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文烈士生平活动简述
■三原县党史办
一
黄子文，又名成章，曾化名王文，１９０５年５月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陵前乡甘涝池村一户富裕农民家庭。八岁始读于本村小学，后转入西岳庙、三原民治小学上学，十五岁考入三原县中。当时三原的学生运动很活跃，成为渭北各县学生运动的中心。黄子文在中学求学的时期，三原先后开展了反帝运动、国民会议运动、驱吴运动和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等活动，各校学生在教师和学生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各种政治活动。学生时代的黄子文在参加这些活动中，受到了锻炼和熏陶，因而，他思想激进，为人正直，常爱打抱不平，热切地学习进步书籍，以寻求救国之道。
二
１９２５年秋，黄子文中学未毕业，就怀着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上海，进入了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在上海，他被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工人运动所感染，被革命的气氛所鼓舞，大大地开阔了他的政治视野。在这里他遇见了在三原就相识的上海大学学生蒲克敏、张资平等同志，并参加了蒲克敏发起组织的“陕西同乡会”。蒲克敏、张资平已是共产党员，他们常在一块研讨国内外时局、中国之前途等问题，秘密传播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一次，黄子文听了蒲克敏讲解《共产党宣言》后，思绪联翩，感受极深，激发了他终生为共产主义奋斗拼搏的决心。经过一段实际锻炼后，他的政治思想日趋成熟，１９２６年在张资平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黄子文的革命热情更高了。１９２７月３月，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上海爆发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黄子文踊跃参加，被派作联络工作，并手执小铁锤在街头站岗放哨。起义胜利后，他在“欲革现今社会之命，非习武功不行”的思想指导下，毅然到武汉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
在学习期间，黄子文不但刻苦学习军事知识，还深入农村，在湖北黄安、麻城一带搞农运工作。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封闭革命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被迫停办，学员分散，黄子文只好辗转返回陕西。
三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黄子文回到西安，和陕西省委接上关系。这时，省委“九二六＂会议刚开过不久。１１月，黄子文带着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回到三原。不久，他担任了中共三原县委委员，被安排到武字区开展革命工作。
武字区位于三原县城以北十多公里的塬区，自１９２６年冬开始，在乔国桢同志的领导下，发动民众，建立农协，开展打击土豪劣绅、抗捐抗税的斗争。１９２７年春，建立了武字区大寨党支部，成为全省农运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正当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冯玉祥在陕西大规模“清党”。一时间，到处是白色恐怖、腥风血雨，到处是逮捕、监禁、酷刑、抄烧，中国大地进入了黑暗悲壮的岁月。７月初，国民党三原驻军就向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刃，捣毁了武字区农民协会，枪伤了武装委员肖德印，逮捕了共产党员乔国桢、唐玉怀。不久，国民党三原驻军田玉洁部拘捕了县农协主席庞诚斋。正在蓬勃发展的三原农民运动失败了，三原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就在这种形势下，黄子文回到了武字区。
四
１９２８年２月９日，经过黄子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武字区革命群众组织“抗敌委员会”成立了。２月１３日，中共陕西省委为了贯彻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召开了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陕西目前工作方案》，提出各地党组织应该领导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暴动，去夺取政权，造成陕西革命割据的局面。２月１８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提出在陕西组织暴动的指示。为贯彻省委指示，２月２２日，在武字区抗敌委员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成立了，黄子文任总指挥。从此，这支革命武装活跃在渭北地区，成为渭北地区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
３月１３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立即发动民众斗争，在农村中则由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抗一切摊派勒索等斗争，一直转为杀豪绅、地主、官吏，武装夺取县城的大暴动”的指示。此时，正值青黄不接，久旱无雨，加之庄稼连年歉收，官府逼粮逼款，人民生活无法维持，广大农民强烈要求反动政府减免粮款。在这种情况下，黄子文根据县委指示，决定发动农民举行“交农”斗争。
４月２４日，经过严密的组织准备后，在黄子文领导下，以武字区为主，有肃字区、军字区、合字区以及富平石桥等地的万余农民，手执杈把、扫帚、梭镖，高呼口号，包围了县城。经过四天的斗争，反动县长不得不向群众表态，答应全部免掉当年的粮款。围城斗争取得了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涨。
５月３日，遵照县委指示，为配合渭华暴动，以黄子文为总指挥，孟芳洲为政委，杨致中为游击队大队长，组织武字区等武装力量，举行了武装围攻县城的斗争。但因三原驻军宋哲元部早有防备，已派重兵镇守，加之马仙舟中途叛变，“武装围城”遂告失败。这次“武装围城”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革命武装力量向反动势力直接对抗的一次尝试，有力地配合了渭华起义。“武装围城”虽然失败了，却打响了陕西省在共产党领导下以革命武装直接向国民党反动政权进攻的第一枪，揭开了创造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序幕。
“武装围城”斗争失败后，黄子文并没有悲观失望，而是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开展武装斗争。５月底，他同杨致中等人处决了武字区原民团团总王厚安，接着，又相继处决了反动恶差、豪绅十多人，震慑了敌人，提高了群众的斗争情绪。
黄子文在建立革命武装中，为了筹集经费，不惜变卖家中土地，并自定“苦肉计”，让地下党员扮作国民党军队把自己绑住拷打、威逼，让母亲把家中的钱拿出来救自己。他就这样把家中的钱拿出来作为革命经费。这种一心为革命的可贵精神，被传为佳话。
五
１９２９年春，陕西灾情严重，三原地区更是一片赤地，饿殍遍野。在灾荒严重的情况下，为了领导群众度过灾荒，中共陕西省委把领导灾民斗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提出了“抗粮、抗款、抗捐、抗税，要饭吃、要自由”的口号，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抗灾自救斗争。５月，黄子文按照省委指示，在武字区西王堡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地方筹赈委员会”，开展赈灾工作，黄子文与唐玉怀分任正、副主任，肖德印任保卫队长。在成立大会上，黄子文当众宣布停止伪行政人员的权力。会后，他带头捐粮七石。在他的带动下，筹赈会很快筹粮八十余石，分给了全区三千七百多名贫苦农民。这样，既赈济了群众，又发动和团结了群众，为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打下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
这年８月，黄子文与李盛云结婚。以后，李盛云在他的引导下，也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俩成了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９月，鉴于中共三原县委处于瘫痪状态，黄子文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在武字区成立了中共三原特支，他担任了特支书记。特支领导泾阳、淳化、三水、正宁、彬县等县党的组织，开展革命工作。
六
黄子文带领群众开展筹赈自救，使广大群众度过了生死难关，但反动当局却恨之入骨。１９３０年２月２日，三原驻军魏凤楼以“组织灾民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黄子祥和黄子文兄弟二人逮捕，关押在三原县城监狱。入狱的第二天，敌人就吊起黄子文严刑拷打，用炭铣烙烤，但黄子文始终不屈。敌人无法，只得先将黄子祥释放，让他筹钱抵押后，再放黄子文。３月１日，在党组织和群众的营救下，黄子文才得释放。出狱后，有人问他，敌人烙烤你为什么不怕，他风趣地说：“敌人把炭铣磨得越红，越不必怕，因为末稍神经烙坏了便不觉痛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大无畏和乐观主义精神。
渭北一带从１９２８年起，就遭受了比较严重的灾荒，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到１９３０年，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不断与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特别是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一带，党的力量较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并且已经建立了一支农民武装。因此，中共陕西省委估量了渭北客观形势后，决定在渭北开展游击战争，充分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组织地方暴动。为了加强对渭北武装斗争的领导，省委召集担任中共三原特支书记、省委渭北巡视员的黄子文同志和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同志，具体研究了在渭北开展游击战争的策略问题，确定在游击战争发动后立即分配地主豪绅的粮食和土地，恢复农协会，建立革命政权，加强武装力量。
１９３５年５月，陈云樵来到三原武字区。黄子文即和陈云樵召集三原、富平党的负责人，传达省委关于开展渭北游击战争的决定和指示，开始了游击战争的准备。不久，“渭北灾民自救军”在武字区太和堡成立，黄子文任政委，陈云樵任总指挥，下辖三原、高陵两个支队和武字区、富平两个独立大队，共三百余人。灾民自救军成立后，他们积极开展活动，采取“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的战术，打击反动武装，捣毁敌乡公所，镇压敌区长，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在渭北影响很大。
７月１日，省委在兰田巩村小学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黄子文被选为省委候补执行委员，并任省委军事科主任。
渭北游击战争的开展，使反动当局受到极大的震慑，惶惶不可终日，为消灭革命武装，急调毕墨轩部、王平部，合力“围剿”武字区。７月１３日，灾民自救军转移到富平、三原交界的法花洞，正当向省委派来的王芾南同志汇报工作时，二支队一中队队长张成义叛变，突然率部包围了会场，打死了王笃同志，使这支革命武装受到了严重挫折。
１１月，省委派黄子文夫妇去天津北方局工作。不久，黄子文又被北方局派往山西搞兵运。
七
１９３１年夏，在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的领导下，在孝义、中阳、汾阳三县交界处的大麦郊镇楼底村组织了晋西游击队，黄子文任政委，拓克宽任队长。这支游击队很快发展到百余人，在晋西一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军事斗争。敌人为扑灭革命烈火，调集军队进行“围剿”。在这种情况下，晋西游击队根据山西省委指示，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于９月初西渡黄河到达陕北，黄子文在陕北安定向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汇报了情况。这时，适逢李盛云在北平被敌人逮捕释放，赵伯平便通知黄子文去北平接李盛云。黄子文从北平回陕西后，受省委指示回到渭北一带开展革命工作。
晋西游击队到达陕北后，与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部队会合，根据省委指示，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２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三家湾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４月１８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马家堡休整后，分为三、五两个支队，黄子文被任命为第五支队政委，阎红彦任队长。２０日，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指出：“应该在泾渭之间，建立较大的根据地。”于是，三、五支队分别进入西路、渭北地区。２１日，五支队南下武字区一带活动。２２日，武字区抗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在文龙堡召开了三千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欢迎五支队。这一天，五支队由马额出发，沿途农民像迎接亲人一样热情招待。在欢迎大会上，黄子文被选为大会主席，代表地方致了欢迎词，群众掌声雷动。最后，大会通过了五项决议案：①成立革命委员会；②开展分粮斗争；③改组义勇军；④取消敌区乡所民团等一切敌伪机关；⑤给苏维埃中央政府、各红军等发通电。
４月２６日，西安学生因举行反对卖国政府、驱逐反共政客戴季陶的大游行，被国民党省政府派兵开枪镇压，许多学生被打伤。惨案发生后，黄子文与刘志丹等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名义，于４月３０日向全国各界发出宣言，号召工农兵学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政权，以求彻底解放。
５月上旬，由于敌人“追剿”，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北上。１０日，三、五支队在清水原会合后，为了统一指挥，省委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接着，游击队转战富县、洛川、黄陵、宜君等地，连打胜仗。６月，因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失利，黄子文带一班战士回武字区“扩红”。在区委协助下，三天就有近百人报名参加，充实了陕甘游击队。６月底，三、五支队到达甘肃正宁，在梁掌堡经过整训，将三、五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黄子文任第一步兵大队政委，高山保任大队长，刘志丹任第二步兵大队长兼政委，吴岱峰任副大队长，强龙光任骑兵大队长。８月１日，黄子文回武字区，协助省委派来的金天华同志在小道口正式成立了“渭北游击队”，由马志舟任大队长、金天华任政委。渭北游击队的成立，使渭北武装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推动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９月初，习仲勋带陕甘游击队一部到武字区，被编入武字后区游击队，习仲勋任政治指导员。２２日，原富耀革命委员会成立。１０月７日，在省委领导下，中共渭北特委成立，黄子文任特委委员、宣传部长。１０月２３日，改组原富耀革命委员会，黄子文担任了革命委员会主席。
黄子文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后，同其他同志一道，为巩固与加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和发展根据地，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与组织才能。这时，革命委员会所领导的村庄有一百多个，两万余人；农联会员发展到三千五百余人，还成立了雇农总工会、妇女联合会、少年先锋队、儿童团。武装赤卫队成立了十个大队，人数达一千五百人，区域不仅在武字区，而且在后区、心字区、肃字区，在耀州、富平边境以至高陵一带。“在这里的统治不是国民党县政府或区公所，而是共产党和农联，武字区俨然是一个赤色区域”，渭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崭新时期。
苏联十月革命节前夕，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的决议》，指出“在边区与原富耀游击区域党必须公开的发动群众，组织十一月七日广大群众的示威”。省委指示下达后，渭北特委和革命委员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动员与鼓动，于１１月６日召开了一千四百余人参加的十月革命节庆祝大会，黄子文担任大会主席。第二天，又举行有全部武装人员参加的二千余人的群众示威大游行。队伍由武字区出发，南到塬下距县城十公里的西阳镇，经富平瓦窑头、淡村返回武字区。这次游行，暴露了我党的武装力量。从９日开始，敌人便集中六个县的民团，向武字区大肆围攻。黄子文等同志的家被抄烧抢劫一空，数十名党员、干部和群众被杀害，这是一次血的教训。敌人血洗武字区后，黄子文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他在向省委写的报告中沉痛地说：“正是给我党一个警觉，需要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及工作精神去领导来开展陕西的游击运动，创造陕西新苏区。”
八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下旬，黄子文返回武字区，参加中共渭北特委会议。会上，围绕红四方面军到陕西后的形势，黄子文同“左”倾路线的顽固执行者杜衡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担任省委委员的杜衡，认为红四方面军到陕后，暴动局面已开始，主张会师西安，在全陕实行暴动。黄子文已从惨痛的教训中认清了“左”倾路线的危害，他认为：“红四方面军到陕后，振奋了工农群众千百倍斗争的勇气，苏维埃和红军的影响是千百倍扩大了，我们应当认清这一形势，更积极的发动群众的一切斗争来配合红四方面军，而不是要离开群众斗争马上组织全陕武装暴动。”他指出全陕暴动的口号“是错误的，根本不了解暴动”。他气愤地说：“主张全陕暴动的说法，还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同样是小资产阶级的发狂。”“长期的无后方的作战，一定要创造根据地，不能打下一个县丢一个县，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呢？”杜衡无言对答，便指责黄子文是“对红四方面军抱着悲观，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出发点”。黄子文在革命原则上毫不退让，严厉斥责：“绝不是神圣的错误提都不能提”。黄子文这种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的态度，得到了多数同志的赞同。但是，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他反而因此被停止了一切工作。
１２月，黄子文受省委指示，和金天华率渭北游击队到宜君，参加改造红二十六军工作。２４日，陕甘游击队在转角镇召开了成立授旗大会，宣布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王世泰任团长。２５日，黄子文回到武字区，后又被省委分配到白水、蒲城巡视，加强两地工作的领导。
九
１９３３年５月，陕甘边特委成立。不久，黄子文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指挥。
６月，杜衡逼迫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２８日晚，省委书记袁岳栋主持在三原民教馆召开会议，批判了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命令二团南下的错误，并派黄子文连夜追赶红二团，停止南下。黄子文到渭河北岸时，二团已全部渡河，去向不明。黄子文遂化装成木匠，继续追寻。８月，黄子文终于在南山找到了南下失败后分散的刘志丹、王世泰等，带他们到渭南张文华家。为了突破敌人封锁，经黄子文同志的爱人李盛云冒险化装掩护，过了渭河。１０月初，黄子文同刘志丹等同志返回照金。１１月初，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甘肃省合水县莲花寺宣告成立，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高岗任政委，黄子文任政治处主任。
１９３４年１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畲水连家砭开会讨论高岗问题，撤销了高岗四十二师政委职务。二月，黄子文在西安看病期间，四十二师党委以黄子文“打了败仗”为理由，错误地开除了他的党籍。５月２８日，四十二师在南梁寨子湾召开党委会，决定恢复陕甘边特委，并成立特委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书记，杨森接任师长，高岗复任师政委。不久，高岗在豹子川将黄子文逮捕。后经当时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习仲勋解救，黄子文才被释放。８月，陕甘边特委派黄子文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驻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办事处主任。１０月，南区革命委员会在宜君小石岩成立，黄子文任主席，张邦英任书记。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建立革命政权，扩大革命组织工作，先后建立了赤水、淳化、耀县、新正、新宁、永红等县革命政权。
十
１９３５年７月，陕北“肃反”运动开始。９月，在瓦窑堡，黄子文和习仲勋、刘志丹、黄罗斌、蔡子伟、杨森等被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关押。１１月１９日，毛主席带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１２月，黄子文等一大批革命同志被解救出狱，他被安排在兵工厂工作。
１９３６年春，袁国平任中央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将黄子文调到中央红军学校任政治教员。９月，军校随中央由瓦窑堡迁至保安。不久，学校又迁至甘肃环县。１２月底，中央红军教导师迁到庆阳，黄子文任一团二连政治教员。
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事变”后，陇东特委成立，袁国平任书记。陇东特委又调黄子文等二十多名同志在庆阳一带搞地下工作，黄子文任庆阳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化名王文。
１９３８年５月，陕甘边区党委书记高岗通知黄子文、张文华等去延安。黄子文便经陇东特委组织部长李铁轮批准，请假回到武字区。他回到武字区后，即与谈国藩、王瑞琪商议，在自己的旧窑里办起了地下兵工厂，为根据地各路游击队修理枪支，制造手榴弹。他同郭立三、刘德智（李屺阳）等同志在长均堡办了个“纺织厂”，对内称“女子义务学校”，招收武字区、富平西原党组织选送的青年妇女三四十人。主要任务是以纺纱织布为掩护，学习文化，培养妇女干部。她们常常进行抗日宣传，散发传单，打探敌情。８月，李盛云从职田镇鲁迅师范学校回到武字区，担任了“女子义务学校”的教员。在此期间，黄子文还动员组织了四五十名青年参加了安吴青训班的学习，被编入农民连，黄子文任连长，并担任了青训班宣传科干事。
１９３９年６月，黄子文从安吴青训班结业回到武字区。１９４０年夏，黄子文经三原中心县委派人护送北上边区后，陕西省委调他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此后又转入了延安研究院学习。
十一
１９４２年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兼保安司令的高岗要黄子文“交待问题”。黄子文看到，因自己揭发过高岗的作风问题，高岗一直怀恨在心，几次想置自己于死地，但都没有得逞，这次又要下手。于是，他便在高岗找自己谈话后，连夜离开了延安。
黄子文离开延安回到了三原武字区，和地下党员陈玉秀取得了联系，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这时，正值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日益加剧，党组织处于隐蔽状态，活动一时无法开展。不久，他便去西安。在西安期间，他仍然保持着同地下党员的秘密联系，通过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协助，筹集了大量武器弹药，运回武字区，为重新拉起革命武装做了物质准备。
１９４６年，黄子文为了掌握地方政权，便于开展革命工作，设法回三原担任了陵、马、柏、嵯四乡指导员，并和刘光远、朱龙江组织的武工队取得了联系。在这一期间，他以四乡指导员身份积极活动，筹集资金，继续购买枪支，先后买回长短枪二十余支、子弹六万余发，还将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安插到鲁桥、长孙等几个乡公所任职。为掌握陵前乡公所政权和乡自卫团武装力量，黄子文与地下党员孙志正等人商量策划，发动群众罢掉了原陵前乡乡长。
这时，蒋介石认为内战准备已完成，于１９４６年３月召开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后，积极调兵遣将，命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上半年除不断增加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外，并不断派遣特务，潜入边区搜集我军情报，暗杀、绑架革命人士和共产党员。在这种形势下，黄子文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送出情报，保护革命人士，使他们免遭敌人杀害。
１９４６年６月，敌人在三原召开“渭北肃反会议”，决定要枪杀崔贯一、冯一航、赵曼青、李子健等人。黄子文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给崔贯一等人送信，让其赶快躲避，使革命同志免遭敌人杀害。７月，黄子文从渭南军统站得到消息，敌人要派人暗杀张文华和王璋峰。黄子文亲自到渭南张文华家送信，通知张文华、王璋峰赶快躲避。
十二
１９４７年春，黄子文被群众选为陵前乡乡长。不长时间，他就把乡自卫队各保的武装力量共三十多人、四十余支枪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时，黄子文收到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指示，要他把掌握的武装带出来，回边区。他认为条件已具备，到了实现自己革命宏愿的时候了，决然准备武装起义，加入解放战争的行列。他与孙志正等同志秘密集会，研究分析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拟定农历三月十八日（公历５月８日）趁庙会之机举义。黄子文先后派曾在陵前家中养病的中共淳耀县保安科长兰子敬和孙一君同志北上边区联系。正在等待西北局指示时，传来了我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５月５日晨攻打耀县的清息。黄子文于是找孙志正、黄子祥说：“东北枪声很紧，可能是我军攻打耀县，我们可先取马额自卫队枪支，然后北上。”
５月５日下午，起义较预订的时间提前进行。黄子文兄弟等人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收缴了马额乡自卫队机枪一挺、长短枪二十六支、子弹三千五百余发。６日早，黄子文令人割断了三原与马额的电话线，封锁了消息。随之返回陵前侯家堡召开大会，动员青年参军，当场报名者三十余人，晚饭后，人数达一百多人。黄子文当即带到小道口，由兰子敬代表关中地委讲了话。接着，起义部队连夜向西北方向转移。
７日下午，渭北总队司令员谈国藩带领部队前来接应，并一块到达淳化安社，起义部队在安社被正式编为渭北总队第一支队。黄子祥、黄子文分别任正、副队长，孙志正任政治主任。不久，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发来贺电，表示慰勉。
十三
起义部队到达渭北总队驻地改编后，黄子文的革命情绪很高，除主动向渭北总队领导人介绍国民党统治区西安、渭北一带情况外，同时提出建议，可利用所处关中分区最南线的有利形势，进击敌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后勤运输道路，破坏桥梁、涵洞，袭击运输车辆，摧毁敌政权组织，瓦解乡镇保甲武装团队力量，为我解放大军出击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提出要求，在渭北总队部队行动时，他们起义部队愿打先锋。他的这些设想当时受到渭北总队领导人的表杨。在以后渭北总队的行军作战中，黄子文都表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和勇敢善战精神。
６月２２日，黄子文等带一支队由小丘南下陵、马一带活动。２４日，一支队在小道口同敌遭遇，激战中，消灭敌人一个班，缴获机枪一挺、步枪数支。但在战斗刚刚胜利结束时，黄子文不幸头部中弹。２５日，在耀县烟当村牺牲，时年三十九岁。黄子文同志牺牲后，广大指战员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把他安葬在凤凰山下。
黄子文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忠诚的战士，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渭北革命群众的领袖。他牺牲后，党和人民给予了崇高的荣誉。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０日，关中地委在马栏为黄子文等烈士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同志主持了公祭，对黄子文同志的一生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在追悼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追认黄子文党籍的决定。
１９４９年三原解放后，党组织将黄子文灵柩移葬陵前乡甘涝池村。西北局、关中地委、三原各区乡都送了挽联。关中地委送的挽联上写着：“为人民毕生奋斗历尽艰险，战胡匪奋不顾身捐驱疆场。”
（邢心一、凌尚文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