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１９０７年５月２８日出生于江苏常熟。１９２９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留校任助教，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完成我国第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的实验研究论文。１９３０年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在著名的女核物理学家Ｌ·迈特纳指导下从事β衰变能谱研究，１９３３年１２月获得博士学位。１９３４年４月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实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培养出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在内一批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１９４９年５月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５２年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领导并参加了有关宇宙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研究，使我国在宇宙线方面的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１９５５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１９５６年９月至１９６０年１２月，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后又被选为副所长。１９６１年４月起，化名王京，担任核武器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负责冷试验技术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隐姓埋名１７年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研制以及地下核试验做出了重大贡献。１９９９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１９７８年，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１９８２年，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和研制、试验核武器方面的工作，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顾问，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等。１９５０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１９７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６年３月，与王大珩、杨家墀、陈芳允等科学家上书中央，对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提出建议，开启“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８６３计划”）的先声。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１岁。
王淦昌隐姓埋名铸核盾
■齐琪
王淦昌是“８６３”计划的提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我国近代物理学宗师。“两弹”研制时期，这位享誉国际的大科学家响应祖国号召，于声名鼎盛时毅然隐姓埋名，到戈壁荒漠出生入死铸就核盾。身份解密后，古稀之年的他四处奔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为祖国的高科技事业拔锚扬帆。王淦昌科学报国的忠诚和壮举，为世人所怀念。
一颗“争气弹”背后
１９６０年８月，一封名为《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奋斗》的电报从原二机部发出，向所属单位郑重宣告：“今后我部的事业完全由我们自己干，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必须迅速适应新的变化，必须抛弃一切依赖思想。”这是因为就在１个月前，赫鲁晓夫集团召回全部在华专家，苏联对我国核物理研究的有限帮助彻底停止。既无学科积累、又无设施设备的我国核武器事业，一时前路迷茫。
关键时刻，党中央下定决心，以苏联提出毁约的年月“５９６”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号召大批来自各地的科学家、中青年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向核武器事业发起攻坚。正是在这时，王淦昌来到了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那是１９６１年４月３日，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党中央通知，希望他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最后问他是否愿意改名——核武器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参与相关工作必须长期隐姓埋名，不得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更要断绝一切海外联系、不随便与人交往。王淦昌当场表态：“我愿以身许国！”并在第二天就到新的工作岗位报到。从此，享誉全球的大科学家王淦昌消失了，一位名为王京的学者悄然来到北京花园路九所，成为核武器爆轰物理研究负责人。
为了打响这颗“争气弹”，大家都憋着一股劲，立志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然而，从无到有谈何容易？人才短缺就是第一个“拦路虎”。那时我国近代物理刚刚起步，参加核武器研究的人员虽说都是原各单位的技术尖子，但专业上并不对口。年过半百的王淦昌以前研究实验物理，对当时所需的炸药学、爆轰学、爆炸力学等并不熟悉，也只能从头学起。但他知识面广，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很快就能给手下的年轻人授课，还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技术介绍给大家，进而提出了“炸药透镜法”“真空浇注法”等，解决了许多理论和工艺方面的问题。
技术是第二大问题。爆轰实验技术是原子弹研制成功的重要基础，王淦昌经常不顾危险，亲自动手浇注、调整炸药部件。在早期的“十七号工地”上，炸药浇注是在一个通风极差的小工号里进行的，而且需要人工搅拌。由于炸药配方和工艺都在摸索中，操作者除了吸入ＴＮＴ有毒气体外，还要面对萘、卤蜡等其他有害气体。王淦昌是年纪最大的科学家，年轻人怕他身体出问题，不愿让他接触这个环节，他就趁大家不注意时钻进工号，坚持把工作一抓到底。就这样，王淦昌带领同志们不断改进实验，解决了炸药质量问题，突破了测试工作的技术难关。
１９６３年初，核武器实验、设计、生产等方面的工作人员转移到位于青海金银滩的２２１基地。王淦昌也和年轻人一样，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只身来到了这片荒滩。３２００米的海拔让很多人产生了高原反应，糌粑、干菜等简劣饮食还诱发了其他健康问题。但王淦昌依然坚持快节奏工作，整日深入车间、实验室和实验场，走过了２２１基地每一个有爆轰实验装置的地方。
特别是在１９６４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正式起爆前的那段时间，作为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的成员、冷实验的总指挥，王淦昌一天不落地到各作业分队检查指导工作，大到试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根雷管的安装，都要亲自督阵。１０月１６日当天，他甚至自己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一直忙碌到“零时”前，王淦昌才来到主控站和大家会合。当现场的高音喇叭读秒结束，凝结了无数人心血的核爆炸火球喷薄而出，巨大的蘑菇云轰然升起，王淦昌激动万分。
▲１９８６年３月，向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建议的四位科学家。右起：王淦昌、杨嘉墀、王大珩、陈芳允。
从一个高峰攀向另一个高峰
为原子弹诞生做出突出贡献后，１９６６年初，王淦昌又与同志们一起制定了氢弹的爆轰模拟实验方案，顺利解决了引爆设计的关键问题。在研究的间隙，他开始思考：能不能利用现有核物理技术，以激光打击加热氘核产生聚变中子，实现核聚变能可控利用？
为此，王淦昌与几位专家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全国核电发展的统一规划和集中领导，力图从根本上帮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类摆脱能源危机的困境。中国科学院院士贺贤土回忆，王淦昌为了促进核电事业发展，不顾年纪和身份到处游说。一次，中央书记处邀请科学家为中央领导开讲座，王淦昌听说了，也主动要求去讲一课，题目就是《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
同时，王淦昌也开始关注新的战场——高科技领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和东欧集团针锋相对地制订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法国牵头的西欧１７国、日本、印度、韩国等都制定了高科技发展计划。国内有关部门也开始考虑对策，但在具体行动上并未真正落实，前瞻性的战略设计更显不足。
王淦昌看在眼里，急在心中。１９８６年３月２日，他和王大珩、陈芳允等老科学家经过多方分析论证，联名致信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仅３天后，邓小平就在他们的建议上作了批示，指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因为科学家上书和小平同志批示都在１９８６年３月，所以我国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就简称为“８６３”计划，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海洋等技术领域由此打开了新的局面。
正如王淦昌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所说：“在６０多年的核物理科研生涯中，他对新鲜事物的高度敏感性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不断地从一个高峰攀登到另一个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