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胭脂河畔
■杜江
赵烈，广东中山人，广州知用中学毕业，年少即离家奔赴延安。据石少华回忆：“赵烈同志也曾在陕北公学学习。他当时才１７岁，是从广东到延安同志中最年轻的一个。后来我们又一起进入抗大，我在瓦窑堡，他在延安。从抗大毕业后我被调到抗大的高级军事、政治研究队学习，他则被分配到八路军总后勤部。”
１９３９年冬，赵烈向组织主动要求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延安时总想摆弄石少华的相机，但“从小到大连照相机也没碰过”的赵烈，在沙飞“游说”（沙说为“俘虏”）下任政治部摄影科摄影干事。
赵烈调到军区摄影科，一面外出采访，一面协助沙飞、罗光达筹建《晋察冀画报》，并协助沙飞开办摄影训练班。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晋察冀画报社在河北平山县支角沟正式宣布成立，赵烈担任政治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作为沙飞的得力助手，与罗光达同称为沙飞的左膀右臂。
７月７日，《晋察冀画报》创刊号正式出刊，开创了解放区摄影出版事业的新局面，也让日本侵略者感到极大的不安，在１９４３年秋季的“大扫荡”中，把画报社当作军事目标进攻。在这次反“扫荡”中，晋察冀画报社经历了自建社以来最艰苦、最壮烈的时期。
在反“扫荡”之初，晋察冀画报社把印刷机械与物资进行了严密地坚壁。为保证摄影作品底版的安全，晋察冀画报社成立了一个１５人的战斗小分队，由沙飞亲自领导，赵烈协助工作。这个小分队分成四个战斗小组，几万张摄影底版分散装在四个军用牛皮包里分组分管，小分队战斗隐蔽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花塔山上（阜平、灵寿两县交界）坚持三个月之久，敌人上山“搜剿”均一无所获。
反“扫荡”将近结束时，因日军扬言集中兵力“血洗”花塔山，晋察冀画报社接军区命令，向山外转移。１２月８日，沙飞、赵烈率领晋察冀画报社部分同志转移到阜平的柏崖村时突遭日寇的奔袭。
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事后沙飞给石少华的信中写道：“我出村不远鬼子即追上，在我旁边捉去一背枪的战士……”其情状之残酷、危险不难想见。
“人在底片在”，在这万分危急之时，沙飞与警卫员赵银德一起各背两个牛皮包向外突围，由赵烈率领小分队和工兵班担任掩护。最终，在突围时，晋察冀画报社有９位同志牺牲，４位同志负伤，７位同志被俘。为掩护其他同志突围的军区警卫连战士，几乎全部英勇战死……沙飞、赵银德成功突围，几万张底版无一损毁。
其时，经过激战后的赵烈已经突围，可当发现画报社还有几人未能脱险时，他奋不顾身地返回村里援救战友，在胭脂河畔苍黑的岩石旁，只身与敌展开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而流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９日的阜平柏崖村，寒风凄切，悲歌当哭，血染的风采飘洒在太行山上。据不完全统计，为解放区摄影事业牺牲的烈士达６２位，其中３２位在抗战时期牺牲，包括在此次战斗中牺牲的赵烈等９位烈士。
同志们在掩埋赵烈的遗体时，从他的衣袋里找到一本血染的相册，这原是半年前牺牲的雷烨的采访笔记本，里面记载着以下文字：
“在这个册子上面，有你和暴敌遭遇时决然自杀时所流下的血迹斑斑，当我每次翻开时，看到那已经变成紫黑色的血迹和铁夹上为血所浸蚀面生成的铁锈的时候，你那年轻睿智的脸庞，沉毅而和蔼的神色，清晰而响亮的声音……都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抚摸着你那已经消失的温暖和热气的血迹，我便记起你所留给我的深刻的印象。雷华（烨）同志！我就拿你这遗物作为对你不可磨灭的、永恒的记忆的纪念品吧！一九四三，八月”
岭南男儿赵烈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塑成了一个解放区摄影工作者的英雄形象，而他在他生前拍摄的摄影作品里，也饱含用生命与激情记录的时代精神与风貌：
《我们是抗日小兵》及《唐县稻园村儿童团》（１９４０）手持木枪、肩背被包、列队高歌的儿童团场面，谱成了一曲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嘹亮战歌；《威武强大的炮兵》（１９４０）为表现八路军强大阵容的代表作品，入选多种影展和画集；《军队助民插秧》（１９４３）作为表现军民关系的作品，以光线明媚、影调轻快的田园景色，飘散着大好河山正可安居乐业的美妙情思。
多才多艺的赵烈还是晋察冀画报社社歌、晋察冀画报社一周年社歌的作者。
▲儿童进行军事训练。（１９４０年４月４日 赵烈摄）
▲我们是抗日小兵。（１９４０年４月４日，河北唐县 赵烈摄）
▲我军攻克阜平城后，从破毁之敌防御工事中抬回战利品。（１９４１年元旦，河北阜平 赵烈摄）
▲四四儿童节纪念大会。（１９４０年４月４日，河北唐县 赵烈摄）
▲军民一同插稻秧。（１９４３年，河北平山 赵烈摄）
▲抗敌剧社演员郑红羽和胡朋在游击区表演“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剧。（１９４１年 赵烈摄）
▲阜平易家庄一带，农林局种的试验田，脚踏水车。（１９４０年 赵烈摄）
▲威武强大的炮兵。（１９４０年 赵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