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崇庭，又名欧阳迪，１９１１年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鼎龙乡杨树。幼年丧父，由祖父送他上学，１９２７年毕业于花龙高小。后因家贫辍学，在家务农。
１９２９年１月，欧阳崇庭参加革命。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兴国县二区三乡少共书记、劳动部长。１９３２年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调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工作。１９３３年任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同年５月扩大红军，县委责成县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设法优待红军家属的食盐消费。欧阳崇庭带着供销人员扮成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到赣州进行采购，巧妙越过封锁线把食盐运回兴国，胜利完成了任务。他还带领扩大红军工作组深入贺堂、齐分等地，动员２００余名青年参加红军，受到上级表扬，被称为“党的好干部”。
１９３４年１月，欧阳崇庭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会后任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５月，任中央消费合作社总社主任。红军长征前夕，调任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负责筹粮筹款，保证军需供应工作。１０月，随主力红军从瑞金出发，参加长征，分配在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地方工作团做民运工作。１９３５年１月到达遵义后，遵中央决定，留在贵州作策应工作。
１９３６年１月，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的红二、六军团到达贵州。欧阳崇庭在乌江以南地区找到了红六军团，被任命为某团政治部主任，随军西征到达毕节。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后，建立了黔（西）大（定）毕（节）根据地，在大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毕节建立了“贵州抗日救国军”，这支部队的第三支队就是阮俊臣领导的部队。出于斗争形势和改造地方农民武装的需要，欧阳崇庭和姚显廷、李友阶、文元贵等红军干部被军团部派到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工作，欧阳崇庭任第三支队党代表。
欧阳崇庭和支队长阮俊臣率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开赴川滇黔边区黄塘粱子等地。他一面与川滇黔边区游击队联系，扩大地方游击队；一面对部队进行整训，并根据阮俊臣本人的要求和一贯表现，介绍阮俊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支队领导核心；还组织干部战士深入村寨宣传抗日，开公仓救济百姓，插地牌造册分田，深受群众欢迎和爱戴。１９３６年２月，三支队在毕节县境与国民党军激战，掩护红二、六军团实行了新的转移。
１９３６年５月，国民党暂编五旅（黔军柳际明旅）三营陶树清率部起义。三支队一面派欧阳崇庭向纵队司令刘复初汇报，一面向起义部队靠拢，６月在云南威信花朗坝与起义部队和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会合。三支部队合并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由阮俊臣任司令，刘复初任政委，曾春鉴任参谋长，下设三个支队，第一支队为阮部，支队长是阚世芳，政委就是欧阳崇庭；第二支队为陶部，支队长是唐和中，政委是邝善荣；第三支队为刘复初部，支队长是龙厚生，政委是刘复初兼任，特派员是刘清云。合并后，部队实力大增，人数达到１０００多人。
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组建后，主要活动在云南镇雄、贵州赫章一带。１９３６年７月初，欧阳崇庭任党代表，阮俊臣任政治委员，陶树清任司令，带抗日先遣队大部（少部由叶绍奎率领继续在镇雄一带活动），组成游击队，辗转到毕节、大定小兔场（今纳雍县维新镇）、姑开（今纳雍县姑开乡）、大兔场（今纳雍县城）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小兔场，与当地豪绅、绿林武装熊璞（曾是贵州讲武堂学生）争取联合，意图借此改造其部，扩大武装，但遭到熊璞的拒绝，联合未果。
７月８日，游击队从小兔场出发。９月，兵分两路进入大兔场。进城后，没收了盐巴、布匹、钱粮等分给了群众。游击队在城里休整了三天时间。当时，国民党大定西五区区长郑建修惊慌逃回老家（今织金王家寨鸡场街上）后，纠集了附近的土匪武装、地主势力、民团保丁和家丁数百人卷土重来，企图“围剿”游击队。游击队预知郑建修的阴谋，先一步在乱坟山设伏，经过数小时激战，击溃了郑建修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乱坟山大捷，毙敌数名，缴获长短枪十余支、子弹百余发。此战后，郑建修退回鸡场老家固守。游击队乘胜追击，抢占了王家寨。
为宣传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以及开辟新的游击区，游击队借追击郑建修部之隙，作了一定的军需准备，计划攻打织金县城。在去攻打织金县城的途中，武佐团头刘玉山向织金方面告密，敌军早有防备；加之遇上滂沱大雨，河水猛涨，游击队虽数次发起猛攻，但防守之敌顽固，从贵阳增援之敌源源而来，游击队损失较大，久攻不下，即撤离织金转至纳雍。游击队大部直奔镇雄、毕节等地继续开展游击活动，少部分游击队员则分别隐蔽于现纳雍县境内乐治果比河和王家寨糯克一带继续开展活动，组织新生力量，扩大武装组织。其中，为保存实力，唐和中、邝善荣率２０多人沿原路秘密返回果比河陈家寨；欧阳崇庭与部队失散，只身在糯克隐蔽。
在糯克胡跛子家居住期间，欧阳崇庭通过胡跛子认识了鸡场街上的彭绍武及其他一些性情相投之人，一共有七八个。他们吃了“血酒”，结成生死之交。１９３７年初，欧阳崇庭带着这些人前往郎岱（今六枝特区）投到绿林武装宋显珍（外号宋老跛）部下，帮其训练人员。欧阳崇庭意图改造这支队伍，但未有结果，后来投欧子安部也未成功。欧阳崇庭虽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道理，但这些人匪气太重，难于改造。
这期间，欧阳崇庭和以角营盘（原属水城县，今属纳雍县）的刘淑仙结了婚。刘淑仙是以角的农村姑娘，１６岁那年外出赶场中，被土匪宋老跛部绑票勒赎，由于家境贫寒付不出赎金，被扣押在土匪山寨中做杂役。１９３５年６月，欧阳崇庭奉组织委派来到宋老跛寨中，动员这支绿林武装接受红军改编。他发现刘淑仙后，要求宋老跛无条件释放，并亲自护送刘淑仙回家。刘淑仙一家对欧阳崇庭非常感激，成为他往来以角乡一带开展工作的落脚点。经过几年接触，欧阳崇庭与刘淑仙结为夫妻，还为妻子改名为刘玉兰，并且称刘淑仙为玉兰弟。结婚时，欧阳崇庭告诉刘淑仙：“我是共产党员。”刘淑仙没有说话，但她记住了欧阳崇庭说的话：“共产党一定要胜利！”
１９３８年１月，欧阳崇庭通过和国民党织金县县长曹毅攀认老乡关系，被任命为织金县三塘第八区区长。此间，他借区长的合法身份安排地下工作人员，在当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每逢“七一”、“八一”等有纪念意义的节日，就把红旗打出来一两天。当地的人看到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于是议论起来。但欧阳崇庭与当地的贫民、地主的关系处理相当好，结论是：不管他搞什么玩意儿，反正他对我们好就算了！
１９３９年９月，欧阳崇庭至贵阳找中共党组织，其活动被国民党贵州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刘时范察觉，身份暴露，家中被抄查。为躲避敌人追缉，欧阳崇庭辗转到张维（今纳雍张家湾镇）认的“家门”欧高升家中暂时隐蔽，决定去以角营舯（这里当时还是“齐心会”活动的中心地带）与“齐心会”取得联系，发展武装，开辟新的游击区。不久，他携妻转移到以角营盘住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欧阳崇庭很快与活动在新房的民间组织“齐心会”取得联系，对“齐心会”的活动进行了具体指导，灌输革命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积极发展会员，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税、征粮）和抗暴活动，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封建地主阶级，影响很大。在此期间，他与活动在水城董地米落仲的尹自勇（红九军团教导团团长）取得联系，并结识了“齐心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王炳安（外号王三苗子、王三排长，苗族，水城董地人）。从此，这支农民自卫武装由于得到欧阳崇庭和尹自勇的帮助和具体指导，便逐步转为革命队伍，一年间即发展到千人以上。
１９３９年冬，以角营盘的地主王渔楼等认为欧阳崇庭在以角一带煽风点火，地方几无宁日，于是多次向水城县政府告密。１９４０年８月，欧阳崇庭发现敌人对他进行监视后，潜入贵阳市向中共贵州省工委汇报工作，要求调赴延安工作，得到组织同意后，他悄悄返回纳雍县以角乡，一边对自己组织的“齐心会”战友作一些工作上的交待，一边回到营盘寨家中和刘淑仙告别。不料到家后，被反动地主告密。
国民党水城县县长阮略亲自策划，并命令水城县二、三区两个区团警３０余人在保警队队长刘玉林的带领下，赶到以角、营盘、黄家屯、新房等地秘密抓捕。阮略亲自督阵，前往捕缉“齐心会”首领王炳安和欧阳崇庭等。欧阳崇庭被王渔楼以请喝酒为名骗至家中，随即被捕，押往水城县关进了大监，多次受到非人的酷刑审讯。欧阳崇庭坚贞不屈，在狱中与敌人继续斗争。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６日，敌人将他押送毕节。途中，欧阳崇庭被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