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事业模范”邹韬奋
■李舒
邹韬奋是著名的出版家、新闻记者，一生创办、主编过六刊一报，堪称我国进步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被周恩来称为“出版事业模范”。以范长江、邹韬奋命名的长江韬奋奖已成为我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
“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
邹韬奋本名邹恩润，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５日生于福建永安。韬奋是他的笔名，意在“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６岁时，邹韬奋开始接受私塾教育，后就读于福州工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等。１９２２年，他进入由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始了新闻出版生涯。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将“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确定为刊物的宗旨。１９２８年，他在《〈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中写道：“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进一步表明了为社会服务、推动社会进步的办刊思想。《生活》周刊原仅印一千余份，１９２９年销数“竟增至十五万份以上，为中国杂志界开一新纪元”。１９３２年７月，在《生活》周刊社基础上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称生活书店。
《生活》周刊坚持爱国进步立场，这在其评论中有鲜明的体现。从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５日即第２卷４７期起，《生活》周刊于首页设立“小言论”专栏，由邹韬奋亲自主笔。这一专栏自创办至１９３３年７月他受到暗杀威胁被迫出国流亡，每期从未间断，共刊发小言论４１７篇。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６日，“本周要闻”记录了九一八事变并刊发４篇小言论，号召国民抗日救国。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后，《生活》周刊发表了《我们最近的趋向》等大量进步言论，阐述抗日立场，鼓舞军民斗志。周有光称，这本杂志“唤醒了一代青年”。
《生活》周刊时时立于时代前列，邹韬奋亦自言论而渐入行动。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８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亦在暗杀名单中。在好友力劝之下，邹韬奋出国暂避，他将此次流亡视为“代表读者诸友的耳朵眼睛”的考察，足迹遍布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等国家。两年的海外漂泊，邹韬奋写作《萍踪寄语》三集，加之回国后在苏州看守所所作的《萍踪忆语》，他用四本书记述了所见所思。这段经历使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做出了“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的判断，提出“生产工具必须社会化，即必须为社会所公有”，立场、观点转向马克思主义。
邹韬奋流亡后不久，《生活》周刊即遭国民党政府查封。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０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实业家杜重远续其精神，再办《新生》。１９３５年５月，《新生》因《闲话皇帝》一文引发日方挑衅和武力威胁。６月，遭国民党当局查封，杜重远入狱。邹韬奋得知此事后，于１９３５年８月回国。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６日，“作为爱国者的代言人和计划者”的《大众生活》创刊，发行量一度到２０万份，创当时中国刊物发行纪录。《大众生活》大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引起国民党的恐慌。１９３６年２月，《大众生活》在出版１６期后被查禁，罪名为“鼓吹民众武装抗日”。３月，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３日深夜，邹韬奋、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得以无罪获释后，邹韬奋积极筹办新刊。８月１９日《抗战》三日刊在上海创刊。上海沦陷后，他辗转武汉、重庆办刊，陆续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和《抗战画报》六日刊等宣传抗战救国的进步刊物。《全民抗战》销量一度突破３０万份，再创当时刊物发行纪录。除了办刊，他还组织生活书店出版了千余种进步书籍。生活书店最多时拥有５６个分店，国民党亦称“生活书店的书籍，虽在乡村僻壤，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其势力实在可怕”。
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２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邹韬奋认为这一宣言“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抗战时期，邹韬奋曾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要求，周恩来认为其以党外人士身份在国统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更为有利。邹韬奋组织出版的刊物和书籍，不仅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更唤起民众巨大的爱国热情，把大批青年引上革命道路，有裨益于中国革命。
“永不背叛大众”
邹韬奋办报办刊十分注重依靠群众。１９３６年，他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时缺乏办报资金，就将办刊宗旨、编辑方针、经营办法等公布，向读者招募股款。由于“完完全全立于大众的立场”，很快就筹集了大量股款。后来，《生活日报》更名《生活星期刊》迁往上海，他又提议“建立全国通信网”，吸纳全国读者担任通讯员供稿，这样就能“记录全国生活状态和解决生活上一切问题”。
对于群众，邹韬奋“常感觉的只是自己的渺小，大众的伟大”。１９３７年出狱后，他说：“可以告慰大家的是没有背叛大众，没有说过辜负大众的话。将来也只求‘心安理得’，永不背叛大众。”
邹韬奋的爱国报刊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恼怒。自１９３９年４月起，生活书店各分店被迫停业，经理一级有４０余人被捕。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５日，邹韬奋愤而辞去国民政府参政员职务，秘密离渝赴港。
１９４１年４月８日，《华商报》在港创刊。邹韬奋不仅忙于编务，还撰写专栏连载《抗战以来》，“以一个平凡记者的姿态”，记录了在国民参政会期间的亲身经历，以“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
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７日，《大众生活》在港复刊，邹韬奋任主编。邹韬奋办刊的经验就是抓社论和读者来信这“一头一尾”。《大众生活》最盛的时候一个月收到１万多封读者来信，需要４个人同时专门负责拆信与抄信。邹韬奋称读者来信为“本刊真正的维他命”，投入大量时间精力阅读来信和回信，其热情“不逊于写情书”。
“吾党的光荣”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香港沦陷。１９４２年１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邹韬奋随进步文化人士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队驻地。此时，他已遭到国民党密令通缉。１１月，在周恩来的建议安排下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不久因耳疾复发返沪治疗。
患病期间，邹韬奋坚持写作。他在《对国事的呼吁》中记述自己在抗日根据地看到了“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４日，邹韬奋与世长辞，遗嘱“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向其家属发出唁电：“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１１月１５日在延安举行的邹韬奋追悼大会上，毛泽东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