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何民（１９１３—１９４８），原名骆家骝，又名仲达、钟尚文。江苏江都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湖南长沙《国民日报》编辑、衡阳《开明日报》总编。１９４６年至上海，从事《文萃》的印刷发行工作。１９４７年７月，与陈子涛同时被捕，后又在南京同时遇难。
１９２７年，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１４岁的骆何民投身革命事业，致力于党的文化战线斗争工作。凭借一手好文章，他在新闻界崭露头角，同时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曾多次被捕。
１９４２年，骆何民和费枚华结婚。婚后的他们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海誓山盟，甚至没有一张属于两个人的合影，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涯见证了他们坚贞的爱情。骆何民曾对战友说过：“我这一生，一是选择了党，一是娶了费枚华这样的好姑娘，我对自己的选择，虽九死犹不悔。”
１９４５年，结婚不满三年的骆何民，已经是第六次被捕入狱。虽然最终获释，却在长期关押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１９４６年冬，骆何民带妻儿辗转来到上海。在福州路８９号这栋小楼里，他见到了一位革命老友——时任《文萃》周刊主编黎澍。一见面，骆何民就向黎澍提出参加《文萃》周刊继续为党工作。
《文萃》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出版发行的一份进步刊物，旨在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倒行逆施，动员人民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在白色恐怖之下，骆何民通过开办友益印刷厂，承接《文萃》周刊的印刷工作，保住了共产党在上海为数不多的宣传阵地。
《文萃》的畅销，让国民党当局寝食难安。１９４７年７月，几个国民党特务将骆何民逮捕。这是他投身革命２０年来的第７次被捕了。年仅３岁的女儿眼看爸爸被一群陌生人带走，用稚嫩的嗓音边喊爸爸边想扑过去，却被妈妈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骆何民外孙女王东昱说：“我妈妈总是说她小时候经常会做一个梦，梦见她正坐在我外公的膝上玩耍，然后就看到我的外公满脸是血。其实那不是梦，那就是我外公当时被捕的场景。”
特务们对骆何民施尽酷刑，一无所获，便找到他的妻子。费枚华坚持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敌人企图用亲情来软化他们，故意让受了重刑的骆何民与妻子见面。妻子见他脚上血迹斑斑、又红又肿，难过地哭了。骆何民强忍伤痛安慰她：“没什么，里面蚊子很多，抓破了皮，涂了些红药水。”
临别时，骆何民对妻子说：“不要悲伤，死并不可怕，只是对不起你，今后也只好靠你的努力了。”
短暂的相聚，竟是这对革命夫妇最后的诀别。
据狱友回忆，坚持和国民党特务抗争到底的骆何民，还请人带出消息，希望党组织能够考虑他尚未恢复的党籍。可还没等到回信，危险就降临了。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７日，眼看威逼利诱无效，国民党特务准备对骆何民下毒手。察觉情况不对的骆何民，在一小块纸上匆匆写下最后的文字。通过墙壁上的小洞，骆何民将信交给隔壁一位姓孔的女医生，随后就被刽子手打晕后带走，从此音讯全无。
由于此前骆何民与党组织失去联系，１９４９年７月，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关于追认骆何民同志党籍问题的决定》，恢复了他的党籍，表彰了他革命的一生。
同一时期，那份狱中绝笔已辗转交到了费枚华手中。可没有见到骆何民尸骨的费枚华，不肯相信他已经牺牲，她四处奔走，希望再得到哪怕一点儿关于丈夫的消息。直到１９５１年６月，上海市公安局抓获一名国民党特务，他在供词中无意间透露了一桩罪行：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７日深夜，国民党特务用木棒将被带入审讯室的骆何民打晕，用浸过麻药的棉花塞进了他的嘴巴，随即将他运到南京雨花台，将骆何民与陈子涛、卢志英一起活埋。
直到对骆何民遗体进行检查后，人们才知道，他在被深埋后曾苏醒过来，奋力挣扎，却终究没能脱困。在冰冷的泥土中，在意识渐渐模糊的时刻，他或许还惦念着妻子和那份没能亲口述说的嘱托：
“枚华：永别了！望你不要为我悲哀，多回忆我对你不好的地方，忘记我。好好照料安安，叫她不要和我所恨的人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