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孟雄，１８９８年６月２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十四日）生于湖南省酃县（现炎陵县）中村乡龙塘村，原名定礼，字国正，号孟雄，乳名瑞生。求学期间曾用过何子静、何纯、坦如等名和号，参加革命后常用刘小山、刘元和、廖慕群等化名和子静、静、江囚、之君等笔名。
１９１８年夏，何孟雄与毛泽东、张昆弟等同赴北京，参与留法勤工俭学筹备活动。９月，入北京留法预备学校之一的法文专修馆学习。１９１９年３月，到北京大学政治系当了旁听生。１９２０年３月，在李大钊的教育指导下，何孟雄开始逐步抛弃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于同年春与缪伯英、邓中夏等一起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革命道路。同年５月１日，因组织部分同学上街示威游行，被反动军警逮捕，直到５月１７日才经李大钊等出面营救获释。同年１１月，何孟雄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此后积极从事工人运动，曾赴南口、唐山、长辛店等处了解劳工情况，筹组工人组织，并于１２月发表长篇论文《劳工运动究竟怎样下手》，对中国劳工运动的特点和规律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
１９２１年３月，何孟雄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议上当选为出席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４月，在赴俄途中于满洲里被捕，第三次入狱。６月，经北京大学保释出狱。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何孟雄成为这次大会所代表的全国最早的５３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中共“一大”闭幕不久，何孟雄和缪伯英在北京结婚。婚后，他们搬到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５号居住。
何孟雄的出色革命活动受到陈独秀的重视，他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１９２２年秋，陈独秀来北京后，就住在何孟雄家里，并在他家会见过刘仁静、王俊。中国共产党“一大”以后，北京共产党员发展到２０多人，按中共中央局要求，１９２１年底正式成立了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何孟雄被选为首届北京地委书记，兼任组织委员，黄日葵为宣传委员。１９２１年秋，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罗章龙任主任，何孟雄是领导成员之一和《工人周刊》的编委常委。１９２１年秋至１９２２年，领导京绥路广大工人和职员开展爱国护路斗争和由此引发的京汉路、长辛店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又组织发动张家口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迫使路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要求。１９２３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参与组织北京各校学生集会，带领与会学生与工人上街游行示威，并积极组织追悼死难烈士等活动。６月，赴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何孟雄在《新民国》第１卷第３号上以《十二年来“民治派”与“反民治派”斗争之经过及今后国民应有之觉悟》为题发表了长篇文章。文章回顾１２年来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历史，满腔热情地动员全国支持国民党，打倒北洋军阀反动政府。１９２４年３月８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要求，中共北京区委进行改组，由李大钊、蔡和森、张昆弟、何孟雄、范鸿劼等五人为委员，李大钊为委员长，蔡和森为秘书，何孟雄为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张昆弟负责劳动运动，范鸿劼为会计。４月２０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时，何孟雄任秘书处文科主任助理。年底和缪伯英一道离京回长沙养病。１９２５年４月，重返北京，随即赴张家口创建京绥铁路总工会，被聘为总工会秘书。１９２６年，任中共唐山地方执委会书记。到任后，他发动了开滦赵各庄矿万名工人大罢工。
１９２７年春，何孟雄调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７月中旬，积极支持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集中中共全部武装力量，采取行动推翻汪精卫、唐生智，保卫武汉革命政权的倡议。月底，奉调江苏、上海工作，任中共江苏省委农民部秘书，协助省委制定了第一次农民暴动计划，并赴淮安、淮阴一带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组织农民暴动。１２月，任中共淮阴县委书记。１９２８年４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针对年初淮安横沟寺农民暴动失败的情况，起草并主持下达了《关于淮安北乡农民暴动的批评和决议》等一系列文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使江苏农民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１０月，在省委常委中分工负责军委和农委工作，兼任农委书记。
此后，由于在对革命形势分析和党的战略策略部署等问题上与党中央负责人发生重大分歧，何孟雄遭到错误打击，中共江苏省委亦被解散后重新组建。此后，先后被调任中共上海沪西、沪东、沪中区委书记等职。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在新组建的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１９３０年９月，因反对立三路线被撤职并停止工作。何孟雄在逆境中，坚持真理，多次向党递交政治意见书。１２月，经党中央决议予以平反，但随即又遭到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排斥打击。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与林育南等联名发表《告同志书》，旗帜鲜明地与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７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按着叛徒提供的情报，会同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在东方旅社逮捕了林育南、柔石等八人；接着又闯入中山旅社，逮捕了蔡博真、欧阳立安等四人；然后分别留下探捕在这两个旅社的两个房间守候，当日晚间与次日清晨又在东方旅社逮捕了李求实等三人，在中山旅社逮捕了何孟雄等三人。１９日，何孟雄从老闸捕房被押送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其他在东方旅社、中山旅社被捕的１６人一起受审。法院判决后，上海市公安局把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１７名被告解往市公安局侦缉队看守所拘禁。２０日，又把孙哈芳、黄淑芝和何孟雄的两个孩子，以及张诗人、陈迪威送到看守所。２３日上午，市公安局将何孟雄等３２人，连同另案的柯仲平等４人，一共３６人，押解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１９３１年２月７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２３位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铁镣，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法官在小桥前安放了一张茶几，放着每人的照片，挨个核对，然后向他们宣判死刑。刚过了小桥，在方塔旁的大树下，２３人排成两行。突然，背后响起了行刑队一阵枪声，把前面第一排的同志们打倒了。第二排的同志们大声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又一阵密集的枪声，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们倒在血泊之中。
何孟雄等２３人牺牲后，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群众日报》在１９３１年３月１２日发表了社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控诉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忍行径。文中写道：“国民党又惨杀我们二十三个同志”，并肯定了“何孟雄等二十三个同志，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大多数都有英勇的阶级斗争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