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日，李竹如在鲁中对崮峪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１９４３年５月４日，山东各界举行了追悼大会。山东《大众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纪念李竹如同志，开展山东民主文化工作》的悼文。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追悼大会的消息。
李竹如，原名李贻萼，字世华，又名一凡。１９０５年１月５日出生于山东省利津县庄科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先在家乡读完小学，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２５年在惠民四中读初中。这时，王尽美、邓恩铭等在山东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组织，李竹如在这里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回家度假时，白天在家读书、剪报，夜晚组织村里的学生到家里听他读报，宣讲天下大事，讲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前途。一股反帝、反封建、反对旧礼教的新思想，如同黄河的春潮汹涌在青年们的脑海中。
１９２５年春节，李竹如回家过年，他在自己家的大门贴上了“马列传天下、世界要大同”的对联。这副与众不同的对联，引起乡亲们好奇的议论。人们虽然陌生，但是马列主义毕竟第一次来到这个偏僻的农村。１９２５年夏天，李竹如在惠民四中毕业后，到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附中读高中，后来由于学校停办，又进入济南正谊中学读书。
１９２７年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死屠刀之下，一些意志薄弱者纷纷脱离革命队伍。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李竹如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正谊中学的进步青年一起，集资办了一个油印的《竞进》周报，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无数学生从那张小报上受到先进思想的教育。
１９２８年，济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李竹如亲眼目睹了日军残杀中国军民、奸淫掳掠的暴行。他悲愤地离开被日军侵占的济南，回到家乡利津。在利津，他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发动了一批进步青年，经常在县城文庙东厢房里集会，并针对县财政局长纪鹗元的恶行，张贴出“打倒封建地主，取消苛捐杂税”等标语，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在利津县兴起。
但时隔不久，随着国民党军队进入山东，追随蒋介石的反动势力也在利津掌握了实权，镇压进步人士。在反动派的捕人名单上，李竹如被列在头几名。幸亏几位乡亲帮他从城墙上用绳子吊下逃出城外，才免遭迫害。他跑到青城，想在那里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但迫于反动势力强大，不得不再次来到南京，于１９２９年考进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在这里，他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宣传革命活动。
在中央大学读书时，李竹如写了不少日记。这些日记展示了２４岁的李竹如的心灵世界。他在６月２４日的日记里写道：“我现在明白人的虚伪，人的残酷，人的刻薄，都是在这种不良的社会制度下养成……我要叫天真的儿女们都不受一切障碍，活泼泼地表现出一颗真心。我要把妨碍社会的丑恶肃清，叫社会美化！”
李竹如追求着真善美，而现实社会却处处存在着假恶丑。于是，他向旧的社会制度宣战。他在６月２６日的日记里写道：“我以后要特别对身体注意，没有强健的身体是没有强健的精神的，更不能担当宇宙。”他所说的“宇宙”，实际是指一种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并没写在大学的课程里，而写在中国历史上。他在８月１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因为浴妹（即后来李竹如的妻子季华同志，原名季浴华。１９２９年夏天，季华毕业于山东二师，后进入中央大学美术系学习）谈到济南惨案的事情，感到社会是这样黑暗，人类是这样野蛮，所谓自由、恋爱、平等……只是富者阶级才能享到，久冷的热血顿觉沸腾！”
李竹如是穷学生，生活艰苦，家里寄来的钱很少，他不得不靠写稿子赚一点稿费维持生活。他的一件皮祅进过几次当铺，他脚上的袜子常常露着脚趾头。皮鞋底磨透了，他铺上厚厚的报纸继续穿。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就更加理解和关注那些生活在饥寒交迫中的穷苦百姓。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８日，南京下了一场三十年未曾有过的大雪，李竹如踏雪去鸡鸣寺看雪景。回来后，他在日记里写下的是，在那银装素裹的美丽景色下听到的被寒冷所迫的小儿的哭声。他还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里，去了解比自己更艰难的黄包车夫的生活，题为《车夫》的小说由此诞生。
李竹如并不满意大学里所教所学的东西。他在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８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上了几节课实在不感兴趣……从前说中国的教授是贩子，现在中大的教授连贩也贩不完全。所讲的不但没有深刻的见解、清楚的认识，连明白二字都不到，下午缺了几课，并不是不上，实在没有丝毫兴趣，像这样呆坐在课堂上，还不如自己多读点书。”在这期间，他读了不少进步的书籍。同时，他一面攻读学业，一面从事革命活动。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大城市学生请愿、罢课、示威等抗日爱国活动风起云涌。李竹如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积极从事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在担任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期间，党支部的会议经常在他居住的那间校外平房里举行。
中央大学和南京各学校的学生与从北平、上海、天津等地前来请愿的学生携起手来，涌向军警林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冲进戒备森严的南京卫戌司令部，捣毁了诬蔑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央日报》报馆。南京国民党当局非常惊慌，竟下令对群众的爱国行动实行严厉镇压，还勒令中央大学等校停课，提前放假。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的李竹如回山东尚未返校时，南京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市委负责人和中央大学的几位党员相继被捕。李竹如已无法在南京立足，只好暂时来到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乡村师范学校任教。当时，济南一乡师党的力量很强，中共山东省委和济南市委的许多负责人都是从这个学校的共产党员中选拔的。李竹如一面在这里教书，一面准备出版报纸进行革命宣传。他们为报纸起名为《今报》，并找好了办报地址。但不久，白色恐怖笼罩了济南，国民党又在济南大肆逮捕进步师生，查禁进步报刊，一乡师地下党组织遭破坏，《今报》未能出版。
１９３２年８月，骄阳似火。李竹如偕妻子季华风尘仆仆由上海回到山东，到平原的山东第五乡村师范学校任教。当时在五乡师读书的大都是贫苦农家子弟，爱国热情很高。李竹如在该校用李一凡的名字与在这里任教的共产党员马霄鹏一起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亡，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们学习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李竹如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自编讲义和教材，对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原文作出详细的注释。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加之又有很好的口才，上课时常常离开书本讲述一些生动活泼的事例，开阔学生的眼界，因此大家都很愿意听他讲课。
李竹如除在课堂上宣传革命思想外，还在学校内组织思想进步的学生成立读书会，引导大家阅读马列著作和其他革命书刊。在李竹如的指导帮助下，读书会办得很兴旺，不久便发展了２０多名会员，并建立了核心小组。会员自愿捐钱买书，互相轮流借阅。会员们阅读的书籍，主要有《资本论大纲》（日本河上肇著）、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苏联小说《铁流》《母亲》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邹韬奋的文章或小说等。李竹如把课堂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讲坛和宣传抗日救国的阵地，还多次组织师生排演富有革命内容的戏剧。例如，１９３４年３月，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侵略者扶植下当了伪满傀儡皇帝后，李竹如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全中国的野心，自己编写了讽刺剧《大登殿》，组织师生演出。他既当编剧又当导演，还亲自扮演剧中的角色。
在李竹如的积极努力下，平原五乡师建立了党的组织，培养了马诚斋、张一粟、赵波、高峻岳等一大批进步学生，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１９３４年，李竹如在平原五乡师稳定下来以后，又在济南同友人创办了《新亚日报》。李竹如在教课以外，担负了报纸的编辑及撰稿人，因此经常往返于济南、平原之间，宣传抗日救亡。后来，他放弃教书，专门负责办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利用这份报纸为人民说话。例如，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报刊的欺骗宣传，他在一篇题为《怎样读杂志》的连载文章中提醒读者，我们读杂志时要不受它的迷惑，必须持批评分析的态度……只要常常忘不了事实，拿事实来和杂志上所说的相印证，一切的欺骗便不攻自破了。有时，他在报上还发表公开的宣传。例如，１９３５年，美国和日本为第三国际问题向苏联提出抗议后，为了揭穿帝国主义的污蔑行为，《新亚日报》公开刊载了《第三国际与苏联》一文。《新亚日报》在读者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报社社长为把《新亚日报》控制在自己手里，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李竹如排挤走。他利用报纸赔钱发不出工资为借口，煽动工人向李竹如要钱。起初，李竹如忍受着生活的艰难，将自己教书所得全部钱款拿出用于报纸的运转，后来实在无法支撑，只得离开报社。
李竹如离开济南来到北平，于１９３６年夏辗转来到上海。他在上海文化界一些朋友的支持下，在法租界萨坡赛路兴业里２２号租了一间旧式的底层统厢房，办起了《文化报》，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该报题了报头。李竹如担任主编，报社工作人员除了一名干事务的职员外，都是早年入党的革命知识分子，有１９２８年入党的娄凝先，还有１９３５年入党的高清远（李光灿），再就是朝鲜族共产党员罗中敏。在北平左联工作过、于１９２６年入党的边帅之（边伯明）担任了《文化报》驻北平的通讯员。李竹如组织大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出报，他常常亲自外出采访，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鲁迅先生逝世后，《文化报》刊载的长篇通讯《鲁迅先生之丧》就是他亲自采写的，该报还用大量篇幅介绍了鲁迅的生平和著作。此后，每期还设专栏介绍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几十位现代进步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当沈钧儒等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他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在《文化报》上连续发表报道和文章声援“七君子”。不仅如此，《文化报》还经常用大量篇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因此，报馆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封。该报出版时间虽然不长，但发行面很广，除上海外，还发行到北平和山东、山西、江苏、河北、河南、陕西等地。山东不少县城的学校都订了这份报纸，深受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
１９３７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李竹如被迫离沪奔赴延安。他几乎没带什么行装，却带了一筒蜡纸、一块钢板和一支刻字铁笔。他把《中共中央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油印成传单，沿途散发，教育群众。在路上，他把一些知识青年团结到自己身边，还把结伴同行的知识青年变成了一支宣传队，经江苏、安徽、河南进入山西，沿途进行抗日宣传。
当时的山西烽火连天，烟云滚滚。国民党军队像潮水似地溃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陕西东渡黄河，大踏步奔向山西抗日前线。李竹如进入山西后，在晋东南遇到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留下来做民运工作，并在和顺县一带发动群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１９３８年，党组织又分配李竹如担任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的社长。除亲自审稿、撰稿外，他还负责校阅、付印。在大片国土沦陷的岁月，《中国人报》是一面斗争的旗帜，是中国人在强虏面前不低头、不弯腰的象征。
１９３９年１月，《中国人报》与《新华日报》合并，李竹如担任华北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副总编辑。同年５月，徐向前、朱瑞率领的八路军第一纵队进入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李竹如熟悉山东情况，北方局调他到一纵队担任民运部长。５月５日，纵队领导机关从山西太行山麓出发，６月２９日到达山东沂蒙山区。至此，李竹如又回到了山东故乡。
故乡的土地山川依旧却满目疮痍。当时的山东，日本兵占据了城市和铁路线。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后，蒋介石委派沈鸿烈为山东省主席，此人打着抗日的旗号专搞反共的勾当。在这种情况下，要争取千百万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齐集在抗日旗帜下，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靠正确的政策、模范的行动，还要积极做好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工作。
在鲁中、鲁南、滨海农村，都留下了李竹如的足迹。他深入广大农村中，与他们同吃住，了解群众的疾苦，积极引导、发动他们投身于抗日保家卫国运动中。
１９４０年１月，李竹如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由于日寇推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加紧封锁，使根据地的日用品极其缺乏，报社印刷物资也愈加困难。针对这个问题，李竹如创造性地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法，狠抓印刷材料的落实，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智慧。
李竹如认为，解决物资困难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发展生产。于是，他发动工人们集思广益，从最紧迫的油墨、纸张开始研究，用马尾松烟灰加上豆油、松香、皂粉、蓖麻油制成土制油墨，印出报来字迹清晰，节约了大量资金，更重要的是能保障原材料的供给。自造油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工人们，接着又着手研究土法造纸。他们向当地人请教，用桑树皮做原料，土法造纸也成功了！李竹如得知后高兴地放下笔跑到现场去看，并当场命名为“文化纸”，从而保证了报纸的出版和印书的大量用纸需求。
１９４０年２月，针对当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党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行径，李竹如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普遍召集县区乡参议会，建立宪政基础》的专论。文中讲到，要以参议会为当地最高权力机关，由参议会组织各级政府。毛泽东于３月６日代表党中央写了指示，肯定了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召集参议会、选举新政权的重要意义。
１９４０年７月，山东党政军负责人和山东各地区选派的代表共３００余人举行盛会，成立山东省参议会，并建立了山东抗日民主政府——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李竹如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具体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并在会上作了《战斗中的山东人民》的报告。他当选为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和驻会议员，随后又被选为参议会秘书长，负责参议会日常工作。他还当选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和文教组负责人、山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会长和山东各界救国联合会总会常务会员。
李竹如来山东工作后，特别重视报纸工作。《大众日报》是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为了办好《大众日报》，他呕心沥血。当时，报社工作人员多是年轻人，缺乏经验，李竹如就亲自抓编辑、记者队伍的建设，抓报纸的改进。从一开始，他就以坚定的党的立场和清晰的新闻理念主导办报，这些思想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２年的《大众日报》上登载的他发表的许多文章里就能体现出来。１９３９年年底、《大众日报》创刊一周年之际，毛主席发来题词：“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毛主席的题词既是对《大众日报》的希望与鞭策，也是对抗日军民的庄严号召和指示。请毛主席题词，正是时任中共山东分局民运部长李竹如的建议。他代表分局到报社主持研究纪念创刊一周年事宜时提议，并亲自起草电报稿。几天后，毛主席用电报发来了题词。此外，李竹如还亲自主持社论委员会，每周至少发表一篇社论。当时，《大众日报》上的许多重要社论和评论都是他亲自撰写的。
１９４０年９月１日，李竹如为纪念“九一”记者节发表了《抗战三年来的宣传鼓动战》和《光荣的历史与光荣的任务——为“九一”记者节而作》等文章，文中强调：“历史上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报纸，也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应站在抗战和进步的立场上，接受党的领导，担负起光荣的时代责任。”李竹如不但亲自领导《大众日报》的工作，而且非常关心山东各地的报刊工作。他在分局宣传部中指定专人阅读各地的报纸，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大众日报》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在极端贫乏的物质条件下，成功进行了“联合大会会议”“皖南事变”“减租减息”等重大报道，特别是“皖南事变”报道，《大众日报》在当时全国报纸中领先。
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在敌人频繁“扫荡”的艰苦环境中，李竹如还组织根据地干部战士坚持理论学习。他具体组织并指导干部学习了《联共党史》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不仅武装了干部的头脑，而且增长了干部战士的才干。山东分局创建了党校，李竹如常常去党校和以前的抗大分校讲课。他讲课时紧密联系实际，以严格的纪律、严谨的作风，培养出一大批优秀新闻工作者。
１９４０年，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山东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山东文化出版社以及许多剧团、文工团等文化团体。李竹如以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会长的身份，主持审查、通过了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和创办山东公学、整理私塾、扫除文盲等提案。在李竹如的主持下，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曾专门开会座谈战地国民教育问题，后《大众日报》连载了李竹如《论战地国民教育》的总结。山东的宣传文教工作在山东分局宣传部统一领导及李竹如的努力下，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发挥了教育、动员、鼓舞群众进行积极抗战的重要作用。
１９４１年，在日寇大“扫荡”中，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不幸牺牲。次年初，李竹如被任命为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秘书长，负责政府日常工作。４月间，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到山东视察工作，听取了山东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的汇报，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对抗战以来山东各项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山东分局召开了工作会议，由李竹如根据调查研究的材料，作了山东农村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讲到山东农村过去租佃的四种主要形式、抗战以来租佃关系的变动，以及如何对减租减息进行组织领导。会议做出了关于实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李竹如具体负责实施这一工作，并亲自在滨海地区蹲点指导。
１９４１年冬，鲁南区委书记赵鎛英勇就义，李竹如率《大众日报》第一战时新闻小组，跟随分局鲁南巡视团到鲁南区处理危局，并在危险境地中坚持对外发稿。此时，大青山战斗刚刚结束，以近千人的牺牲换来了九千人的胜利突围，但形势依然紧迫。１２月８日，在行军路上休息时，大众日报电台队长刘承塾打开收音机，忽然听到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立即抄收后交给李竹如。李竹如随即在鲁南区党委机关干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他在总结沂蒙根据地的形势时说：“东白山，西白山，南北漫子宝山前，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牵。”形容根据地形势严峻，并鼓励大家只要咬紧牙关，就一定能战胜困难。
在这艰苦的形势下，李竹如率第一战时新闻小组在边联县（今苍山县）抱犊崮下涧村，举行了纪念大众日报创刊三周年的大会。新年刚过，李竹如接到分局书记朱瑞电报说：“分局损失惨重，有部电台丢失，和中央联系中断”，希望他早回分局。李竹如率部提前返回，并要求大家确保电台“人在马达在，头掉马达掉”。他们日夜兼程２００余里，终于在沂南县薄板台与山东分局会合。朱瑞亲自来到村前广场迎接，高兴地说：“分局电台损失，曾一度和中央失掉联系，你们始终坚持，立了大功。”
处在游击战争情况下，报社的编辑部和印刷厂需要经常换地方。李竹如作为管理委员会主任，不仅亲自过问编辑、报道计划，而且非常关心报纸的排版、印刷、发行、传递工作。当时，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发行到山东，有时在路上要费时８个月。《大众日报》在山东出版，却要１个月后才能送到临沭县小学。李竹如经常为此感到焦心，他在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０日谈到改进报刊发行工作必要性时说：“晋东南某友人在来信中说：‘……我的信是口哈冻笔写给你的……但我看到你的回信，已是身穿单衣，手摇小扇之时，中间经过了８个多月。’延安《解放日报》须８个月我们才能看到……如果能很快地看到《解放日报》的全版，那是如何的欢欣呢？”“再就本省而论，过去的交通也太可怜了。去年刘处长因事赴湖西，途经某站，见《大众日报》集存成堆，交通员用以烧茶解渴……这对整个革命工作有多大的损失。”为此，“接受五年来的经验，实有集中力量成立战时邮局的必要”。
李竹如经常检查发行工作。他把地图摊开，指着地图上的地点，一一问这里是否有站，是否应该设站，这样的布局是否合适，人员配备如何，报纸几天能到该站？如发现问题，当场解决。他说：“一张报纸胜过一发炮弹，因此发行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发行越快越好。”一次，李竹如到报社作形势报告，一进门看见发行科压了三天的报纸，立即找编辑部主任查问，要求立刻发出去。作报告时，他说：“同志们辛辛苦苦编辑印出的报纸却被压着，多么不负责任，这是发行失职。”当即换掉了负责发行的人，并要求今后报纸绝不能压。
交通线开通后，报纸发行得到了很大改善。原来一个月才能看到的报纸，现在有时３天就能看上并已普及到区、村，党报发行量增加一倍多，报纸威信提高。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日起，大众日报改为二日刊，发行量也增加到每期８３００份。由过去派订款收不上来，每月亏损三四十万，成本也保不住，到现在自愿预订、按时缴款，并能及时收到读者意见、建议，以改进编辑工作。
自１９４２年“五一大扫荡”后，山东敌据点密集，平均三至五华里一个。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大众日报重新开辟了冲不散、打不断的千百条邮路，发挥了报纸的巨大威力。当抗日军民看到胜利消息、听到党的声音时，都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许多人说：“八路军在，共产党在，一定会胜利，决不上鬼子的当！”
１９４２年秋末冬初，日寇又在山东实行大规模“扫荡”。当时，山东党政军机关都驻在滨海。为了缩小目标，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在原地，省军区和省战工会由滨海向鲁中转移。１１月２日拂晓前，向鲁中转移的机关和部队北过沂水后，突然发现敌情，立即向南撤退。当接近对崮峪时，约早晨八、九点钟，战斗打响了。我军抢占了对崮峪，８０００余名敌人从四面包围过来，将我军压制在东西长约一里、南北不过半里的山头上，并集中火力向我阵地密集扫射、轰炸。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从黎玉、王建安、江华等领导同志，到军区、政府机关干部，都投入了战斗。李竹如长期做党政工作，不熟悉军事，但他在战斗中表现得沉着、勇敢、毫不畏惧。中午，在战斗的间隙，他还谈笑自若地鼓励大家：“坚持到天黑，一定会胜利突围。”午后，数倍于我的敌人向我阵地发起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攻击。我方弹药打光，便用刺刀、石头与敌拼杀，连续打退敌人８次进攻，一直坚守到黄昏。天黑后，我军开始突围。李竹如在翻越山顶上的石墙时，被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头部，光荣牺牲，时年３７岁。
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对李竹如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追悼文章中指出：“……至（民国）三十一年，在全山东，首先在滨海地区发动的减祖减息，增资动员，组织群众运动，他是主要指导者之一，他的工作，他的奋斗，他对党的贡献，在山东，已成为坚持山东抗战建设中重要部分之一。”黎玉在追悼李竹如的悼词中说：“李竹如同志直到反‘扫荡’牺牲的前夕，还在做着调查农村生活的工作，他走一村做一村，这种与群众血肉联系的优点，可为大家效法。”徐向前亲笔题词称赞：“李竹如同志是我党宣传新闻战线上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活动家。”
李竹如为迎接中国的黎明和革命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的死重于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