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秋，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１９２２年２月，担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书记。１９２６年５月，担任中共湖北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１９４３年９月，在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时被国民党军阀盛世才杀害，时年４７岁。
一
陈潭秋，名澄，字云先，派名宗琇，又名秋荪，号潭秋，１８９６年１月４日出生于黄冈县陈宅楼（今属范家岗乡）。陈潭秋兄弟姐妹共１０人，８男２女，他排行第７。父亲陈厚怙，一生守田躬耕；母亲龚莲馨，操持家务。由于父亲多病，兄弟姐妹陆续上学读书，花费极大，所以家庭经济每况愈下，以至生活难以为继。
陈潭秋降生时，正值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趋深重；清朝政府残民媚外，全国城乡百业凋敝，民不聊生。陈潭秋在青少年时期，就亲眼目睹了人民的悲惨遭遇，深感社会的罪恶，愤恨不已。
陈潭秋年幼时深受五哥陈树三的革命影响。陈树三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在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后不幸去世。他生前很关心陈潭秋兄弟们的学业和思想成长。陈树三回家时，总会给陈潭秋讲革命的故事，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压榨人民的罪恶，讲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和革命志士的斗争事迹。这些都使陈潭秋从小就受到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萌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意识。他还对陈潭秋说：“你的名字叫陈澄，就是要澄清浑浊世界的意思，你长大后，要努力去澄清这个世道。”陈潭秋很受启发，自幼勤奋读书，文思敏捷，在小学就一直是优等生，受到老师的赞扬和奖励。
１９１２年，陈潭秋离开黄冈来到省城武昌，考入省立一中读书，１９１５年毕业。毕业后又在中华大学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当时学生们对报考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将来做什么工作，议论甚多。学生们根据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前途的判断报考专业，当时流行所谓的“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等等。陈潭秋则早有自己的主意，他认为“救国是政治问题，教育决不能救国。兴办实业是必要的，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他认为要拯救中华，就要寻找改造社会的先进思想武器，首先要沟通世界文化。陈潭秋记起他五哥陈树三曾对他说过，“外语是沟通世界文化的门窗”，他立意去打开这扇门窗，决定报考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１９１６年秋，陈潭秋考入武昌高师，在英语部学习。为寻找新思想，他常去校图书馆翻阅《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书刊。他很善于交友，常与同学们议论救国救民的道理。
陈潭秋在武昌高师学习的第二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中国，陈潭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报刊上报道的消息，心情激荡，想很快弄个明白。不久，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主动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陈潭秋等一批同学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他们在学校里奔走呼号，兴奋异常。他渴望像俄国那样的“工人之国”能在中国早日实现。１９１８年，陈潭秋反复学习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论文。他认真思索，十分赞同李大钊的观点。他认识到要打倒帝国主义，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必须向苏维埃俄国学习。
正值陈潭秋在武昌高师临近毕业的时候，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陈潭秋毅然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之中。５月６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６日深夜，武昌高等师范得到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的消息，全校沸腾。陈潭秋等当即联络各班学生代表，商定：次日清晨整队游行，同全市各校联系。后经联络，决定５月９日游行。是日，陈潭秋等带领高师的游行队伍从学校出发了。陈潭秋走在高师队伍的最前头，沿途有女师、一中等校的学生队伍跟上来，随后又与恽代英率领的中华大学学生游行队伍汇合在了一起。游行队伍在军警特别戒严的情况下，沿街散发了不忘“五七”国耻的传单，一致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山东”、“打倒卖国贼”、“誓死不做亡国奴”等口号。１０日中午，中华大学、武昌高师等１５所学校代表在中华大学开会，讨论声援北京学生爱国义举。会上决议各校代表分途募捐，陈潭秋所在的武昌高等师范共捐现洋１５０元。１２日晚，武昌高师、中华大学等１５校联合开会，成立了武昌学生团。１７日下午，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公推高师学生代表高鸿缙为临时主席，报告本会宗旨及筹备经过。下午４时，学联代表到省署请愿，提出“承认学生联合会组织”、“准许学生印刷宣传品”、“省府立即致电北京政府，力争山东和青岛主权”、“准许学生组织游行大会，露天演说”等四项要求。１８日下午１时半，武汉学生３０００余人在阅马场集会游行。陈潭秋带领武昌高师英语部学生，手持“争回青岛”、“灭除国贼”、“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誓雪国耻”等各色小旗，沿途散发武汉学联宣言和传单。３０日，武汉学联召开特别会议，议定组成学生演讲队，分途演说，武昌高师学生演讲队负责武昌各路演讲。陈潭秋等在台上慷慨陈辞，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和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台下各界听众潸然泪下，怒火满腔。许多市民自动送茶送果，慰问学生。学生们激动地说：“救国属于国民天职，只要大家齐力进行，胜过茶果。”一位人力车工人还情不自禁地高呼：“学生万岁！”
学生们的爱国义举，吓坏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湖北督军王占元，他扬言对游行、讲演、罢课的学生，“捉到即枪毙，拼着一个督军，一定要办到格杀勿论的地步！”他还严令各校采取开除、停伙、提前放假等卑劣手段破坏学生运动。但在陈潭秋等的领导下，学生们无所畏惧。６月１日起，武汉中等学校以上学生概行罢课，各校演讲队沿途搭台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学生演讲队受到武装军警的横加阻拦，并捕去学生多人，高师学生陈开泰被刺刀戳穿两腿、小腹，重伤住院，中华大学、湖南中学学生多人受伤，酿成“六一”惨案。６月４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惨案情况通电全国。６月７日，武昌高师以全体学生的名义发出电文，痛斥“王占元、何佩瑢横杀学生，解散学校”的罪行，强烈要求罢除王占元、何佩瑢，“以谢国人”。这时，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委会通知武汉学联派４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武汉学联随即推举４名代表，赶赴上海参加会议。是时将要毕业的陈潭秋邀集同学与学生代表一道赴上海参观学习、交流学运经验。
二
１９１９年夏，陈潭秋和学生代表一道来到上海。处在五四爱国运动热潮中的上海，就像这里炎热的气候一样，６万上海工人大罢工的怒火烧得正旺。陈潭秋冒着暑热走访了许多学校，参加了上海学生的活动，访问了一些学友和同乡，交谈了参加五四运动的体会和今后的打算。
一天，陈潭秋通过武昌高师同班同学倪季端（又名倪侧天，与董必武是同乡）的介绍，结识了也在上海的董必武。陈潭秋与董必武虽是第一次见面，但由于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向往和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是一致的，故一见如故。董必武是１９１９年２月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被害一事向孙中山和有关方面申诉而来上海的。到上海后，他又受旅沪湖北同乡组织的湖北善后公会委托，和张国恩一道主持会务，住霞飞路渔阳里路南湖北善后公会机关内。其时，李汉俊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到上海，与詹大悲同居渔阳里路北。李汉俊、詹大悲均是湖北人，他们常到善后公会去，因此，董必武与李汉俊等常有交往。李汉俊在日本帝国大学学习期间，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啊，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李汉俊向董必武读了许多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介绍了当时所能找得到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和进步报刊。董必武又把这些书刊介绍给陈潭秋阅读。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等人反复对比研究了中国和俄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他们开始认识到俄国革命是实行“阶级革命”，搞“群众运动”，搞“人民武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而中国之辛亥革命，是单纯利用军阀，缺乏广大群众的基础。他们也分析了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中国政治形势，一致认为“中国还是要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要唤醒民众”，要在工农和学生中做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工作。他们商定回湖北后，先从“办报纸，办学校，鼓吹革命，教育青年”入手。８月，陈潭秋、董必武和张国恩等人先后回到湖北武汉，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从上海回武汉不久，陈潭秋就从武昌高师毕业了，他没有考虑先去谋个什么职业，而是邀集林育南、肖仁鹄、刘艺祖等人，带着传单和道具，回到了家乡，向群众宣传，发动贫苦农民。陈潭秋认为：我们必须认清革命运动之民众力量，要一反以前英雄时代之鲁莽起义挥三尺剑的态度，要积极唤醒民众之力量抵御列强进而由民众夺取政权，推翻封建统治，立新社会基础。他们先后在黄冈县的陈宅楼、八斗塆、杨鹰岭、回龙山等地，搭台讲演、唱文明戏、分撒传单，揭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罪行。整整一个月，陈潭秋和同伴们夜以继日地奔波在巴水河畔、烽火山麓的广大贫苦农民之中。他们的宣传活动，给广大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贫苦农民中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种。
陈潭秋在老家小住不久后便回到了武汉，他邀集几位同仁创办了湖北人民通讯社。他以记者的身分，走街串巷，深入工人住宅区，进行社会调查和新闻报导。
１９１９年深秋，董必武回到武汉，邀请陈潭秋、张国恩、倪季端等办报纸和筹办武汉中学。他们原打算在汉口办一份四开大报纸，后因集资困难，办报未成。几经周折，于１９２０年春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涵三宫街南面小巷的前清支郡师范甲丙堂旧社，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陈潭秋担任英文教员兼任乙班级老师。他和学生们生活在一起，对学生们谆谆教导，循循善诱，成为学生们的良师益友。他们开办这所学校是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陈潭秋曾对进步学生说过：“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十月革命，就等于是聋子、瞎子，找不到路。”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培养下，这些进步学生中有不少人先后参加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汉中学成为湖北共产党的中心”。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陈潭秋、董必武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感组织起来的必要性。１９２０年８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接着，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约请他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同时，上海发起组又让途经上海回武汉的刘芬（伯垂）到汉后筹建武汉地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陈潭秋、刘芬等经过多次交换意见，认真商讨，决定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
１９２０年秋的一天，董必武、陈潭秋等７人在武昌抚院街三号（现民主路）董必武和张国恩合开的律师事务所内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上海发起组拟定的党纲草案１５条，还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介绍十月革命的小册子，研究了发展组织的问题。会议经过酝酿提名，选举了小组负责人，包惠僧为支部书记，陈潭秋分管组织工作。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以小组成员为骨干，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活动，成立了一个公开活动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后参加研究会的达２０余人。接着，在董必武、陈潭秋领导下，又建立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大中学校先进青年２０多人参加，由陈潭秋负责。他以团员为骨干，在各校建立了读书会，组织师生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入门》等书刊。在这些组织每周一次的集体活动上，陈潭秋经常作报告，进行辅导，传播马克思主义。
１９２１年２月，陈潭秋、恽代英、黄负生等人发起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该刊以改造教育和社会为宗旨，反对尊孔读经，倡导民主与科学，宣传妇女解放，鼓吹劳工运动。陈潭秋写的《赶快组织“女界联合会”》、《“五一”底略史》等重要论文在该刊发表，对促进当时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陈潭秋还和倪季端等人创办了共进中学，并在该校兼职任教。这段时间，陈潭秋还先后在湖北女子师范和高师附小兼课。由于陈潭秋的工作，他所在的高师附小成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在进步知识青年中成了思想的主流。
１９２１年６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来信，邀请两名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寄来２００元作为代表们的路费。是时，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包惠僧已由上海去了广东，由董必武召集小组成员会议。经过酝酿，一致推选董必武、陈潭秋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不久，董必武、陈潭秋一道乘船东下，于７月下旬（２０日左右）到达上海。根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安排，他俩住在法租界的蒲柏路博文女校楼上（现为太仓路１２７号）。后来陈潭秋回忆说：“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开的，大会进行了四天，讨论的问题是：当时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章程以及发展组织问题。”李汉俊的家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０号（现望志路１０６号）。会议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讲话，他说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语。陈潭秋一面认真地听，一面给坐在身旁的董必武转译马林的讲话内容。在讨论中，陈潭秋认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会议进行期间，他们发现有一个可疑的人窜入会场。陈潭秋回忆说：“我们马上警觉到来人可疑，立即收捡文件分途散去，只有李汉俊与陈公博未走。果然，我们走后不到十分钟，有法华捕探等９人来李汉俊家查抄，但除了公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外，没有抄出其他可疑的东西，所以并没有逮捕人。”当时陈潭秋、董必武和大家一道机警地迅速离开了会场，各人分散找旅馆住宿。第二天，这些代表都不约而同地来到环龙路老渔阳里２号陈独秀（此时在广州，没有参加大会）家里探听消息。经过磋商之后，他们决定缩短会期，转移会址。陈潭秋回忆说：“我们原定会期是七天，被侦探发现后，决定缩短为五天。但是在上海我们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到了上火车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变计，到离上海约３００里之嘉兴城下。嘉兴有一个南湖，经常有人雇船游览。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船，并预备酒食，在船上开会。”会议最后一天，在讨论对待孙中山的态度问题肘，代表们发生了争论。陈潭秋主张应将北洋军阀政府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区别对待。多数代表赞同他的见解，会议确定了如下的方针：“一般的对孙文学说应有批评的有区别的对待。但他个别的，实际上进步的行动应拥护，采取党外形式的合作。”会议期间，陈潭秋还同各地代表联系，交换意见。会议“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了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但在过渡阶段的斗争策略上，不但不拒绝而且应当积极组织无产阶级来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决定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并以职工运动为中心工作。”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党的“一大”闭幕后，陈潭秋和董必武回到武汉，成立了工作委员会，作为武汉地区党组织的临时领导机关。１９２１年冬，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区执行委员会，陈潭秋主管组织。同时，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作为共产党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
三
中共武汉区委成立后，陈潭秋分管组织工作，他以教师身分为掩护，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
武汉地处我国中部和长江中游，是粤汉、京汉两大铁路的交结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我国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五四运动后，武汉进步的知识青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就开始注意了对武汉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１９２０年２月至９月，先后发表《武汉的工厂调查》、《武汉工厂纪略》、《汉口苦力状况》和《武昌五局工人状况》等调查报告。报告以血和泪的实事控诉了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也教育了革命者自己。武汉区委成立后，陈潭秋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并将工作的重点放在铁路工人上，先是派人到郑州、北京与当地同志合办了铁路工人补习学校，接着又派人深入到粤汉路徐家棚工人住宅区，找工人谈心，创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项英在江岸办了工余夜校。不久，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成立了“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１９２１年９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举行了胜利的罢工斗争。１２月，汉口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斗争又取得了胜利。１９２２年２月，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到１９２３年１月，爆发了近２０次工人大罢工。罢工斗争风起云涌，掀起了武汉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罢工高潮中，武汉工团联合会于１９２２年７月下旬成立，１０月１０日改名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下属３０余个工会团体，计有会员６万余人。
陈潭秋在发动武汉工人运动的同时，极力主张改革旧的教育制度。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２日，他在上海《国民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私有制度下的教育运动》的评论文章。他认为“在私有制度底经济组织下，教育是决不能普及的，义务教育是决不能实施的。”原因是：“经济在私有制度的社会中都集中在少数资本家底手里”，他们“恐怕平民受了教育，有了知识，要革他们底命。”陈潭秋号召大力做“改造社会经济的工作，把改造私有经济制度与改造社会教育结合起来。”
陈潭秋还大力推崇妇女运动，号召“赶快组织‘女界联合会’”。当时他就教于湖北女师，就同刘子通、黄负生等启发女师学生起来反对这个湖北的封建堡垒，掀起了女师学潮。１９２２年２月，在陈潭秋等进步老师的鼓励下，女师进步学生徐全直、夏之栩等发动全校同学举行请愿罢课，示威游行，并包围了校长室，与校长王式玉面对面的斗争。陈潭秋还发动武汉学联，组织各校支援。这次女师学潮震动了武汉三镇，持续了８个月，最后以反动校长王式玉被驱逐，答应了学生的大部分条件而宣告结束。
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陈潭秋参与领导了这次罢工斗争。
１９２３年２月１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陈潭秋等率武汉各界代表团及一个乐队前去参加。成立大会遭到了军阀吴佩孚的无理阻挠与破坏。为了更好地与军阀吴佩孚作斗争，京汉铁路总工会在宣告成立后，移至汉口江岸办公，于是江岸成为党领导京汉全线总罢工斗争的中心。中共武汉区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指派陈潭秋、林育南等参与领导和协助京汉铁路总工会临时办公处的工作。２月４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开始，陈潭秋等发动武汉的工团、大中学校学生以及新闻界、妇女界声援罢工斗争。武汉各界代表组成慰问队，络绎不绝地前往江岸，慰问罢工工人。２月６日，武汉１８个工团和学联的队伍在陈潭秋、林育南和许白昊等率领下，齐集江岸召开了声援罢工斗争万人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２月７日，军阀吴佩孚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当反动军警围攻江岸工人俱乐部办公室时，陈潭秋机警地指挥夏之栩等人巧妙地撤退到安全地带，他自己却在江岸一直坚持到深夜。
“二七”罢工失败后，陈潭秋等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为保存力量，党把陈潭秋等一批已公开身分的干部调离武汉，派往安源等地工作。
１９２３年夏初，陈潭秋来到安源，同李立三、刘少奇等一起从事安源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兼安源路矿俱乐部代理窿外主任和教育股副股长等职。１９２３年６月，陈潭秋去广州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京汉铁路“二七”惨案的报告，总结了这次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大会后，陈潭秋回到安源。他十分重视对工人和工人子女的教育工作，大力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为安源工人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为了教育工人认识自已肩负的责任，鼓舞工人斗志，陈潭秋在１９２４年“五一”节前夕编写了一首《五一纪念歌》，歌词是：
五一节，真壮烈，
世界工人大团结！
发起芝加哥，
响应遍各国。
西欧东亚与美洲，
年年溅满劳工血！
不达成功誓不休，
望大家，齐努力，
切莫辜负五一节！
这首歌在安源的学生和工人中广为流传。这一年安源工人、学生在“五一”游行时，就是高唱着这首雄壮的《五一纪念歌》阔步前进的！
四
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党的中央局指示，取消原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汉口、武昌两个地方委员会，直属党中央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陈潭秋从安源调回武汉，主持武昌地方委员会工作。１９２４年９月的一天，中共武昌地区党员代表大会在长江江心一只木船上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陈潭秋、吴德峰、聂鸿钧、许之桢、袁溥之等２０余人。会议就党如何适应革命统一战线策略，迎接即将到来的工农群众运动新高涨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武昌地方委员会，陈潭秋为委员长。地委下设：国民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年农民运动委员会、军事工作委员会等。
在中共汉口地委、武昌地委的领导下，武汉地区党组织有较大的发展。陈潭秋在武昌亲自发展了王健、王秀松、董觉生、戴克敏等人入党。后来他又深入到黄冈，建立了陈宅楼党小组和八斗塆党小组，发展了肖仁鹄、胡亮寅、陈学渭、陈防武等人入党，并陆续建立了陈宅楼、杨鹰岭、金龙寺、上巴河、但店等党支部。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发表文章，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低估了农民的力量，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自愿把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资产阶级，还错误地把国民党右派当成左派。针对陈独秀的右倾观点，陈潭秋于１９２４年１２月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国民党底分析》一文。文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国民党的历史、现状和本质，指出改组后的“国民党本是各阶级联合组织的政党。因各阶级底经济背景不同，故其阶级性也必然不同，所以党内分出派别，是必然的现象”。他认为国民党有左、中、右三派，我们应该依靠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以发展壮大革命阵营力量，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右的和“左”的错误。
１９２５年１月，陈潭秋出席了党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陈潭秋返回武汉后，一面积极开展武汉地区的统战工作，一面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积极发展党的组织。陈潭秋积极协助董必武组建国民党基层党部的工作，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他们把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赞成国共合作的人，发展为国民党员，叫做“入民校”；把斗争中有突出表现、拥护共产党纲领的人，发展为共产党员，叫做“升大学”。在陈潭秋的协助下，湖北的许多县、区相继建立了国民党的基层党部。１９２５年１月，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长，陈潭秋任组织部长，钱介磐任宣传部长，陈荫林任农民部长，宣中华任工人部长，吴德峰任军事部长，袁溥之任妇女部长。为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加强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楚光日报》创刊。董必武任社长，陈潭秋参加社论委员会，撰写社论，用革命的思想发展革命群众运动。为推动武汉各界群众和人民团体参加反帝统一战线，武汉反帝大同盟于１９２４年９月５日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公推董必武为主席，陈潭秋任执行委员。１９２５年３月ｌ２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不久，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就在北京另组国民党同志俱乐都，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３月２２日，陈潭秋在武昌公祭孙中山时发表演说，指出：目前国民党的任务，“首先在巩固党的组织以发展革命事业，反对一切分裂本党之主张与行动”，而冯自由的分裂党的行为，“系根本违背本党的纪律纲领之叛党行为，同志须一律认清与以反击。”这一演说为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发展革命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１９２６年７月９日，国民革命军主力出师北伐。１２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各阶层革命民众巩固联合战线，采取各种方式支援北伐。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陈潭秋在武昌办了北伐宣传训练班，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分往鄂南各县，发动农民支援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北伐军抵鄂前夕，湖北成立接应北伐军的特种委员会，董必武任主席，陈潭秋参加其中工作。９月初，北伐军攻克汉口、汉阳，包围了武昌城。陈潭秋及时地把武昌城内的许多同志转移到汉口，自己却和一部分党员留在武昌城内，作北伐军的内应。１０月１０日，北伐军对久围的武昌城发起总攻，陈潭秋在城内发动群众，在大油桶内燃放鞭炮惊吓敌人，同时策动被围士兵倒戈。敌军在我方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之下土崩瓦解，北伐军胜利攻克武昌，敌军自陈嘉谟、刘玉春以下１万余官兵均被俘获。１１月１日，陈潭秋发表了《审判陈刘诸逆》的文章，指出：陈嘉谟、刘玉春是吴佩孚的傀儡，应交人民审判，他们是罪有应得。
五
１９２７年１月，根据党的工作需要，中央曾调陈潭秋任江西省委书记。同年４月中央又将他调回武汉，继续担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长。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危机也日益严重。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潭秋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革命的紧急关头，陈潭秋奔走呼号，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阴谋，抨击党内陈独秀的右倾错误。６月１２日，他出席湖北省农民协会在武昌召开的执委扩大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致词，严正驳斥国民党右派的所谓“农民运动搞糟了”的反革命论调，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畏缩，誓本革命初衷，与各农友携手前进，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们。”７月１０日左右，张太雷、陈潭秋等主持召开了武汉地区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布置了应变措施，决定让已公开身分的党员立即撤离，有的去苏联，有的去九江追赶叶挺、贺龙的部队；身分没有公开的党员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
１９２７年７月中旬，陈潭秋参加了党中央在武昌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后，按照中央的安排，顺江东下，追赶参加南昌起义的同志，去江西迎接新任务。路过黄冈团风时，陈潭秋与陈荫林上岸召集了黄冈县委扩大会议，部署了参加起义和转入地下斗争等事宜。之后，继续乘船东下，经九江到达南昌。７月２１日，中共江西省委在南昌成立，陈潭秋任书记。这时，党中央已决定江西省委不公开活动，转入地下，配合南昌起义。
８月１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了。８月５日，起义部队相继南征后，朱培德反动军队疯狂反扑，形势十分险恶。陈潭秋遵照“八七”会议的精神，大力恢复、整顿各级党组织，准备秋收暴动。省委还制定了专门工作计划，以加强对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领导，使江西党的工作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
六
１９２８年春，陈潭秋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徐全直在省委妇女部工作。不久，陈潭秋夫妇又奉命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同年６月２６日，陈潭秋以中央巡视员身分到顺直巡视工作。８月，陈潭秋圆满地完成巡视任务，返回上海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为了进一步整顿北方党的组织，１０月，党中央再次派陈潭秋和徐彬如一道去天津北方局。中央已决定撤销北方局，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以“谭少连”名义代行北方局工作。１２月，周恩来取道上海到天津，准备在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六大”精神。月底，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举行，会议最后成立了新的顺直省委，陈潭秋任宣传部长。
１９２９年７月，陈潭秋被调回党中央后，又被派往青岛和满洲等地视察工作。８月１９日陈潭秋抵青岛时，设在青岛的山东省委已被破坏。陈潭秋经过日夜奔走，才与市委取得联系，并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组成了临时省委、改组了市委。山东临时省委和青岛市委的恢复和中央指示的传达，为山东、青岛革命斗争的继续开展打下了基础。８月底，陈潭秋从青岛到达沈阳。他首先找省、市委传达了中央关于中东路事件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巡视任务，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４日回到上海。不久，调中央组织部任秘书，协助部长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１９３０年８月底，陈潭秋被再次派往沈阳，任满洲省总行委书记兼管组织工作。１９３０年９月，他参加了结束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后，他又返回满洲纠正“左”倾错误，开展党的工作。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７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北满特委会上被捕。在狱中他立场坚定，对党无限忠诚，领导狱中同志与敌人进行斗争。最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陈潭秋等人于１９３２年７月全部获释出狱。陈潭秋回到上海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
１９３３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移到中央苏区，并决定陈潭秋等也到中央苏区工作。陈潭秋的夫人徐全直因临产，不能同往，暂时留在上海，后不幸被捕。她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狱中受尽酷刑，但她坚贞不屈。翌年１月，壮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党委委员兼教员，不久调任福建省委书记。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１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陈潭秋出席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粮食人民委员。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分局，陈潭秋参加分局工作，项英任分局书记，领导留下的４万多红军和地方部队继续坚持斗争。１９３５年２月５日，中央作出了《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分局关于中央苏区及其附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指示分局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分散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决定让陈潭秋以中央分局特派员身分和谭震林一道，率部分红军向上杭西北突围到闽西南，与张鼎丞部会合，开展游击战争。陈潭秋在突围途中，不幸跌下悬崖，头部和耳朵受伤。后历尽艰险，在福建永定县与张鼎丞领导的部队会合。１９３５年４月底，陈潭秋主持召开了闽西南地区党政军代表第一次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的指示精神，并结合闽西南的形势，作出了决议。最后，根据陈潭秋的提议，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闽西南党、政、军的领导。
鉴于陈潭秋身负重伤，久治不愈，组织决定送他到上海治病。
１９３５年７月，陈潭秋到达上海不久，接到了党中央派他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通知。８月初，他与陈云、杨之华等人从上海出发，乘客轮到海参崴，改乘火车于８月２０日左右到达莫斯科。这时共产国际“七大”已闭幕，陈潭秋就参加了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奉命留在莫斯科，进入列宁学院研究班学习，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七
１９３９年５月，陈潭秋奉调取道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回延安。７月，他在迪化时，党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工作，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在新疆，他化名为徐杰，肩负重任，投入了一场新的特殊的斗争。
陈潭秋来到新疆时，正值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嚣张一时，国内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投降活动不断发生。这时，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集团勾结蒋介石，恶化同我党的统战关系。陈潭秋遵照党中央指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领导在新疆的党员和群众，同盛世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潭秋首先抓了革命队伍内部的教育工作。他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抓紧“新兵营”的训练，为抗日前线输送人才；另一件是加强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健全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到１９４０年初，他把经过训练的“新兵营”的３００多名指战员，妥善送回延安，奔赴抗日前线。在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教育方面，他把分散在天山南北３１个县的党员，分别按地区成立党小组，严格党的组织生活，根据党中央整风运动的精神，开展整风学习，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党员思想水平。随着新疆局势的恶化，在整风学习中，陈潭秋特别注重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通过整风学习和革命气节教育，大大增强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争取斗争胜利的信心。
１９４２年８月底，蒋介石、盛世才勾结反苏反共最后拍板成交。于是，盛世才公开撕下了一切伪装。９月１７日，盛世才派军警包围了我党集中驻地。随后，军警们以“督办请谈话”为名，把陈潭秋、毛泽民等五人“请”去，接着就把我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包括病残人员和家属小孩共１６０余人，全部软禁起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新疆事件”。
陈潭秋被软禁后，深知情况的严重，特别是在新疆的党员同志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于是他设法与外面的人员取得联系。当知道外面的人员也被软禁后，陈潭秋便利用病号外出看病的机会带信给张子意、方志纯等，要他们坚定斗志，不要上当，提出了“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斗争口号。
１９４３年２月７日，盛世才把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关进了迪化第二监狱，接着又把我党在新疆的其他人员也关进了黑牢。在狱中，陈潭秋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盛世才妄图软硬兼施地逼陈潭秋屈服，但都没有得逞。当盛世才威逼陈潭秋招供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的内幕时，陈潭秋斩钉截铁地回答：“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绝没有这回事！”他历数我党在新疆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执行“六大政策”，发展经济，进行地方建设，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生动事例和业绩，揭露敌人的诬陷。敌人对陈潭秋施以“坐飞机”、“压大杠”、“灌辣椒水”等酷刑，陈潭秋坚贞不屈，铁骨铮铮。接着，敌人又采取“车轮战术”，一连数十天对陈潭秋进行昼夜审讯，使他极度疲劳，但当他稍一合眼，敌人便用烈性阿姆尼亚熏醒。穷凶极恶的敌人使尽了所有招数，也没有从陈潭秋口中得到任何对他们有用的东西。而陈潭秋的凛然浩气却使狱中卒役个个敬佩地说：“你们共产党员亚克西！”
１９４３年９月２７日，军阀盛世才凶相毕露，下达了秘密处决的罪恶命令。当天深夜，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在狱中被秘密杀害。陈潭秋牺牲时年４７岁。
陈潭秋烈士的遗骨，解放后被找到，经确认后，被安葬在乌鲁木齐市南部的烈士陵园中，墓前竖立着刻有董必武亲笔书写的《陈潭秋烈士之墓》的大理石墓碑。陈潭秋烈士家乡——黄冈的群众自动捐资，在陈宅楼竖立了一尊陈潭秋全身铜像，以表示对烈士的怀念和崇敬。
（胡云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