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灌英（１８９５—１９２８），名静中，又名冠英，四川内江人。中共内江地区党团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之一。１９２５年冬，在重庆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并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左派）。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先在郫县做党的工作，后调绵竹任县委书记，积极发动群众，组织领导了绵竹“七四”农民武装暴动。因暴动失败，被反动团练武装杀害。
一、从农民子弟到革命先驱，黎灌英借民团传习所传播革命火种
１８９５年９月２０日，黎灌英生于四川省内江县东兴镇（今属东兴区胜利镇）一户农民家庭。黎灌英仅在十岁前读过一点书，之后便担起家庭的部分生活重担。早上，他要挑菜走十几里路进城去卖；回来又要下地劳动，还得侍奉病重的祖父。尽管如此，他却不忘读书，一有空就坚持自学。
１９１０年，黎灌英考入内江县立中学。１９１３年，考入成都储才中学。１９１５年，黎灌英参加反对腐败学校当局的行动。学校当局压制了这场斗争，并要学生们写悔过书才能重新上课。其他同学大多写了悔过书复学，黎灌英则坚持认为无过可悔。第二年，黎灌英毅然退出成都储才中学，回到内江。１９１７年，黎灌英在川军舒荣衢部当兵。１９２０年，考入但懋辛部军士教练所，在但懋辛师部担任过书记员、军需官等职。
１９２３年，黎灌英回到家乡，从事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很快，黎灌英就同在成都读书的廖恩波（内江人，１９２６年初经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５年在江西省大庾县城牺牲）以及进步青年廖释惑（内江人，１９２６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０年在内江牺牲）等人相识。这时的廖恩波已在成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经过他在内江的工作，介绍黎灌英等人加入团组织。
１９２３年２月１６日，内江县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立，由黎灌英担任组长。在黎灌英的领导下，内江团小组不断扩大，运动也逐步深入，还同当时设在武汉的团中央取得了联系。１９２４年，黎灌英同廖恩波在内江太平巷杨家祠堂内组织了读书会，吸收知识青年和进步学生１０余人参加。他们除定期读书学习讨论外，还经常去街上张贴标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后来，读书会成员中有７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读书会的发展，为后来内江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１９２４年秋，黎灌英和廖释惑、谢独开等人巧妙地通过谢独开同讨贼军第一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高一白（内江人）的关系，不失时机地发动群众对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贪污搜刮民财、为非作歹的“三九”（即内江商会会长林基九、团练局局长马祥九、浮桥经费收支所所长范承九）等地头蛇进行斗争。他们组织召开内江民众大会，要求内江政府严惩“三九”。国民党内江县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只好将“三九”关押起来。这次斗争，振奋人心，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黎灌英名声大振，被推荐为内江县中区民团副团总。
不久，内江县政府一些官僚接受“三九”贿赂，又将其释放。这使得黎灌英进一步认识到，要通过当时的政府来变革社会弊病是不可能的。
在此期间，黎灌英利用其身为中区民团副团总的合法身份，以高一白和内江县民团团总的名义，于１９２４年冬天在内江县白鹤场组织内江东乡联合团，开办民团干部传习所，共招收学员１００多人，为组建革命武装培养干部。民团干部传习所开设政治、军事等课程，教员大多由“读书会”成员担任。因民团干部传习所政治空气太浓，仅仅三个月，军阀王缵绪即派该军政治部主任钟汝为前去强行解散。民团干部传习所的办学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内江，特别在东乡一带播下了革命火种。
黎灌英并不因为东乡民团干部传习所被军阀解散而灰心。１９２５年夏，他又在内江凌家场附近的“三多寨”（现属自贡市）开办团练干部讲习所。他顶住军阀、土豪的各种刁难压力，坚持办了三个月，使这批学员顺利完成了学习课程。
１９２５年６月，黎灌英受组织委派赴重庆参加“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活动。他在杨闇公等领导下，利用善于演说、写作的才能，埋头苦干，勇敢站在斗争的前列。由于工作积极，黎灌英成为“五卅惨案国民外交后援会”的得力骨干。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外交后援运动取得了胜利。
１９２５年冬天，黎灌英在重庆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左派）。
二、播撒革命星火：黎灌英与内江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
１９２５年８月，吴玉章、杨闇公等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对四川的国民党组织进行整顿，在重庆莲花池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左派）。黎灌英受党组织委派，回内江积极筹建内江县的中共党组织，负责组建中共内江县特别支部，黎灌英任特支书记，隶属中共重庆地委领导。这是党在内江的第一个组织，也是全省最早成立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吴玉章
同时，黎灌英接受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命令，回内江负责改组国民党内江县党部。黎灌英同特支的其他同志一道，组织成立了内江县国民党（左派）临时党部。黎灌英担任县党部的负责人，执行委员分别由廖释惑（即廖维华）、谢独开等共产党员担任。
１９２６年春天，黎灌英以国民党（左派）内江县党部的名义在内江水巷子办起了“内江公学”（后迁入东坝街万寿宫）。公学以普及民众教育、改善工农生活为公开目的，实际上，办这个学校是为了更好地宣传革命道理，培养进步青年，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作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黎灌英担任内江公学校长，系统地向学生讲授革命理论，同时热忱地向同学们介绍《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杂志。学校革命空气浓厚，普遍教唱了“国民革命歌”。还在“五卅运动”“万县惨案”等纪念日时，组织学生们在城内街头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宣传新三民主义等，散发传单。许多学生还常常随同黎灌英等党员同志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参加实际斗争，形成了内江从未有过的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高潮，内江公学因此成为当时与内江封建势力作斗争的革命中心。
尽管工作繁忙，但黎灌英从不放弃任何机会进行革命宣传。他经常到观音滩（现内江市东兴区顺河镇）、白鹤场（现内江市东兴区白合镇）一带，利用节日、逢场，在乡场上宣讲革命道理，揭露土豪劣绅、军阀、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号召农民组织起来闹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为了更生动、通俗和富有成效地向农民宣传教育，黎灌英将当时农民很少见过的留声机带到农村，在宣传前先放留声机唱片，吸引群众。黎灌英还把一些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编成山歌教唱。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内江石子镇、杨家场、东兴镇、凌家场等乡的农民协会相继建立，为开展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三、黎灌英在内江的革命实践与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
１９２７年１月，黎灌英在内江主持召开国民党内江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国民党右派潘身愚妄图混进代表大会捣乱，遭到黎灌英坚决抵制，使他的阴谋未能得逞。川军王缵绪准备派该师政治部主任钟汝为作为驻军代表前来参加大会，黎灌英认为钟汝为是反对国共合作（曾强行解散内江民团干部传习所）的右派，不能作为代表参加大会，致电王缵绪，据理力争，要王缵绪改派他人。王缵绪只好改派驻军旅长作为代表出席大会。
黎灌英在会上传达了国民党省党代会的精神。大会讨论了发展国民党、工会、农会、妇女、青年等组织问题；正式提出了宣传新三民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口号。黎灌英当选为内江县国民党党部（左派）负责人，谢独开、廖释惑等共产党员当选为执行委员。
会后，中共内江县党组织通过国民党（左派）进一步加强了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在城区成立了内江码头、人力车、理发、粪帮等工会，共有会员２００多人。同时，内江农民运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支指定了专人负责协会工作。黎灌英亲自到东兴镇的观音井、马浦堰，白马镇的赛峨山、烂泥沟、石龙口一带组织农协会。很快，农协会组织就遍布沱江两岸山乡，仅石子、东兴两个乡就有会员４００多人。１９２７年上半年，共产党员由建立党组织时的４人，发展到２４人，团员由２人发展到４人，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使党的影响在广大群众中迅速扩大。这一切，形成了内江在大革命时期革命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１日，蒋介石指使四川军阀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血腥屠杀革命群众，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刘伯承在泸州指挥泸顺起义，并联合有关将领通电刘湘，提出抗议。黎灌英在内江组织了两百多人的民团武装，做好援泸准备。由于消息走漏，反动军阀调动大批军队包围了内江城，妄图血腥镇压，内江迅即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敌我力量悬殊过大，上级指示停止援泸，队伍解散。
在这危急时刻，黎灌英转移到城郊农村，坚持斗争。直到上级调动他到郫县工作时，黎灌英才离开内江。
四、黎灌英在郫县的革命活动与农民运动高涨
素以富庶著称的川西坝上的“银郫县”，在反动政府的强征暴敛下，广大人民处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到处是一片破败的凄惨景象。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人民同反动统治者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异常尖锐，阶级关系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
当时，新场（今郫都区新民场镇）的民团团总张云卿为了预防军阀对他实行报复，组织了新场农民自卫军总部，并在青塔寺开办了“郫县安定乡门户训练所”（即青塔团练学校），张云卿自任校长。黎灌英、高伯华等到郫县后，通过与党组织的关系，进入青塔团练学校任政治教官。
１９２７年７月，黎灌英利用政治教官的有利条件，用革命思想教育学员，给学员们讲授《新社会观》《社会进化史》《列宁传》《海丰农民运动》等政治课程，并翻印分发了《国民革命三字经》《革命军人四字读本》等宣传革命的书籍。经过三个月正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第１期学员于９月毕业了。这批学员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去担任团防基层干部，也有一部分去做工会、农会的工作。从此，郫县群众工作有了一批骨干。
▲黎灌英在郫县团练学校教授的政治课教材《革命三字经》。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中共郫县（临时）县委成立，黎灌英任县委书记。县委成立之后，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运上。经过一番调查了解，黎灌英发现郫县虽然有一些农会组织，但实际上为地主、富农、袍哥所把持，利用农会为其私利服务。因此，中共郫县县委决定改造这些农会，除派人深入农村宣传教育，揭露敌人的罪行外，同时将原青塔团练学校毕业的党、团员，积极分子派到农会担任负责人，掌握领导权。经过改组后，农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贫苦农民十分拥护，农会的活动也经常化了。贫雇农高兴地说：“黎教官来以前，农协会都是袍哥把持。现在组织的才是真正的农民协会。”
与此同时，郫县县委也不放松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先后成立了独轮车、理发、篾器工等工会组织。其中独轮车工会影响最大，后来发展到大邑、邛崃、崇庆（今崇州市）、温江、彭县、雅安等县。独轮车工会在郫县新场召开过两次代表大会，１９２７年底并联合成立了川西南独轮车工会。
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推动革命发展，中共郫县县委决定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在新场召开抗捐抗税暴动死难农友追悼大会。经过充分准备，除组织新场本地和马街（今属郫都区古城镇）、三道堰的广大农军、农会群众外，还邀请了川西坝各县代表和郫县工人、学生代表共一万多人参加大会。会场上农军大刀、长矛闪闪发光，荷枪实弹，威武雄壮，整个会场挂满了挽联、祭幛，庄严肃穆。
黎灌英在会上发表演讲，揭露敌人的罪行，号召群众团结起来争取胜利。黎灌英说：“军阀是不可怕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可以打倒它！”会上印发了黎灌英起草的宣传提纲，并演出了文艺节目。黎灌英还写了一首《悼死难农友歌》，在会议期间教唱。追悼大会中的一个重要程序就是“揭碑式”。由黎灌英和张云卿率领与会人员，在新场场口树立了“本邑军农冲突死难农众纪念碑”。随后，还举行了盛大的提灯游行。这次追悼会前后共开了三天，显示了农民团结起来的强大革命威力，大大地鼓舞了群众斗志。
▲１９２７年春郫县民众所立“本邑军农冲突死难农众纪念碑”。
追悼会后，黎灌英又在吉祥寺（今郫都区新民场镇中学校内）开办了第二期团练干部训练队，有学员４００多人，编为５个中队，黎灌英等党员仍然担任政治教官。
这段时间，黎灌英又办了农民夜校，动员贫雇农骨干分子进校学习。每逢赶场天，黎灌英就带着团练学校的学员到新场演剧和进行街头宣传，并亲自为宣传队写剧本和担任导演。有了革命骨干力量，工作又深入到团防武装，逐步使团防武装的基层干部由倾向革命的“青塔团练学兵”担任。
黎灌英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了反封建剥削的反夺佃、减租、清算贪污、提高雇工待遇等斗争。通过这些斗争，调动了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也提高了农协会的声威。农运如火如荼地发展，震撼着郫县大地。反动统治当局十分恐惧，密谋扑灭革命烈火。开始，指派驻防郫县２８军的机炮司令王岫生（系黎灌英在川军时的上级）前来诱降，许以旅长的高官厚禄，遭到黎灌英严辞拒绝。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当即在成都发出通缉黎灌英的命令，扬言要逮捕惩处等等。
五、黎灌英：燃烧生命点燃绵竹武装暴动烽火
１９２８年２月底，黎灌英调离郫县。同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改组，黎灌英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为了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执行《四川省春荒暴动行动大纲》，准备在绵竹县举行武装暴动。黎灌英获知此消息后，不顾自己身体有病急需治疗，主动请缨到绵竹工作。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批准了黎灌英的请求，派他到绵竹建立县委并担任县委书记，积极组织农民暴动。
▲位于绵竹市人民公园的“七四”农民暴动纪念碑。
黎灌英接受任务赴绵竹后，全力投入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加紧发展党、团员。不久，党、团员人数发展近百人，组织起来的群众达数千人。黎灌英从早忙到晚地工作，经常是深夜刚躺下，又被喊起来，天一亮又出外奔波去了。过度的劳累，使他的病情加重，终于到了不能起床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黎灌英就找人用凉椅把他抬到会场，听取汇报，布置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农民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中共绵竹县委为了加强对暴动的领导，决定成立绵竹县暴动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行委），由黎灌英任主任委员。并在县城南郊清道乡白衣庵举办了“特别军事训练班”，培训暴动军事骨干。
１９２８年７月３日深夜，开始实施武装暴动计划。７月４日凌晨，暴动队伍到达绵竹县城。由于内奸谭尊五出卖暴动机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敌人事前有了准备，设下了重重包围。正当暴动队伍准备攻城时，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敌人向暴动队伍包围过来，迅速发起强攻。这时，暴动队伍又身处一片开阔地，地形十分不利。尽管暴动武装英勇抵抗，但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暴动队伍伤亡很大。在这危机时刻，黎灌英当机立断，放弃攻城，带领所属东北路暴动队伍撤至汉旺镇绵远河河坝。
为了重新组织兵力进攻县城，黎灌英、张民宽、李晏蟠决定到汉旺镇去找原来口头表示倾向革命的民团首领谭尊五，望其掩护，并借用他掌握的力量再行起义。但谭尊五本来就是反革命顽固派，假意参加暴动获悉相关情况后就向驻军告密。这些，黎灌英并不知道。谭尊五见黎灌英等前来，假意安慰，后又佯装派人护送。当他们走到汉旺乡至马尾场途中一棵大酸枣树下时，谭尊五的喽啰杀害了黎灌英、张民宽、李晏蟠三人。黎灌英当时年仅３３岁。
▲黎灌英烈士牺牲地。
１９５３年８月２日，四川省政府批准黎灌英为烈士，颁发烈士证书。１９８３年７月１日，民政部给黎灌英家属颁发烈士证明书。
（来源：绵竹市党史市志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