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８年４月７日，在山东省昌邑县瓦城镇的孙膑庙里，一声枪响打破了这个胶东小镇往日的平静，时任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支队政委的鹿省三倒在血泊中。在３３岁年华正茂的时节里，怀着对国难未平、家难未已、壮志未酬的痛与恨，鹿省三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时光带走了泪水，带走了离乱，带走了伤痛，却带不走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魂。风雨交加的动荡时代里，鹿省三把３３年的热血和青春化成了齐鲁大地上一抔温暖的黄土；今天，踩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我们依然感受得到他那跳动的脉搏，他那炽热的温度。
学生时代：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１９０５年的中国，正处在大清帝国夕阳西下、国势衰微、国难当头的动荡时期。一面是清政府堂而皇之地大修铁路、兴办近代实业以取悦人心，妄图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以自保；一面是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创办《民报》，并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以更加激烈的方式为中国谋划新的未来。新旧思潮的激烈碰撞，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封建王朝的渐趋崩毁，民主科学的道路和憧憬的一点点清晰，都让处于世纪之交、挣扎在绝望边缘的中国人民振奋不已。
鹿省三，原名鹿效曾，曾化名孟哲、秋阳、季芳华、张守仁等，１９０５年１月２６日出生在山东省莱芜县西牛王泉村一个平凡的中农家庭。鹿省三８岁入塾读经，因厌恶孔孟之道，反感塾师逼迫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入塾不久后就开始“逃学”。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将他送进“洋学堂”，而天资聪颖的鹿省三在新环境新思想的熏陶下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榜首。
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值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的年代，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土豪劣绅鱼肉乡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目睹着军阀混战的时局，鹿省三忧心忡忡，遂立志学业，以藏器待时报效祖国。１９１８年春，牛泉小学停办，鹿省三被迫辍学，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学业。在别人的帮助下，他坚持读完小学后，又自学了高小的全部课程。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半叶，国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国共合作彻底破裂。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６日，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开封召开会议，决定组成４个集团军，蒋介石任总司令，联合进行“第二次北伐”，攻打掌握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矛头直指统治山东的张宗昌。４月９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命令，国民党军队大举进入山东，至４月中旬，津浦铁路沿线的张宗昌部和鲁西、鲁南的孙传芳部主力已被打垮。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持奉系军阀，以便于实现侵占中国的计划，接受了日本驻青岛总领事的建议，又一次出兵山东，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境内摩擦不断，矛盾日益尖锐。４月３０日，国民党军从东、南、西三面围攻济南，张宗昌和孙传芳闻讯弃城而逃。国民党北伐军攻克济南后，在各地先后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国民党莱芜县政府也应运而生。不久，莱芜县政府举办小学教员训练班，鹿省三考入该训练班。在训期间，他参加了进步师生组织的抵制日货、宣传妇女放足等反帝反封建活动，还结识了一些对时局颇有见地的老师和同学。在这期间，鹿省三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开始为中国的命运前途冥思苦索。
国民党军进入济南后，侵入山东的日军不准国民党军通过其驻扎地区，并寻衅闹事，于５月３日大举进攻中国军队，袭击外交部门，俘虏１７００多名毫无准备的士兵，屠杀无辜军民１０００多名。随后，日军更是肆意妄为，不顾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法规，在济南城内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使６１２３人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抢掠财产、破坏建筑物等共导致财产类损失达２０４０８１８５３元。
“济南惨案”发生以后，全国人民十分愤慨，迅速掀起了一场反日爱国运动。“五三”大屠杀的第二天，济南各界即成立了“‘五三’惨案外交后援会”，派出代表分赴全国各大城市披露“济案”真相，并发表《告全国民众书》、《致中国各国领事书》、《告世界各国民众书》等，要求日本政府承担侵入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的罪责。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迅速做出反应。“济南惨案”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５月６日，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山东省委联合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民众书》。１０日，又发出《再告山东民众书》，号召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揭露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之言行。
鹿省三于１９２９年初从训练班结业，回本村小学任教。他思想开明，教书过程中注重育人，给落后的农村带来了一股新风尚。随着国民党统治弊端日渐暴露，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越来越大，１９２９年秋天，鹿省三毅然离开家乡，考入济南正谊中学，来到革命斗争的中心济南。入校后，他主动结交思想进步的师生，更是平生第一次听人讲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以及苏区红军的活动情况，党的光辉形象深深根植在他的心中，使他开始对共产党产生了敬仰和向往之情。求学期间，鹿省三还设法阅读了高尔基、鲁迅的作品以及《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列宁主义问题》等一些马列主义著作，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世界的普遍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在地下党组织对他的教育和培养下，他对革命道理的领悟渐趋深入，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热情满满地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革命活动。１９３０年，鹿省三经同学张子健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征途。
鹿省三入党不久，即被选为学校党支部成员（该支部由正谊中学和济南乡师两校组成）。他以此为契机，学习更加努力，工作更加积极。鹿省三利用和同学闲谈的机会，对同学们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他不仅通过历数国民党反动派欺压人民、贪赃枉法的如山罪证，揭露其政治上的腐败及反共、反人民的罪恶事实，还进一步揭露了教会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学校当局进行奴化教育的本质，激发同学们的爱国情怀，并婉转而巧妙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１９３０年３月，学校党组织乘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权”之机，先后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群众性组织。鹿省三等人以此作掩护，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由于鹿省三广泛积极的宣传工作，他在同学们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凝聚在他周围的同学越来越多，这也使校方逐渐把他视为“赤化分子”“危险人物”，并因此引起了校内外反动派对他的注意。为使鹿省三不暴露身份，便于为党工作，地下党组织安排他暂时退学，改名为孟哲，临时到济南一家医院担任卫生员。这期间，鹿省三一面在院内工作，一面外出进行活动。不久，院方因担心他惹事生非，便将其辞退了。
鹿省三在济南没有了安身之地，不久便重新回到家乡。在农村，他仍然积极为党工作，不仅向群众大力宣传党的主张，还发动雇工同地主、富农进行斗争，取得了胜利，扩大了党的影响，也大大提高了党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
１９３１年初，国民党左派储步程担任正谊中学校长，他思想进步，深得同学们的爱戴。鹿省三得知这一情况后，迫不及待地回到济南，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恢复了学籍。在储步程校长的领导下，正谊中学呈现出了一片良好局面，师生思想活跃，追求民主。１９３１年下半年，正谊中学党支部成立。是年１０月，鹿省三担任支部书记，并坚持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其间，学校训育主任（国民党员）以讲“三民主义”课为名，强迫学生听取反动宣传，庶务主任（国民党员）的霸道作风也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鹿省三遂与王鸿儒、傅尊五等同志一同发动了闻名一时的正谊中学学潮，率领学生到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撤换训育主任和庶务主任，给教育厅和学校当局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鹿省三在学校的活动渐渐引起学校当局和特务的注意。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夜晚，鹿省三悄悄出门张贴宣传标语。他从校门口贴到教室时，不料被敌人发现。就在这紧急关头，鹿省三立即从后门离开，跑到大明湖附近。寒冬腊月，湖水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眼见着追来的敌人，鹿省三不顾严寒，当机立断，迅速淌过冰水藏到湖中的芦苇丛里。不久，敌人追来，凄冷的月色下，大明湖周围一片寂静，不见任何人的踪影，四处搜索之后仍然一无所获的敌人只能悻悻而去。寒冰刺骨，冻得他早已失去了知觉。鹿省三从冰水中慢慢爬上岸来，打着寒颤跑到同学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晚上，他仍然冒着被抓捕的危险，坚持把剩余的标语张贴出去，使敌人无可奈何。
如鹿省三一般，在黑暗的动荡年代里，在国民党冷酷残暴的统治之下，为了在中国大地上重新燃起自由与和平的星星之火，给碌碌黎民和苍苍百姓带来安居与乐业，一群人在愤怒中毅然站起。他们或许只是住在残屋敝室中，他们手中挥舞的或许只是简陋的武器；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国家社会的大道理，他们身边的战友或许只有为数不多的一群；他们或许是农民、是工人，是十几岁的青年、甚至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但为了一个共同的关于民族单纯朴实的梦想，他们走到了一起。早期的共产党员们正是凭借着这样强大而坚定的内心，才敢于将生死置之度外，用尽自己所能想到能做到的一切，呵护着一个新生政党的成长。也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毅力和勇气，鹿省三才在动乱的局面下坚持不懈地为党点起革命的烛光。他点点滴滴的努力或许并不惊天动地，却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浪潮中，以平凡朴实的姿态写下了光辉耀眼的一笔。
初露锋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我国东北，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中国军队退入关内。不过百日，东北三省便相继沦陷。在民族危亡之际，全国人民目睹着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无不义愤填膺。青年学生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学生纷纷掀起抗日救国的怒潮。９月２４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代表到南京请愿；２８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１０００余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其后又到外交部请愿；同日，上海复旦大学学生８００余人到达南京，会同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学生到国民政府请愿。随后，各地学生运动此起彼伏。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初，北京、天津等地的学生为了要求国民政府改变对日的不抵抗政策，实行对日抗战，乘津浦铁路列车到南京请愿。中共山东省委也指示青岛、济南、曲阜、济宁等地的党组织，分别发动当地的学生开展到南京请愿抗日的活动。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的计划，中共青岛市委和青岛大学支部首先发动青岛大学学生１７９人组成“请愿团”，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拦，于１２月２日乘火车经济南南下。３日，车到浦口后，学生乘轮船抵南京下关，直奔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出兵收复失地。
继青岛大学学生请愿团南下之后，中共济南市委和团济南市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以党、团组织比较健全的济南省立第一乡师、女子师范、女子中学、正谊中学和省立高中等学校学生为重点发动抗日救国运动，组团南下请愿。鹿省三等同志听到消息后立即行动，组织本校学生积极响应，并被选为济南市学生请愿团主席团成员。
１１月２８日，省立高中学生组成的南下抗日请愿团首先到达津浦铁路济南车站。在索要车辆南下时，车站站长拿出蒋介石不准学生南下请愿的命令拒不发车。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毅然卧轨截车，逼迫车站出车南下。１２月５日，济南高中学生５００多人再次到车站待车南下，却受到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派出的手枪旅一个营士兵的阻止，依然未能成行。１２月７日，中共济南党组织发动省立一师、一中、正谊、育英、女师、女中、齐鲁中学、爱美中学、第一职业、女子职业等校学生２５００多人，齐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门外，要求韩复榘派车。在遭到拒绝后，鹿省三等请愿团领导成员当机立断，与王鸿儒、傅尊五、承铭谟等同志带领学生们在寒风中卧轨截车，导致南北交通完全断绝。
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建设厅长张鸿烈和济南市长闻承烈无奈之下邀见学生代表，宣读蒋介石为欺骗学生停止南下而发来的“中正北上在即，沿途晤谈机会良多也”的电报，劝说学生不要南下。然而，学生们坚持南下请愿的要求，并表示：“学生请愿纯属救国，抱必死决心，如不开车，誓不返回。”学生们在车站忍饥受寒整整两天两夜，终于迫使韩复榘答应拨给专车，送请愿学生南下。
１２月８日，济南各校学生２５００多人正式乘车南下。在列车上，他们组成了统一的“济南学生救国请愿团”，团部设委员２１人，其中包括了济南市学生代表，也包括鹿省三在内的多名中国共产党员。全团分为２５个大队，每个大队百余人。在请愿团的统一组织下，学生们沿途散发传单和油印小报，高唱抗日歌曲，向群众做宣传。
１２月１０日下午，请愿团到达南京并住在中央大学。１２月１２日中午，他们冒着风雪，列队来到国民政府请愿。蒋介石派邵力子出面应付，却遭到了请愿学生的拒绝。下午１时，蒋介石被迫出面接见学生。学生向蒋介石当面提出１０项严正要求，主要有迅速出兵东北、放弃妥协外交、发给学生枪支抗日等。蒋介石却顽固坚持他的不抵抗立场，继续散布抗日必败的失败主义论调，为其不抵抗政策强词掩饰，重提“攘外必先安内”、“依靠国联调停”等陈词滥调。同时，他夸下海口欺骗学生，承诺三年之内必会收复东北失地。学生不满答复，当面驳斥，蒋介石也恼羞成怒，还责骂学生“侮辱国家领袖”，说完拂袖而去。学生们不甘示弱，愤然将“请愿团”改为“示威团”，将请愿升级为示威。１３、１４两日，济南学生连续到国民政府外交部、教育部示威。示威团先后经过司法院、交通部、外交部、国民党中央党部等地，所到之处均书写标语，呼喊口号，声势极大。沿途群众无不表示支持，称赞道：“山东学生，队伍整齐，也敢作敢为，截住汽车写标语，胆真大！”
１７日、１８日，济南学生又与北平、安徽、上海、南京、苏州、太仓等地请愿学生万余人联合举行总示威。１８日下午，当总示威队伍走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门口时，与前来弹压的军警发生冲突，大批军警奉令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当即打死１人，重伤３０余人，被捕学生达１００多名，造成了震动一时的“珍珠桥惨案”。随后，南京全城戒严，示威学生遭到了残酷镇压。第二天早晨，荷枪实弹的大批军警包围了请愿学生驻所，声言学生若有“越轨行动”，便会迫令学生迅速离开南京。
正在这时，山东省政府教育厅长何思源奉南京政府之命，率领济南各中学校长（正谊中学校长徐伯璞也在内）到达南京，假惺惺地以慰问同学为名，对学生进行威胁、利诱和瓦解。当徐伯璞来到正谊中学学生住处时，被同学们团团围住，鹿省三等代表随即向他提出回济南的三个条件：一是由校方开支学生的来往路费；二是不准压制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三是不准迫害学生和开除学生的校籍。徐伯璞见势不妙，满口答应后就狼狈逃走了。次日早晨，国民党军警即强制押解学生离开南京，由浦口乘火车返回济南。
２０日，学生请愿团抵达济南，受到了各学校在校教职员工、留校学生及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韩复榘生怕回济南的学生“闹事”，早已下令各学校提前放假，学生一律不准住在校内。学生们没了住处，大部分回到了家乡。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和校方趁学生分散之际，背信弃义，更是加紧了破坏活动，对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进行压制和迫害。鹿省三等人见徐伯璞不执行诺言，和国民党反动派狼狈为奸，就在１９３２年开学后再一次发动学潮。在这次学潮中，鹿省三当面揭露校长徐伯璞只顾贪污腐化、升官发财，不顾国家危亡的丑恶面目，并带头打了徐伯璞。接着，他又带领一部分学生，参加了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活动。反动军阀韩复榘得知后，派警察对罢课的学生进行镇压，逮捕学生运动领导者程鸣翰入狱。鹿省三闻讯后成功逃脱，但被学校开除了学籍，并遭到政府通缉。
早期的学生运动在鹿省三的革命生涯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青年学生这一最富于勇气和智慧、最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群体中间，他不仅锻炼了心智，积累了经验，也在与敌人的正面交锋、斗智斗勇中得到了成长。“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这是作为共产党员的鹿省三从少年走向青年的过程，也是徘徊、彷徨中的中国带上希望、走向强大的过程。
抗战生涯：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１９３２年学生运动平息以后，鹿省三继续在济南住了一段时间。这一时期，他白天闭门，晚上外出，除在城里活动以外，还经常到黄台以东活动，有时也回莱芜县。有一次，上级派他给莱芜县委书记刘仲莹传达口头指示。从泰安站下火车后，忽然天降大雨，为了不耽误任务，鹿省三冒雨向莱芜方向跑去。他来到汶河边，河水暴涨，拦住了前方的去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鹿省三不顾危险，当机立断徒涉过河。不料刚走到河中间，人就被卷进急流。千钧一发之际，他伸手拽住河边垂柳的一束树枝才得以上岸。鹿省三就是用这种舍我其谁的精神，完成了上级分配给他的任务。
是年，鹿省三又回到莱芜县，参加了中共莱芜县委的工作。这一时期，国民党已经建立起全国性的反动统治，并提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力搜捕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上下的每一个角落，军警、侦探、特务密布。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中，鹿省三依然积极响应县委迅速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的决定，通过同学和亲朋关系，秘密进行党的宣传工作，发展和壮大了党、团组织。
１９３３年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鹿省三任省委巡视员，到博兴、淄川、博山、益都、昌乐、潍县、寿光等县组织工人运动，重建党的组织。中共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后，鹿省三更是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济南、泰安、莱芜等地，后去北平、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
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困难重重，鹿省三却从未被困难吓倒，想尽一切办法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当时党的经费极其拮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鹿省三就和父、兄分家，卖掉了自己分得的一份土地，用来充当党的活动经费。每当各地党组织遇到敌人破坏，他总是不怕艰险，毅然前往，主动帮助整顿恢复党组织。特别是当淄川、博山两县党组织遭破坏后，广大工人备受压榨，生活更加贫苦。鹿省三为了帮助当地党组织开展工运，亲下煤矿，不辞劳累，身体力行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终于在博山县发展了新党员，建立起党组织，为以后发动和建立抗日游击队奠定了基础。在莱芜县活动时，为了不暴露目标，鹿省三晚出早归，多靠夜间行动。为了开会或与同志们接头，鹿省三常常来回要跑几十里路，无论寒冬还是酷暑，都阻挡不了他的革命热情。到外地活动常常没钱买车票，鹿省三就徒步而行，踩着一双破草鞋，无论多高的山，多深的河，多少的风霜雨雪和饥寒交迫，他都毫无怨言地完成任务，从未松懈革命的斗志。
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采取武力进逼和政治分离等手段，加紧侵吞华北。是年５月，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于６、７月分别与日本关东军达成《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让出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１２月又决定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应付日方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华北事变的发生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突出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作为华北五省之一的山东，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吞并的直接对象。早在１９３５年４月底，代理中共山东省委工作的共青团省工委便遭到破坏，山东各地党组织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机关。１０月，日本内阁通过鼓动华北“自治”案以后，与蒋介石长期有摩擦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被日本当局看成实施山东以至整个华北“自治”的理想人物。１１月初，中共莱芜县委代理书记刘北戈和工作人员周灿林投敌叛变，率领反动军阀韩复榘的“捕共队”搜捕共产党员，使莱芜县党组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当时，鹿省三因到外地活动而未遭厄难。事后，他回到莱芜县联系党员，历经艰难整顿恢复了党组织。不久，中共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来到莱芜，并与莱芜县党的负责人协商，组成中共山东工委作为党的全省领导机关，由鹿省三担任工委宣传部长。
１９３６年４月底，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黎玉到济南恢复、整顿山东党组织，并于５月１日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委。随后，省委调整了莱芜县委及其下属党组织，并建立了胶东特委。鹿省三被调到薄光、潍县、吕邑、益都一带建立鲁东特委，并担任书记。这年秋天，刘北戈一伙叛徒又带领“捕共队”到莱芜县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党员们又一次失掉联系。正在大家苦于找不到组织的时候，鹿省三再一次秘密回到莱芜县，帮助他们和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使莱芜的党组织得到进一步整顿和发展，成为后来徂徕山起义的基本力量。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以后，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被迫停止了反共内战，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掀起了抗日爱国运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不得不缓和一直以来的白色恐怖政策，为这一时期党组织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机会。鹿省三在鲁东所属各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并对群众宣传抗日，为组织抗日游击队进行准备，工作异常繁忙。由于经常风里来雨里去，涉水过河，１９３７年春天，鹿省三的肩膀得了麻痹症，腿部患上严重的关节炎，行走十分困难。组织上安排他到博山宁康医院进行治疗。病情刚有好转，鹿省三就立即出院重新投入了工作。
１９３７年４月，中共山东省委为进一步推动鲁东地区党的工作，指派巡视员鹿省三到昌邑、潍县、寿光一带，传达中央和省委指示，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要求当地党组织利用“民先”等的影响，接触国民党军政官员和上层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向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合社会各个阶级，组织民众起来抗日。在巡视中，鹿省三将昌邑和寿光县委联系起来，在潍县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恢复了部分老党员的组织关系。自这时起，昌邑、潍县的抗日活动，便在省委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开展起来，鲁东地区党的工作也开始日趋活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特别是鹿省三任书记的中共鲁东工委成立后，昌潍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进入了一个筹集武器、建立武装的新时期。
７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１０月，日军铁蹄踏进山东，国民党第三军团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在黄河以北稍事抵抗，便率领１０万大军南逃。与此同时，中共山东省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的洪涛、廖容标、韩明柱等红军干部的协助下，在山东各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起义。
同月，中共山东省委派林浩同志在博山召开鲁东党的工作会议，向博山工委传达了省委关于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并建立了以鹿省三为书记的中共鲁东工作委员会。会后，鹿省三立即召开工委会，讨论发动和组织抗日游击队等问题，决定派工委委员张文通到寿光一带，自己到昌乐、潍县一带分头发动、组织群众，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支队”。１１月，鹿省三和省委派来搞民先工作的薛绍庚，带着发动抗日武装的重任来到昌邑、滩县北部。他们先后在潍县北的牟家温庄、昌邑北的瓦城镇等地，连续召开秘密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委有关组织发动抗日武装的紧急指示，并组织昌邑、潍县党的骨干力量，具体筹划抗日武装起义。在此基础上，两县县委的负责人分赴各地，采取各种方式，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抗战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的卑鄙行径，以及日寇烧杀抢掠的残暴罪行，号召人民紧急动员起来，抗击日寇侵略，宁死不作亡国奴。同时，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鹿省三频繁穿梭于昌北和潍北之间。在他的组织领导下，昌邑、潍县两县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迅速行动起来，向群众大力宣传抗日主张，动员群众“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经过一个月的组织发动，两县动员了一大批抗日青年，潍北的牟家温庄、华疃、耿家小官庄、高里、清池和昌邑的瓦城、白塔、东冢、逄翟等地都建立了起义的秘密组织。到１２月中旬，在潍县北部、寿光东部、昌邑北部、潍县南部和安丘北部，共组织了十几支抗日武装。
１２月２３日，日本侵略军渡过黄河，直指周村。中共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在潍北华瞳村召开各地抗日武装领导人会议，决定在旧历年除夕（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７日），将各地起义部队组织到潍北泊子、蔡家栏子一带集结。随后，由于起义部队集结遇到一些困难，便决定分别在潍北泊子、昌邑瓦城和潍南各集结起数百人的部队。到１９３８年２月间，正式组建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支队”，王培汉任支队长，鹿省三兼任政委。与此同时，马保三、张文通等同志在寿光举行了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建立起“八路军鲁东游击第八支队”。２月中旬，鹿省三率潍北起义部队到达昌邑北瓦城镇，与昌邑北起义部队汇合。为了部队的长远发展，他召集分队长以上干部研究后，当月下旬进驻柳疃，稍作休整即转移肖家营驻防。这一带民间枪支较多，部队在这里有了较大发展。３月３日，鹿省三率部队包围李家扶宁村的地主武装，由于轻信了地主可以通过谈判交出枪支的许诺，不料遭到日伪军的袭击，部队损失较重。３０多人随支队部转移到火道村，其余大部分人员连夜过潍河，撤到潍县北去了。
鹿省三在火道村隐蔽了几天，待情况稍有缓和，便派人到潍县北集合失散部队，自己到寿光与八支队进行联系。鹿省三在八支队驻地——寿光县傅家庄召开鲁东工委会议，他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鲁东大部城镇已沦落敌手，敌伪在昌邑、潍县一带增兵布点，七支队迭遭袭击，损失较重；日伪未在寿光安设据点常驻，八支队暂时发展比较顺利，但此地民间枪支较少，继续扩充武装非常困难。为进一步壮大力量，七、八支队必须协同作战。根据鹿省三的正确分析，工委决定：八支队东进昌邑、潍县，与七支队会师。工委的决策，得到了八支队支队长马保三等广大指战员的一致拥护。３月中旬，部队从寿光城东的傅家庄出发，经潍县高里、固堤一带向昌邑北进军。３月２６日，部队在昌邑北瓦城镇与七支队胜利会师，并组建了“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鹿省三兼任政委，马保三任指挥。部队共计３５００余人（七支队１０００余人，八支队２５００余人），钢枪１２００余支。整编后，七、八支队仍保留原建制和番号，分别由张鸿礼、王云生任支队长。
日寇侵占昌邑县城后，一面建立日伪政权，实行法西斯统治；一面纠集兵力，进占昌邑北重镇柳疃。他们修工事，挖战壤，抓丁拉伕，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为了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扩大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影响，鲁东工委研究决定七、八支队先协同作战，拔掉柳疃日伪据点，以壮军威，扩大影响，然后再到潍河以东继续筹集枪支，发展抗日力量。鹿省三根据事先掌握的敌情和柳疃附近的地形作了战斗部署，并要求窃取七支队领导权的张鸿礼率部队主攻西门，八支队的一部分攻北门策应，另一部分由韩明柱率领在柳疃以南的沟崖阻击昌邑方向来的援敌，马保三、刘光汉在龙池村坐阵掌握全局。
４月２日拂晓，柳疃战斗打响。七、八支队凭着敢打敢冲的精神，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由于柳疃据点的日伪军数量和武器装备强大，我军武器装备较差，缺乏攻坚经验，历经冲杀最终难挡敌人的反击，被迫撤退。这次战斗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锻练了部队的实战能力，开创了鲁东地区我军进击敌据点的先例，博得了群众的普遍赞扬。柳疃战斗之后，工委召开会议，研究部队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胶东各地尚未被日寇侵占，但国民党政权已基本垮台，工委认为部队应开进胶东山区，与胶东游击队共同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策。４月４日，指挥部在龙池村召开大队以上干部会议，由鹿省三代表工委传达关于部队进驻胶东的意见，遭到张鸿礼等人的反对。他们主张八支队回寿光，七支队留在昌邑、潍县一带，子弟兵应留守故土，保家卫国。会议期间，张鸿礼把本不应参加会议的亲信金炎找来，金炎在会上大肆攻击工委，坚持分裂活动。他们的意见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大多数同志的反对，鹿省三当即决定不再进行讨论，以免延误时机，要求部队迅速东进。第二天，部队即进驻潮海、下营一带。为防止张鸿礼将部队拉走，指挥部命令七支队全部过潍河，并安排八支队两个大队监视。大部队过潍河后，鹿省三等２０多人留守在昌邑瓦城做地方工作。４月６日，他召集两县留守人员开会，成立昌潍七、八支队办事处。
４月７日上午１０时许，金炎气势汹汹地从潮海骑马返回瓦城，在镇公所孙膑庙内找到鹿省三。一见面，金炎便高声叫嚣着向鹿省三开口要钱。鹿省三说：“干革命，两个肩膀扛着个头，哪来的钱？”金炎仍不死心，鹿省三怕影响其他同志，连忙拉他出去理论。不料，鹿省三刚走出庙门，凶残的金炎便毫无征兆地向他连开数枪。中弹后的鹿省三躺倒在血泊之中，年仅３３岁。
作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鹿省三在正准备带领部队开辟新的斗争天地时，却不幸被杀害，这是昌潍大地抗日斗争的巨大损失。全体指战员无不悲痛万分，经一致同意处决了凶手金炎。部队按照鹿省三生前的指示，继续落实合编决定，并４月１０日离开昌邑，浩浩荡荡向东进发。此后，七、八支队的战士们不忘鹿省三的遗志，高举着武装抗日的大旗，在胶东的平度、黄县、掖县以及周村、长山、桓台等地，同日伪军及破坏抗日的反动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创立了光辉的业绩。几经整编之后，鲁东游击第七、八支队于１９３８年底进入鲁中山区，编入山东纵队，成为了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
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曾经热情地呼喊道：“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虽然只有短短的３３年，鹿省三却把自己所有的精诚和热血都献给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他如流星般短暂却灿烂无比的一生，是对“生命”二字最美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