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英（１９０５—１９６８），字子杰，山西省洪洞县人。１９２４年参加革命，投身反对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斗争。１９２５年２月入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１９２６年１１月从黄埔军校步科毕业后，被分配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工作，担任三中队分队长和党支部委员。１９２７年３月，被党组织调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第一团团党代表办公室任主任。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上海、武汉、河南、安徽、山西等地从事党的联络、军运和统战工作。１９３１年１０月，被党组织派到南京以特派员身份打入敌人内部，建立党的情报关系。１９３３年，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情报部工作。次年任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领导情报、联络工作和除奸斗争。１９３５年转到天津，任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１９３８年１月，调延安，进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同年１０月，到山西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忠实执行党中央决策，同阎锡山进行了机智灵活、有理有据、针锋相对的斗争。１９４２年初，奉命调回延安。在整风运动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敢于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１９４５年４月，出席了党的七大。此后不久，党中央决定王世英担任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部长，专做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常委，省长等职。
不动安如山 谈笑戏凶顽
■虢安仁
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的正厅，安放的是朱德、彭德怀等开国元勋的骨灰盒。有一个人，既没有担任过中央领导，也没有军衔，却得以与朱德、彭德怀“同室”。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学生，出了一大批将军级的军事人才。有一个人，同样表现出色，却不想做将军。
这个人就是王世英，中央特科最后一位负责人。
“不做将军做特工”。王世英在白色恐怖下的沪宁津等地坚持我党地下斗争，建立和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内线关系，使中央特科在上海战斗到最后一刻。
“虎穴”同学聚会，“出殡”智救同志
１９２７年９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秘密迁回上海。１９３１年４月和６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南京的情报网完全暴露。
１９３１年底，王世英临危受命，以特派员身份到南京开展工作，恢复建立地下党组织网络，收集情报，进行秘密斗争。离沪前，陈赓郑重地跟王世英谈话：“组织决定委派你为中央特科驻南京特派员，代号‘老余’。目前敌我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唯一的无线电台也失去联系。你要想办法，先站住脚跟，再开展工作。紧急联络暗号是‘伍豪之剑’。”
此时，南京白色恐怖蔓延，敌特猖獗。王世英秘密到几个联络点接头，发现都已被破坏。为摸清情况，他以商人身份在南京夫子庙一间茶馆邀请黄埔同学聚会。就在这次聚会“吹牛”中，王世英得知端掉中山路联络点和监视金源车行的就是徐恩曾的随从副官、他的黄埔同学史济美。
金源车行已成为敌特严密监控下的诱饵，里面的同志难以脱身，外面的同志不知情，还在冒死营救。如何处理金源车行联络点，成为王世英只身来南京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
王世英多次在车行附近的如意茶楼二楼暗中观察。这天，一个外国教士模样的人在车行门口被便衣拦下盘问，教士称是“送福音书的”，便衣将他轰走了。突然，王世英发现教士胸前有一个十字架小饰品，被教士捏在手里时，像是一把向下的剑。王世英迅速下楼，追上去“偶遇”，当着教士的面，拿出一块带“十字架”饰物的怀表假装看时间。
教士马上停步：“先生是基督教徒？”王世英点头，问：“附近可有出租铺面的？”教士眼睛一亮：“有的！前面胡同五号。”并举起胸前剑型十字架示意。“伍豪之剑”！确认过眼神，两人一前一后走到僻静处。在敌特的眼皮底下完成了接头。
数日后，金源车行门口出现一支喧闹的出殡队伍，鼓乐齐鸣，哭声一片。被困在院子里的两名地下党员走出院子，认出抬棺的正是自己人，立即心领神会。趁现场的便衣特务看热闹之际，出殡队伍里的王世英一使眼色，一名杠夫在换肩时栽了杠，摔倒在地；杠夫、家属之间顿起争执，扭打起来。乱作一团之际，被困的地下党员被拽到一边……当便衣特务看完热闹再回头搜寻时，地下党员已不见踪影。
老板热情留“客”，阁楼金蝉脱壳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徐恩曾指派史济美前往上海担任中统上海站站长。史济美在中统能力出众，向忠发叛变案就是史济美谋划的。一上任，史济美就查抄了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所在地新生印刷厂。该厂负责人叛变，供出一批地下党员，其中包括王世英。
此时，为掩护身份，王世英在南京夫子庙一带开了家“鸿昌南货店”。早就对王世英夫妇起了疑心的史济美立功心切，亲自去堵王世英的门。
王世英刚刚得到消息，正在紧急焚烧文件，并准备撤离上海。看到门口史济美的身影，王世英迅速将脖子上的围巾取了下来，搭在窗台上，给同是地下党员的妻子李果毅示警。然后，迅速擎着一把紫砂壶下楼，面色如常地跟史济美打招呼。史济美询问李果毅在哪里，王世英大大方方地回复“她出去买菜了”，并热情地邀请史济美留下来吃饭，“等她回来烧几个好菜，咱们喝两杯。”
王世英给史济美沏好上等的普洱茶，便旁若无人地算起账来。见王世英镇定自若，史济美有些犹豫，便开始旁敲侧击：“听说你现在的夫人在湖南闹过农会？她先头的男人是共产党？”王世英淡然回话：“那是潮流嘛。你我在学校，不也闹过学潮吗？”一句话说得史济美笑了起来。
给史济美添过茶水后，王世英拿着空暖壶上了阁楼。他故意踩着重步，对楼下的史济美喊话：“你稍坐啊，水开了。我灌了暖壶就下来。”随后打开水管，在水池里放了锅碗杯盘，让水声哗哗哗响了起来。他迅速打开窗户爬上房顶，敏捷地翻进隔壁家的阳台，穿室而过，从杂货铺的后门跑到了街上。
待发觉不对劲，史济美率特务们冲上阁楼时，王世英早已不见踪影，只有自来水流了一地。神秘的“鸿昌南货店”老板消失了。
特务“细胞”渗透，红队神枪“打狗”
中央特科下属的红队也称“打狗队”，专门惩处叛徒和特务，多次完成急、难、险任务，是党的一支强有力的便衣别动队。
１９３３年，国民党中统上海站推行向我党内部渗透的“细胞计划”，打入我党地下组织内秘密发展自首和变节人员，给我党地下组织造成严重威胁。这个计划的制订者就是王世英的黄埔同学钱义璋。１９３３年２月，重新回到上海，时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委员、负责情报部的王世英决定重建红队，除掉钱义璋。
我党组织机构不断被破坏，王世英层层抽丝剥茧，终于挖出了内鬼“阿荣”。一次，阿荣偷偷溜出去送信，被红队队员扭获。缴获的纸条上写着“１３日上午，红队在广西路悦来酒家行动，４号”。４号就是阿荣。
王世英要阿荣重新密写“侦得王世英秘密住址，１５日全日在家。４号”。钱义璋接报后，大喜过望，亲自带了２０多个特务随警车出动。他进入红队预设的包围圈后，才发觉上当，钱义璋当场毙命。
一次，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去参加秘密会议，被叛徒告密，大批军警宪特包围了会场，由叛徒一一辨认。危急时刻，王世英带领红队火速赶往会场救援。他对队长朱军说：“只有叛徒一个人认识胡景。只要干掉叛徒，敌人就抓不到了。”
红队大摇大摆进会场，只听一声枪响，叛徒应声倒地。接着，照明灯灭了。黑暗中，人群乱作一团。武胡景顺利脱险，红队神速撤离。
翌日，有报道惊呼“红队神枪手大闹剧场，军警死伤惨重”。还有报道说红队“个个飞檐走壁、百步穿杨、来去无踪、神秘莫测”。一时间，叛徒特务听到“红队”两字都心惊胆颤。
１９３４年以后，王世英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主持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１９３５年７月，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敌人破坏，他将上海的领导机关人员转移至天津，为党组织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革命力量。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特科圆满结束时代使命，撤离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