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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圃:用生命书写信仰

来源:秦风档案 作者:罗维央 责任编辑:赵镭饷
2023-11-13 12:08:37

刘林圃:用生命书写信仰

■罗维央

他,少年心怀天下,投身革命,求索光明;领导两当兵变,震醒山城,撼动西北;几度身陷囹圄,意志不垮,革命不止;他,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先后入团入党,头也不回地扎进革命的枪林弹雨;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里,以笔做刀枪,用文字写就民族不屈的精神;在奔赴刑场的最后时刻,视死如归,用23岁的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他就是被刘志丹盛赞“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的刘林圃。

革命脚步从未停止

刘林圃,又名景文、景仪,化名张庆云。1909年5月出生于陕西省耀县(今铜川耀州区)刘家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幼年丧父,母亲带着兄弟四人艰难生活,但刘林圃勤奋好学、志向远大,敢于同现实中的不平之事开展斗争。他14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耀县高等小学,因不满学校落后封闭的封建教育,即将毕业时参与闹学潮被开除学籍。辍学后到油坊打工,见掌柜欺压伙计,与之斗争,被解雇回家。

在旧社会阶级压迫、民不聊生的现实悲境中,刘林圃幼小的心灵里渐渐萌发出追求光明的报负,他一边从进步书刊中汲取前进的精神力量,一边思考如何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出路。1925年,在一名回乡探亲的军人带领下,刘林圃到了河南开封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当兵,因聪明能干不久被提升为团部书记官,部队转战到直隶省时任营部军需官。1927年初考入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在校期间系统学习了《社会进化简史》《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等马列著作,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所在,随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誓言“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

大革命失败后,刘林圃被党组织派在河北滦县、唐山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军委书记。1930年夏在平津地区地下党组织发动的城市革命暴动和游行示威活动中,刘林圃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苦刑拷打、官禄引诱,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同年秋,经友人营救获释,但在出狱后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生活无着落,无奈返回耀县家中。

在耀县,受挫的刘林圃并没有消沉,反而将全部智慧用到了革命事业中。他向耀县党组织负责人张仲良汇报了自己在外革命活动的情况,1931年春夏间,经张仲良、杨再泉介绍并经上级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耀县当地第一批党员,被安排在家乡秘密开展农民运动,为1932年春季耀县地区发生的“交农”暴动做了大量的前期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

刘林圃烈士遗稿《满洲问题与中国》。

“遗稿”思想百年不朽

刘林圃在投身于如火如荼革命斗争的日日夜夜,时刻不忘发奋学习,不仅熟读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还自学了英、俄两门外语。在错综复杂的恶劣逆境中,懂得了用马列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审时度势,研究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的思想政治遗产之一,就是第一次出狱回乡后撰写的《满洲问题与中国》这篇文章,这是一篇未竣之作,从现存的残稿中能够体现作者当年的精神风采和思想端倪。文章写于1931年9月,当时正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数日之后,刘林圃在故乡家中,距东三省相隔数千里之遥,信息闭塞,情况不明,但对这一事件能在最短的时间做出迅速反应,挥笔疾书,写出了振聋发聩的力作,这不是一时的情感冲动,而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政治敏锐与政治觉悟的集中反映。

文章从当时中国所处的现实出发,对政治时局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开篇就写道:“世界走入一个创伤的劫运,一切都在错综的矛盾之过程中发展着。一切都表示着撕斗,他的总的渊源是现阶段的社会组织,他的最普遍最剧烈的表现是不断的战争,在战争的世界里,人类的命运是异常悲惨地,而中国民族正是这里面的头刀鬼,这里我们要讨论一件决定我们命运的主要问题。”接着层层递进,对政治、经济、历史、外交、军事、地理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如何解救满洲、解救中国的举措,得出了“我们不相信今天的世界上有和平、有正义,我们不希望仁慈的上帝来救我们,更不希望那骗人的卖当郎中信口开河,我们认清那日内瓦是分赃所,是屠宰场,是俎台,是鱼市,我们只有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相信中国民族自己可以胜利的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拿自己的力量,寻找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等等精辟论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通篇闪烁着马列主义的思想光芒。其观点和论述在当时有着号召仁人志士认清局势,团结起来赢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历史意义,今天读来仍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刘林圃烈士墓园纪念碑上引文。

《意见书》为队伍指明方向

刘林圃对西北地区红军游击队的建设十分关心。1931年10月,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又称陕甘边境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会师。1932年1月,两支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这是党领导的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后来转战陕甘广大地区,为而后创造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

同年1月中旬,刘林圃通过同学关系到中共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的驻地——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看望谢子长等友人。通过交谈和耳闻目睹,他敏锐地发现这支新成立的革命军队里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回去后即向中共陕西省委写了一份《意见书》,认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番号有些“灰色”,旗帜不够鲜明,不能有效地吸收广大贫苦民众参加革命队伍,建议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提出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

见证这段历史的张仲良(时任中共耀县特支书记)在回忆中称:“我看了林圃同志的《意见书》后觉得这些意见和建议非常重要,就将它送交给渭北特委,请他们转交省委。”很快,省委负责人亲赴耀县找他面谈,赞扬《意见书》写得好,同意其中的建议,决定改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采取措施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随后,省委将刘林圃调至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任秘书长。刘林圃到省委军委工作后,十分关心陕甘游击队的建设,积极协助省委选派党员干部去充实陕甘游击队;还多次派人为游击队送文件、情报和物资,在西安热情接待向省委和军委请示汇报工作的陕甘游击队负责人谢子长、刘志丹等,积极帮助解决游击队伤病员的医疗困难。

刘林圃敢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他这种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难能可贵。他的《意见书》对指导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1964年,西北红军军战史编委会根据吕剑人提供的材料整理的两当兵变资料。

指挥兵变身先士卒

刘林圃到陕西省委工作不久,便受命领导“两当兵变”的重任。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地下党组织力量较强,在基层军官和士兵中都有共产党员。九一八事变后,该部由凤翔县进驻陕甘边境的凤县和两当县整训。1932年3月下旬,刘林圃受省委特派来到该营驻地凤县,同党的地下营党委书记习仲勋等同志共同筹划举行起义的事宜。到达凤县的当晚,在召开的营党委会议上就决定由刘林圃协助营党委领导起义,地点在两当县城。

1932年4月1日拂晓,第一营的一、二连和机枪连随营部从凤县的双石铺出发向两当移防,刘林圃随军前行。当日黄昏,部队行至甘肃两当县城宿营。晚上八九点钟,刘林圃和营党委决定在县城北门外一个马车店内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兵变问题。会上,刘林圃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讲述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分析了兵变的有利条件和兵变的重大意义,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当晚在两当县城举行兵变。

午夜12时,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两当的夜空,“两当兵变”打响了。各连起义战士按计划纷纷行动起来,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到凌晨2点多,三个步兵连的200多名官兵均撤出两当县城,胜利实现了省委决定举行兵变的第一步任务。

4月2日上午,起义部队到达太阳寺。营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对部队进行整编,刘林圃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刘林圃任政委,许天洁任支队长,习仲勋任队委书记。刘林圃在给全体官兵的讲话中说,两当兵暴后,我们已成为革命的军队。我们要开往陕甘边区,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合,编为红军。他又强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已编为红军游击队,大家要守纪律,不要拿老百姓的东西,不要打骂群众,不要侮辱妇女,这样才能打胜仗。他的这一番讲话,让广大士兵明确了自己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初心,鼓舞了士气。随后部队北进,取得了赤沙、香泉、通洞、高崖、花花庙等战斗的胜利。

当行至甘肃省灵台县页岭一带时,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军杨子恒部遭遇,他们卡住山路,截住起义部队的去路,起义部队进攻多次均未能成功。为了保存实力,部队进入麟游县以北的崔木镇,在向岳御寺进发时被包围,激战数小时,终因敌强我弱,在敌人节节合围中兵变失败。

张仲良在《壮志未酬 浩气长存——纪念刘林圃烈士英勇就义五十周年》一文中提到:“林圃同志在进行‘兵变’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勇敢、机智、顽强、坚决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战友们树立了楷模。据习仲勋、吕剑人等同志说,在起义部队进发途中接敌时,林圃同志总是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沉着果断地指挥战斗,就是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他还是谈笑风生,鼓励战友们英勇杀敌。”

两当兵变虽然失败了,但它像一声霹雳,震撼了陕甘两省。这次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省境内唯一的一次武装兵变,也是甘肃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军事意义和革命意义。

刘林圃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刘志丹满含对战友的深情和无限悲恸,挥毫在白平布上题写了挽联。

慷慨就义,精神烛照未来

两当兵变失败后,刘林圃由乾县辗转回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详细汇报了兵变的经过和失败的教训,并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在省委军委负责组织工作,全身心投入筹划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

1932年9月下旬的一天,刘林圃在西安民众教育馆前的阅报栏看报时,被叛徒发现告密遭捕。军法处施以酷刑要他供出党的机密,他义正辞严地说:“要打要杀随你们的便,要我叛党是痴心妄想!”并怒骂法官的愚蠢和叛徒的无耻。

国民党军警无计可施,在关押两三天后以“山东匪首张庆云”的名义,于9月26日将刘林圃押赴西安习武园杀害。押送途中,刘林圃沿途高喊:“我不是山东土匪张庆云,我是刘林圃,我是共产党员刘林圃,我的家就在耀县城外的刘家河,街上如果有耀县人,回去给我家人捎个话,让他们来西安收尸吧!”临刑前,面对敌人的枪口,他继续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感动了众多围观百姓,刘林圃23岁的短暂生命虽然结束了,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永远留在了人民心中。

历史没有忘记这位人民功臣,在不同时期,党组织和人民群众都以不同的方式纪念他。刘林圃就义的当日,吕剑人、许天洁、郑彦青、苏执中、徐玉山等战友在国民党监狱中为其牺牲默悼致哀。在其牺牲一周年之际,刘志丹亲撰并手书挽联:“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中共陕西省委派汪锋等同志到家中吊唁,刘志丹还让张仲良为其家人送去几斗米,以示抚恤。

今天,延安革命纪念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革命纪念馆、耀县烈士陵园、两当兵变纪念馆、习仲勋纪念馆等都以显著位置宣传介绍刘林圃的英雄事迹。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位于耀县的刘林圃烈士墓园前举行悼念仪式,在纪念碑旁缅怀烈士的英雄事迹,感悟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表达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传统的决心。2022年5月22日,在纪念“两当兵变”9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在党的领导下,习仲勋、刘林圃等同志组织发动“两当兵变”,有力策应和配合了陕甘游击队的革命斗争,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党和红军在西北地区的政治影响,为党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骨干分子,为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刘林圃只是革命征程中千千万万先烈中的一个,在这条坚守红色信念的路上,曾有无数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生前赤胆,死后忠魂。站在蓬勃的新时代,让我们透过这一页页斑驳的烈士手稿,缅怀烈士催人泪下的英勇事迹,感受烈士永载史册的不朽精神,从中汲取养分与力量,以之砥砺我们的理想信仰。

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县凤州镇凤州村的两当兵变策源地旧址纪念馆,图中雕塑左为习仲勋,右为刘林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