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贤：传奇式的红军英雄团长
■周红兵
吕德贤（１８９４—１９３２），江西省兴国县鼎龙乡长信村人。他自幼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直到２３岁都过着贫穷潦倒的生活。一次，稍识几个字的吕德贤在帮人代念代写家信时，了解到河北招募新兵的消息。他觉得当兵总比在家中饿死好一点，跟队伍走南闯北，能够混碗饭吃，找条活路。何况，当兵是一次难得的习武机会，手里有了枪，谁要再欺侮人就可跟他拼。于是，他请人介绍，跟堂兄吕德宝一起毅然离乡别井，前往河北保定，在直隶军阀吴佩孚部下当了一名列兵。
吕德贤入伍后，参加了该部队在保定与洛阳的大练兵，受到了严格的训练。他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中，经过自己的刻苦磨练，很快成为能熟练击中运动目标的“全能射手”和熟悉风雨天射击要领的“全天候射击”。他不仅队列动作标准，武器操作熟练，射击、投弹、劈刺和土工作业门门精通，而且学会了中国固有的武技马术，练习了刀枪剑戟、徒手相扑，学习把握“兵贵神速”的作战要领。由此，也得到了官长与士兵的好感。他在吴佩孚部下整整干了七年（１９１７—１９２４），逐渐由列兵晋升为上尉连长。
这期间也正是北洋军阀内部分裂、割据与混战时期，北京军阀政府的当权者像走马灯似的变来变去，军阀之间为了争权夺利，战火四起。吕德贤亲眼目睹了军阀专横、魔鬼当道、民不聊生的恐怖现实，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在为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而卖命，是在被军阀当“枪杆子”、“炮筒子”使用。他觉得对不起那些受苦受难的乡亲们，原来想在军旅中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的天真想法被冲得烟消云散。他决心离开这黑暗的深渊，同军阀队伍彻底决裂！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吕德贤乘第二次直奉大战时直隶军溃散之机，毅然弃官脱离行伍，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从河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１９２６年９月６日，国民革命军进占赣州。兴国籍共产党员陈奇涵等随军入赣。９月中下旬，中共兴国县支部成立，革命的火种迅猛地在兴国城乡燃烧起来。次年春，鼎龙地区的农民行动起来了。农民协会在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实行减租减息，成为乡村的权力机关。吕德贤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农协组织与活动。当时，由于地主、奸商囤积居奇，这年春的谷价由每担４吊钱卖至６吊钱。农协利用国民党党部名义出面，在墟场上及其附近鸣锣通知，实行每担只能卖４吊，不得随意上涨，否则，强制执行或予以没收。杨村廖宗葵等不法地主不听劝阻，偷运粮食外售，被吕德贤等农协会员查获，立即毫不留情地照章没收。
正当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时，传来了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国民党在县城和坝南、鼎龙、城岗、崇贤、东村、莲塘、江背等主要墟镇，组织了由土豪劣绅与政府相勾结的靖卫团，以镇压人民的革命活动。同年１０月，中共兴国县组织召开“羊山会议”。党组织派了一些人员利用自己有利的社会地位打入靖卫团，以掌握这些武装的领导权，并争取改造与瓦解“三点会”。秘密农协骨干吕德贤被聘为“鼎龙靖卫团教练”。他跟中共城岗区委组织委员陈远模发生了密切的联系。陈远模开始以“拜祖”为名在城岗、鼎龙一带发展党的组织。他根据鼎龙支部与当地农协反映，了解到吕德贤是一位苦大仇深、为人正派、武艺出众、勇敢善战的人，因此，经常跟他接近，进行思想教育，启发他对党的认识。吕德贤也格外尊重这位比自己年纪小得多的年轻人。他说了自己对党的认识和决心加入党的强烈愿望。１９２８年４月，３４岁的吕德贤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像找到母亲的孩子一样，兴奋得彻夜未眠。
入党宣誓仪式是在秘密的情况下个别举行的，上级派陈远模以监誓人身份参加了这一仪式。虽然参加这次宣誓的只有吕德贤一个人，但他仍然是严肃而真诚地站在写有“ＣＰ”字样和镰刀斧头图案的鲜红党旗下庄严地举起拳头，拇指对着鼻尖（表示全世界五大洲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进行革命的意思），读着“服从组织，努力革命，遵守纪律，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的誓词。这庄严肃穆的气氛和那铿锵有力的誓言，使他顿时热血沸腾起来。
入党后，吕德贤首先听到的是兴国党组织４月份在冰心洞传达的“八七”会议精神，武装起义已正式提到兴国革命运动的议事日程上来。吕德贤和余石生、侯海寰、张汉超等鼎龙的党组织成员，立即认真地研究了会议精神的贯彻问题，并具体地部署了“鼎龙武装暴动”。
１０月中旬的一个逢墟之日，鼎龙靖卫团的头面人物吕德贤与张汉超等人，从外地请来了戏班名旦，特地邀请当地土豪劣绅应约赴会，上墟看戏。开场锣鼓喧闹过后，台上的精彩表演接连进行，台下的吕德贤则跟豪绅们开台聚赌，尽情吃喝，玩得不亦乐乎。此时，农民赤卫队与“靖卫团”武装均按计划先埋伏在墟场四周与戏台附近，有的当招待，有的扮观众，顿时把四面墟口与会场要道包围得水泄不通。３０多个土豪劣绅稀里糊涂地成了“瓮中之鳖”。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吕德贤掷杯为号，武装农民与团丁们干净利落地捕获了所有赴会的土豪劣绅。戏台立即变成了法庭。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当即把欧成授、黄炎昌、黄家浩和韩崇湖等９个首恶分子杀头示众，其余均罚了他们一批谷款分给贫苦农民。
“鼎龙暴动”后，吕德贤根据党的指示，立即将参加暴动的农民武装与起义团丁带往东村。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在取得攻克乐安县城的重大胜利后，已转战到兴国莲塘、东村一带。吕德贤汇集李文林等红二团、红十五纵队的指战员，一起计划着一次更大规模的兴国武装暴动。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吕德贤率队配合红二团、红十五纵队，从东村出发，趁夜急行军来到兴国县城。城内的党组织在县靖卫团教练胡灿（中共党员）的领导下予以密切配合。胡灿将原东向榔武、东村隔河设防的警戒，调至北郊瑶岗脑，北向五里亭、高兴墟警戒。然后，由萧华等向导接应暴动队伍，通过武塘桥，从东门、北门插入县城，迅速包围县衙门。吕德贤手捷眼快，左右开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县衙守卫，冲入衙内，一声吆喝，３０余名睡眼惺松的靖卫团丁立刻成了俘虏，还缴获８０多支枪。占据了制造五响枪械的兵工厂，收缴了县城劣绅巨贾的武器枪枝２００余支，武装全体了暴动人员。兴国县城第一次高高地飘扬着革命的红旗。
三天后，吕德贤随红二团从兴国出发，经高兴、方太、城岗来到良村。这时，永丰县靖卫团堵在良村，团总刘明德气势汹汹，据险顽抗。双方对峙在良村山头，刘明德拼命驱赶着手下的团丁作疯狂的反扑。吕德贤瞄准目标，一发子弹就叫他上了西天。红二团立即发起冲锋，痛快淋漓地解决了战斗，俘获人枪７０余，还在良村镇压了８个罪恶昭彰的土豪劣绅头子，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红二团和吕德贤部队重返东村。这时，在赣南游击的红十五、红十六纵队也来到东村。中共赣西特委雷震中和红二团政委李文林在这里召开了三支武装中的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决定由红十五、红十六纵队和崇贤、桥头、东村、坝子、莲塘、鼎龙等地方部队及部分红二团的党、团员战士，新编组成“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由段起凤任团长、金万邦任政委、吕德贤任副团长。全团４００余人，３００多支枪。
１９２９年２月初，红四团在东村区莲塘墟正式成立。不久，即接到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调队会师于东固”的指示信。红二团、红四团随即从莲塘出发，经鼎龙、宝石、崇贤到达东固。２月２２日，红四军和红二团、红四团全体官兵及东固附近群众共５０００余人，在兴国、东固之界的螺坑石古丘河坝上举行了会师大会。吕德贤见到了盼望已久的朱德、毛泽东。
会师期间，红四军赠送了在大柏地战斗中缴获的两挺机枪、一门迫击炮，部分枪支给红二团、红四团，留下了毛泽覃等一批有工作经验的人员和几个号兵及３００多名伤员。红二团、红四团也赠了几十车子弹和数千块银元给红四军作军饷。毛泽东还向红二团、红四团干部和东固地方党负责人，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对军队与政权建设、扩大红军工作及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方法作了明确的指示。
东固会师后，红军为暂避国民党军李文彬部锋芒，决定撤出东固。红四团在段起凤、吕德贤的率领下，经南龙、枫边、城岗来到东城。这时，吕德贤听到彭德怀率红五军突破湘赣之敌重围，已进抵兴国的消息，立即率领红四团前往茶岭会合。中共兴国县委也立即派了萧芳全带领慰劳队前往茶岭慰劳，供给了一批弹药。红五军如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得到了休整、补充。
这时，国民党军刘士毅旅前来进犯兴国。彭德怀、段起凤、吕德贤等党政军领导在分析敌我力量后，决定绕道避开刘士毅旅主力，奔袭于都城。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日夜兼程１８小时，急行军１４０里来到于都，埋伏在县城东南、北门外。吕德贤带领先遣部队首先切断于都城东门窑角、西郊麻油坑两处的电话线。３月７日早晨３点钟左右，夜阑人静，吕德贤率部来到北门。雾色朦胧中，只见国民党军一哨兵正在城墙上点火吸烟，吕德贤手起枪落，哨兵来不及哼一声就上了西天。接着，吕德贤立即发出信号，并率领先遣队越墙而进，出敌不意击开城门。彭德怀军长即指挥部队冲入城内，分途围歼。是役，消灭刘士毅旅一个营和靖卫团、县警备队全部一共六七百人，缴获三四百支步枪、两挺机枪。《彭德怀自述》中回忆：“此役之后，于都一带群众对这支红军称为天兵。”
红军奔袭于都后，国民党军慌忙回城救援，红军即于当日下午撤出。红五军经小密、牛山、会昌进占瑞金县城与红四军会合。红四团则在段起凤、吕德贤的带领下，游击于兴国、于都、吉水、永丰、宜黄、南丰、广昌、乐安等地。吕德贤参与指挥红四团，于７月攻打南丰县城。８月１８日，会合红二团与洽村、古竹一带赤卫军，攻打广昌县城。９月下旬，红四团从南丰游击到乐安，第二次攻克乐安县城。１０月２日，吕德贤协助段起凤争取了以张英为首的乐安靖卫团起义。年底，吕德贤率领红四团击溃吉安、万安边税团，缴获１００多支枪和其他战利物资，后由东固经兴国去福建，游击于吉潭、回龙、河田一带，打土豪，筹粮款，缴获回龙靖卫团枪１００多支。福建的吉潭、河田游击队，都自愿地加入红军，编入第四团，使红四团兵力增加到千余人枪。
１９３０年１月，由赣南红军独立二、三、四、五团组编的红六军在永新成立。原红四团团长段起凤调任东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副团长吕德贤则调回兴国组建新的武装力量。
１９３０年春，吕德贤首先在兴国县城成立县武装赤卫大队，担任队长。不久，在此基础上扩充成立兴国县红色警卫营，他担任营长，辖３个连４００人。他这位营长，既善骑马飞奔，又善疾走快跑；既是军官，又是神枪手。他中等身材，双目锐利，上唇蓄八字胡，下唇留一撮须，身穿广装褂，腰佩双手枪。他常说：“刀快靠磨，兵精靠练，要造就一支攻锐摧坚的常胜队伍，必须要有过硬的本领。”因此，他亲自带领全营战士，苦练杀敌本领。他身传言教，以身作则，对这支部队进行了紧张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战地演习。
有些人对于这种近乎严酷的管理和训练方法真有点承受不了。这时，他耐心地对大家说：“铁是打出来的，杀敌本领是练出来的，训练场上多流点汗，今后在战场上才能少流血。”随即，他叫一名战士牵来了一条猎狗，在狗尾上捆扎了一串爆竹，爆竹着火后发出了“劈劈拍拍”的火爆声，猎犬惊恐万状拼命向前奔跑。吕德贤不慌不忙，以风送残云之势大步流星飞驰而去，很快就把这条猎犬抓了回来，面不改色。他说：“跑步是当红军的基本功，我们要能跑、善跑、耐跑，没有这种过硬本领，敌人逃跑追不到，战斗失利跑不了。我们一定要练就一双行走如飞的飞毛腿，坚硬如铁的铁脚板。”战士们心服口服地从严要求自己。短期的紧张训练大大地提高了军事技术，增强了战斗力。
１９３０年２月１４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发出攻占吉安的通告。吕德贤率这支经过严格训练的兴国红色警卫营，参加了１９３０年２月下旬至１０月４日的“九打吉安”的战斗。吉安战斗刚结束，赣南特委将兴国的地方武装１２００多人编为新编第一师，吕德贤被任命为师参谋长，参与指挥部队五打赣州。由于力量悬殊、寡不敌众，红军久攻赣州未克。兴国攻城部队整编为一个团，即兴国独立团，吕德贤任团长，留在赣城附近，牵制国民党军，同时配合赣县地方武装在赣县湖江面、大湖江等地进行游击活动。吕德贤率部消灭该地守望团，缴枪上百支，斩断了城内的羽翼，赤化了这些“插花地区”。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１年９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三进三出兴国，屯驻县城，游剿乡村，群众痛恨切齿。吕德贤奉命率领兴国独立团专门跟驻县国民党军作对，在国民党军的活动与驻扎地区进行堵、截、毒、扰，同时破坏道路，深挖陷井，拆毁桥梁，扼守关卡，打击国民党军。
１９３１年，吕德贤带队参加了攻打古龙岗蜈蚣山、五七坊等地靖卫团，在战斗中所向披靡，使国民党军闻风丧胆。
古龙岗地区位于兴国之东北部，距县城百里之遥，由于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族居集中等关系，构成了封建姓氏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基础，成为当时全县最后待消灭的白色据点之一。１９３１年３月３日（农历正月十五），吕德贤率领独立团，紧密配合陈毅部队向古龙岗进发，一开始就对负隅顽抗的靖卫团巢穴蜈洒李家祠堂实行围歼。红军仅用一发炮弹就命中了其聚集中心，炸得其血肉横飞，幸存者从未听过这种猛烈的爆炸声，均吓得心惊肉跳。吕德贤即带领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冲过去，全歼靖卫团。接着，红军连续作战，势如破竹地攻占了古龙岗、梅窖、三僚等地，荡平了这些白色据点，古龙岗地区变成了红色的土地。
“五七坊联防区”是距县城南４０余里边沿山区中的一个“独立王国”。在那里，当地豪绅、地主利用宗派关系，聚集流氓地痞建立靖卫团，设立常备队和民团队军事组织，还私设法庭、兵工厂，自造弹药。他们利用自己的武力，强迫群众参加其武装，否则便以“土匪”论罪。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７日，吕德贤率领独立团等兴国地方武装积极配合红三军第八师，一举摧毁了靖卫团多年盘踞的五七坊，并建立了上东区（后改为社富区）红色政权。至此，全县白色据点均已拨除，兴国苏区进入全盛时期。
为了保证主力红军充足的优质兵源，中共兴国县委决定成立专门组织训练新兵与输送新兵入伍的常设机构——“兴国县红军补充师司令部”。组织上决定吕德贤担任这一艰巨而繁重的任务。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吕德贤刚凯旋就接到县委的调令。他二话不说，立即来到县城北郊二三里路远的筲箕窝，开始组建“红军补充师”。这里有供部队驻扎的日本式大洋房，屋后有供新兵操练演习的大广场，广场周围有高大而密集的大樟树，可供红军练习攀援爬树及防空之用，他感到十分满意。
吕德贤专长练兵，严格治军是他一贯的作风，他特别强调令行禁止，平时养成。因此，对这些新兵的训练，他注重思想教育，也严格军事训练。各区乡政府将新兵送来后，他首先就要请党政领导给他们上政治课，他自己也给大家讲“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及勇敢加纪律、无坚而不摧的道理，还向大家讲孙武以法治军斩宫女的故事。
吕德贤十分重视用模范行动教育培养战士，坚持用言传身教、为人表率的方法进行教练。集体的课目演练，他总是亲自讲解，现场示范，带领新兵登山跑步，瞄准射击投手榴弹，勤学苦练杀敌本领，时常在操场上以身作则，作惊险的表演给大家看。有一次，他牵来一匹昂首大马，一般人都是从马的侧面攀鞍而上，而他却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远时，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双手向前，按着马臀，轻松矫捷地一纵而上。不仅如此，他还能当马疾驰时据鞍跃上跃下，往复１０余次而不倦。人们仰看这位腰板硬朗、臂力过人、身姿矫健的“飞将军”，感到威武惊人，拍手称妙。从而，也激发了大家勤学苦练杀敌本领的信心。
在吕德贤的精心教育、日夜操练下，红军补充师出现了纪律严明、刻苦学习、团结活泼的景象，一批又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事素质好的新兵，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主力红军的钢铁洪流。可以说，兴国“将军县”的有些将军及高级军政人才是从这“红军补充师”走出来的。
１９３２年夏，吕德贤伤病复发，积劳成疾。那是两年前的１９３０年６月，吕德贤在一次转战宁都青塘的途中，因敌情突变，在山间羊肠小道偶然遭遇迎面而来的国民党军，部队无法展开。吕德贤在这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险恶情况下，沉着地指挥部队登山突围，攀登悬崖峭壁，从枯藤老树、荆棘丛生中杀出一条血路。这时，夕阳西沉，夜幕降临，战士们在暮色的掩护下安全脱险，吕德贤不幸被荆棘绊倒，从陡峭的石壁上滚滑下去，鲜血淋漓，浑身受伤。战士们好不容易找到他时，他已奄奄一息，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回家中治疗养伤。吕德贤平时克勤克俭，艰苦度日，没有钱医治，妻子只好到处寻找民间草药精心护理自己的丈夫……不久，吕德贤伤势好转，病被拖好了，他又精神焕发地走上了战斗岗位！
实际上，吕德贤的伤并未根治。二年多来的艰苦生活，劳累过度，使他旧病复发，大口大口地吐血。妻子眼睁睁地看着他在病床上辗转挣扎，心如刀割，手足无措，只有痛哭流涕地看着心爱的丈夫匆匆地闭上双眼，离开人间。时为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９日，吕德贤终年３８岁。
吕德贤在长期游击战争的戎马生涯中，披荆斩棘，露宿风餐，屡建战功；在严格的练兵治军中，风尘仆仆，废寝忘食，日夜操劳，成为革命根据地的一名勇敢指战员、奇特的神枪手和出色的教官。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周尊焕提供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