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右木，１８８７年１１月１２日诞生在四川省江油县城（今江油县武都镇）一个普通平民家庭。王右木排行第三，曾用过王燧、王燧人等名，后定名王右木。王右木４岁起就跟着教书的大哥王初龄读书识字。１９０７年，王右木考取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文科班，毕业后回到家乡任中学校长。这期间，王右木广泛研读了历史上志士仁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１９１０年，王右木再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理化专科，为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抱负作准备。王右木进校时，正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夜，许多革命刊物在学生中广泛传读，他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放弃了实业救国的初衷。
１９１３年，王右木在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毕业，第二年在亲友的资助下去日本留学，考取了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中国官费生。想不到一踏上异国的土地，王右木就受到“支那人”、“东亚病夫”等歧视和侮辱，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其强烈的刺激。他决心发奋图强、洗雪国耻，为振兴中华而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留学日本期间，王右木积极参加东京中国留学生总会组织的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爱国斗争。在革命运动中，王右木结识了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并参加了李大钊在留学生中组织的“神州学会”。
１９１９年春，王右木回到阔别四年的故乡。短暂停留以后，他又应聘到成都的四川高等师范（原通省师范学堂）任学监，教日语。这时，五四爱国运动在成都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王右木积极地置身于运动之中。他认为：在四川要开展运动，“必须首先抓住高师这支庞大的队伍，才能把当前的文化运动更深刻、更向前推进一步”。对于当时一些大喊实业救国的人，王右木尖锐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实业就没有前途。”
１９２０年８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陈独秀又委托各地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党的组织。王右木在这年夏天到上海，在高师开学前夕，赶回成都。１９２１年春，王右木在成都建立了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马克思读书会。他给读书会员讲《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精髓》等著作，还指导学生学习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以及《新青年》、《晨报副刊》等进步书刊。此外，他还组织读书会会员，在各人所在的地方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仅靠马克思读书会这种组织形式远远满足不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因此，王右木决定以读书会员为骨干，创办报纸。
１９２２年２月７日，王右木主持创办的《人声报》出版了。在第一期上，王右木便明确宣告自己办报的宗旨是：“直接以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人声报》的出版，给四川革命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在该报的影响下，一大批青年从信仰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理论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２年春夏之际，马克思读书会的一批会员在《先驱》杂志上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便以此为原则自发组建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王右木在《人声报》上号召青年们要“把现在所有一切旧社会——腐朽势力所凭借的——制度，一齐打倒，作根本的改造”，要“歼我的仇人，救我和我的朋友；头可断，身可毁；再也不敢放弃这份人的责任”。
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自治和裁兵运动，王右木无情地揭露其虚伪性。他在《人声报》上著文说：一年来，军人方面之自治，不过仅换汤不换药的点缀，谁有兵，谁就有权，议会的人不拥护军队的人是当不上议员的。他要求人民“万莫去相信那样能够裁兵的事”，更不要“迷信自治运动再会有望”，而应当另求新计划，这个新计划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可免却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立可免除军阀主义的压迫”，也能“立可阻止军阀构兵”。由于经费困难和当局的压迫，《人声报》从日刊改为周刊、旬刊，坚持将近五个月后停刊。
１９２２年夏天，四川教育界爆发了一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群众运动，王右木被推选为领导这场运动的总指挥。他勇敢地领导教职员工和学生罢课、请愿，指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成为运动中的骨干，青年团在《国民公报》上发表《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号召教职员和学生积极行动起来。这个运动得到重庆、南充、泸州等地的学界通电声援。在王右木的领导下，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取得胜利。王右木的行为触怒了当局，７月，他被迫暂时辞别成都前往上海。
在重庆时，王右木见到《人声报》通讯员林如稷，请将要到上海的林如稷先给他预备一个住处。不久，王右木到了上海，和林如稷同住“法租界”贝勒路鸿仪里二号。第二天一早，他便去党中央所在地渔阳里。这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夏末，王右木回到成都。１０月１５日，王右木召集由１３名团员参加的会议，正式成立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选举执行委员会时，王右木以最多票数当选，但因他年龄超过团章规定而不能进入团的领导机构。为了使团组织能够得到稳步发展，王右木以一个特殊团员的身份负责指导团的工作。
这年冬，成都地方团组织遵照团中央关于团的工作应向劳工方面发展的指示，派团员深入工人之中开展活动。王右木换上工装，和几十名苦大仇深的工人结成知心朋友。在王右木和全体团员的努力下，先后建立起２０余个分工会组织，为正式成立统一的成都工会准备了条件。１９２３年５月１日，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领导下，成都工人代表举行了劳工联合会成立大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钟善辅和刘亚雄当选为正副会长。
１９２３年３月，从泸州到成都的恽代英，通过实地了解和观察到成都团组织的一些情况，认为王右木的年龄虽然超过团内领导任职规定，但在当时的成都，只有他才是暂时的恰当的领导人。恽代英从实际出发，于６月给团中央写了《关于请团中央给予四川青年团工作的指示信》，信中说：“我望中央能为川中慎于发令，使王（指王右木——引者）得合当指导，则川中前途尚可为也。”同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三届选举会议，王右木当选为书记，并得到团中央的认可。
这时，马克思读书会会员已发展到９０余人，流动听讲的达百余人，团员的人数也发展到３０余人，为中共成都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６月１２日至２０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确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８月上旬，王右木到了上海，到宝山路拜访了恽代英。之后，他又去了广州。不久，王右木又从广州赶回四川。
王右木回成都后，立即召集全体团员传达了党的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及党中央批准在四川建立党组织的决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一些团员对国民党在四川的表现是很不满意的，几乎一致反对国共合作。王右木认为这是党中央的决策，应当遵守党的纪律。他向大家反复讲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阐述国共合作的伟大意义，提出要以大局为重，贯彻中央决议。他还以身作则，带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早在７月５日，孙中山就任命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四川总支部长。国民党四川总支部聘请王右木担任宣传科副科长。
１９２３年秋，王右木在团员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分子，秘密组成中国共产党成都独立小组，直属中央领导，王右木暂任书记。其下分学生组和工人组，每周开会一次。工人组开会的主要内容是，王右木作通俗的党章和政治报告，讲一些社会科学中的问题，结合讨论工会的活动方向问题。年底，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王右木任成都党组织的书记，同时命他辞去团的职务。王右木鉴于成都各地正在发展和建立团的支部，考虑到学生的寒假即将来临，改选会影响组织发展，因此准备推迟到次年春天改选。
国共合作后，革命的群众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条件下，王右木对党组织的发展提出了“对同志教育第一，发展党员第二”的方针，以减少和防范投机分子在革命高潮来临之际混入党内的可能。
１９２４年２月８日，逃亡湖北的杨森、盘踞重庆的军阀刘湘在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攻占成都。杨森占领成都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王右木对此无比愤慨，亲自率领部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积极分子去散发传单。他不无幽默地说：“今晚上成都无政府，散传单机会好得很。”号召人民起来反对罪恶的军阀战争。
杨森占领成都后，为了收买人心，提出了所谓“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并委督署秘书秦正树筹办报纸，为他的“新政”呐喊。秦正树原是留日学生，和王右木交往较深，回国返川后，加入了成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接受杨森办报任务后，即找王右木汇报。王右木立即召开团员骨干会议，商量如何利用该报进行革命宣传，决定以当年的甲子年为刊名，定名为《甲子日刊》。社址设在成都三倒拐街（原川汉铁路公司旧址），由秦正树任社长，王右木为总编辑，刘亚雄为助理编辑，撰稿、采访人员、报丁杂役等多是党团员。《甲子日刊》的宣传方向是：利用杨森所谓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宣传反对防区制、反对军阀混战，主张还政于民。《甲子日刊》有时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颂扬苏联革命的成功，介绍社会主义制度等新事物。这样办报当然不合杨森的口味，不久就被停刊。
杨森在成都为了巩固和发展他的势力，实现他统一全川的野心，特别制定了一个延揽人才的计划，一些封建余孽、失意文人纷纷聚至他的署前。杨森也深知王右木在成都工人、学生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决定用高官厚禄来收买王右木。３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杨森派他的四个亲随副官提着一箱钱来见王右木，递上一张杨森督办署顾问的委任状，说什么“杨督理久仰大名，请出来共理川事”。王右木心里非常明白，若马上严辞拒绝，必遭暗算，即虚与周旋，叫他们把钱带走，留下委任状。副官走后，王右木轻蔑地说：“杨森想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我，简直是痴心妄想。我和他们的主义是水火不容的，怎能去做他的官？”王右木决定暂别蓉城去上海。
但是，中共中央在１９２３年冬指示王右木辞去团的书记，目前团的改选还没有进行，这桩大事必须在走之前落实。３月的一天，王右木召集团员大会，改选出的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书记为张霁帆。会上，王右木语重心长地对团的工作作了交待，并建议团组织在今后的大发展中，要加强对团员的考查和教育工作。他的建议得到团员大会的一致通过。３月２４日，王右木给团中央写了《关于改选团组织给团中央的报告》，汇报了推迟改选的原因。这是王右木在川给团中央的最后一次通信。随后，王右木毅然抛妻别子，踏上了去上海的征程。
王右木到达上海不久，即去广州。他在给亲人和同志们的信中谈到，他在广州参加了党的重要会议。会后，为节约路费，同时也想沿途实地考察，从广西、贵州步行回川。１９２４年中秋节前夕，王右木在贵州赤水县土城给家中和同志们写信，说他不久就要回到成都。得悉王右木即将返蓉的消息，同志们互相转告，十分高兴。可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看到王右木的身影在成都出现了。党组织和同志们十分关心，四处打听，均无下落。后来听说王右木在贵州土城遇害，时年３７岁。
（邓寿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