后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１９４０年８月，组织上派王泊生到冀南五地委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因长期的奔波和无休止的工作，王泊生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时常咯血，但他却努力坚持着工作。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婉言谢绝，率领五分区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侵华战争，实施残酷的“囚笼”政策，集中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清剿”和“扫荡”，增设碉堡据点，强修德石铁路。在这艰难的情况下，王泊生首先召开了区委以上干部和活动积极分子参加的动员大会，作了充满爱国热情的讲演。他说：“日本鬼子修筑德石铁路，是专为掠夺我国的财富，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的阴谋，有敌没我，有我没敌！……”他的讲演激发了同志们的战斗热情，增强了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参加会议的同志说：“政委的报告，句句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听后像吃了定心丸！”五分区的斗争局面很快打开了。
王泊生在带领军民开展德石铁路破击战的斗争中，不顾病体虚弱，和战士群众一样，抡着大镐劳动，汗流满面，手磨破了露出血肉，也不肯休息一下。他今天在路北，明晚在路南，很少吃上一顿热乎饭，睡上一个囫囵觉。破路归来，同志们都休息了，他还要考虑第二天的工作，日记本上列着“一、二、三、四”的工作任务。他的工作时间之长和强度之大，就是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难以承受，可是他硬是坚持着，坚持着。但是，他的病却越来越重。一次，王泊生正在一个动员会上讲话，突然“哇”地吐了一大口鲜血。他以为台下的人没有看见，就忙用脚把血踩住，继续讲话。其实同志们早已看在眼里，只是被他舍生忘死的精神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人们禁不住热泪滚滚。就这样，他一直坚持把会开完。又有一次，他在枣北县活动，突然胸部疼痛，连吐十几口血，头晕目眩。这时同志们都劝他休息，但当他得知冀县燕家庄村党支部中有些问题，影响了对敌斗争时，就婉言谢绝了大家的劝阻，带领几个同志前去调查，妥善地解决了这个村的问题。冀南区党委和军区对王泊生的病情非常关心，几次来电催他休养，他才不得不勉强离开部队去休养几天。但他哪里是休养？离开了部队，却没有离开工作。他在衡水休养期间，不是召集党员干部开会，就是搞调查研究，病情稍有好转，就立即返回了部队，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１９４２年五一前后，日本侵略者多次实行多路兵力合击一地的“铁壁合围”，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先后“扫荡”了我冀南、冀中抗日根据地。王泊生及五地委机关人员被包围在深县、衡水交界的护驾池一带，我警备旅一个营在王家铺同敌人打起来，有一个连冲出包围圈。战斗停止后，敌人缩小了包围圈，开始抓人，当时被捕的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地委书记王泊生在这次“扫荡”中被捕。
被捕前，王泊生曾化装成农民，扛着锄头去地里干活，被敌人逮住。敌人见他这样高的身个，白净脸，不像个庄稼人，就拷问他。王泊生假装说自己是在北平做买卖，才回家来的。敌人不信，对他严刑拷打，直打得他耳朵出血，仍不改口供。敌人没办法，拿出一堆相片辨认，终于认出他是地委书记。这样，王泊生不幸被捕了。被捕后，他被押往石家庄监狱。在狱中，他领导建立了特别党支部，组织狱中难友与敌人进行斗争。敌人对他施尽种种酷刑，他宁死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后来，他被敌人押解到东北本溪煤矿当劳工。在极端艰险的生死关头，王泊生从未忘党，虽与党组织断绝了关系，仍积极为党工作，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党小组成员过组织生活。最后，他同四位同志有计划地脱险，将党的介绍信缝进棉袄里，用尽心机逃出虎口，步行数千里，终于回到党的怀抱。
王泊生到冀南六分区后，任六地委书记、六分区政委。工作劳累，加之狱中的折磨和长途跋涉的艰辛，他饮食越来越少，身体越来越虚弱，面颊癯癯，经常吐血昏倒。实在无法坚持工作就休息一下，稍好一点，又投入工作。干部群众对王泊生的革命精神十分赞扬，当时干部中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学政委，泊生化，千难万险全不怕。打伪军，歼日寇，依靠人民夺天下。”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７日，王泊生赴枣南县检查工作。晚上，在艾雅科村艾永居家召开县委会议后，又召开党的生活会议。会议未开完，县敌工站送来情报，报告敌人可能要进行“扫荡”。会议决定暂停，分头转移。他和枣南县委书记陈仝及其通信员转移到了齐杨兴村。２８日凌晨，敌人包抄过来，他们经边庄进入沙河西边的树林深处。敌人步步进逼，王泊生和警卫员奋力还击，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时年２７岁。
王泊生牺牲后，六分区军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战士们还特地为他鸣枪放炮，以示悼念。冀南行署负责同志王任重在《沉痛的哀悼》一文中指出：“他那坚定勇敢、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那一贯积极、艰苦、不顾私利的精神，他那大刀阔斧、严肃紧张的工作作风，他那富于鼓动、待人诚恳、坚持原则、不顾情面的自我批评精神，这一切都是他作为一个优秀干部的特色，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六分区军民安葬好烈士们的遗体，化悲痛为力量，在泊生精神鼓舞下，更加勇敢地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
［注：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３９年这一阶段情况，主要以王泊生本人１９３９年在抗大填写的“人员登记表”为准。参照王力全的《悼念王泊生同志》和调查访问王泊生的同学曹中南、马全昌、吴健华、王永修的材料，同时还有调查王泊生家乡的材料。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２年牺牲这一阶段情况，主要依据王任重《沉痛的哀悼》、刘晨光《伟大的遗产》和调查访问与王泊生一块工作过的杨俊、郝化村、杜民、黄杰等同志的材料，还有一块被捕的谷振华、田宝林的材料以及原枣南县委书记陈仝的回忆材料。］
（中共衡水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