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亦农，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领导人之一。１９２１年冬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１９２７年７月，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１９２８年４月，在上海龙华刑场壮烈就义，时年２６岁。
一
罗亦农，又名善扬，字慎斋，号振纲，１９０２年５月１８日出生在湘潭县易俗河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罗子厚，当过团总，管过公堂，后在易俗河镇开碓行，做谷米生意，还与他人合股开过一家杂货铺。罗亦农从小同母亲住在乡间，７岁开始读私塾，由于不喜欢那种死记硬背的读书方式，爱听人讲故事，爱看小说，尤其崇敬那些疾恶如仇、正义凛然的英雄人物，曾在一本魏碑字帖上写下“铲除恶势力”五个大字。１１岁时，罗亦农到湘潭下摄司向家塘郭月钦门下读书。郭月钦知识渊博，思想开明。几年时间，罗亦农学到不少历史、地理、时局等方面的新知识，也懂得了一些为社会鸣不平的新道理。他看到父亲为人刻薄，锱铢必较，便在自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存得天良，蒙庆受福；放开眼界，创业成家”，对父亲进行讽谏。
１９１６年，罗亦农满１４岁时，考进了湘潭益智学校。这所学校是美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以讲授英文和神学为主。罗亦农不愿听那些荒诞的神学课，也不愿做“礼拜”，更厌恶教会对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限制。１９１７年底，他毅然退学，离开了益智学校。１９１８年，他曾数次到省城长沙求学，但都未能如愿。年底，他向家里提出到上海读书的要求。父亲不赞成，请来乡邻长老劝阻，并于１９１９年春节为他完婚。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他外出求学的决心，在婚后４个月的一个夜晚，他悄悄地离开家，奔向久已向往的上海。
罗亦农到上海后，先在一所中学念书，后因父亲不肯寄钱接济，他被迫辍学到法租界马斯南路吴兴里一家小报馆当校对工人。这里自学条件好，能看到不少书报杂志，他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学习到不少政治、经济、哲学、自然等方面的知识；同时，还通过《新青年》、《劳动界》等杂志，阅读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的书。罗亦农很佩服陈独秀，通过多方打听，得知陈独秀的住处，几次到环龙路老渔阳里２号登门求教。陈独秀也很喜欢这位热情好学的青年，介绍他参加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
这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选送一批青年赴苏俄学习，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６号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知识。罗亦农参加了这个学社。１９２０年８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他和刘少奇等人一起参加了青年团。
１９２１年春节前，罗亦农从上海回到家乡，筹借去莫斯科学习的经费。他父亲认为这是“光宗耀祖”的好机会，给了他１００块银元，岳父也给了５０块银元，亲朋好友也纷纷解囊，凑集了４００块银元。罗亦农邀了好友袁达时一起赴上海。不久，罗亦农等２０多个青年从上海起程，乘日轮经长崎去海参崴，再经伯力辗转到达莫斯科。罗亦农被分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班”学习。
东方劳动大学是一所培养干部的政治学校，斯大林担任名誉校长。当时，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非常艰苦，白天上课，夜晚冒着严寒到街上站岗，星期日还要去工厂做工。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思想波动，有的甚至想退学。可罗亦农却始终充满着信心，还不断地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努力学习。他严于律己、乐于助人的思想作风，很快博得同学们的信任，不久被选为“中国班”的负责人。就在这年冬天，罗亦农和刘少奇、彭述之等先后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后来，“中国班”党团组织旅俄支部成立，罗亦农被选为支部委员。
罗亦农原来的英语、俄语基础就比较好，加之来莫斯科后的勤学苦练，很快就能听懂俄语讲课和阅读俄文书刊，并能帮助当时任助教兼翻译的瞿秋白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困难。１９２２年底，罗亦农拜访了来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张太雷等人，并代表留学生向他们汇报学习生活情况，和同学们一道倾听他们关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介绍，受到很大鼓舞。１９２３年，东方劳动大学中国语言组成立，罗亦农被留任语言组书记，负责来俄学习的中国同志的组织工作，并兼任翻译和在“中国班”讲授唯物论课程。
１９２４年夏天，罗亦农和“中国班”学员一起来到莫斯科近郊一所别墅度暑假，并组织翻译布哈林的《共产主义ＡＢＣ》和其他理论著作。在这里，他以旅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身分，会见了前来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国际运输工人大会的中国海员代表林伟民，询问香港海员罢工情况，请他给“中国班”全体学员作了“实行罢工，与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报告，并介绍林伟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５年３月，罗亦农回到上海。４月中旬，他被党中央派到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会议结束后，罗亦农留在广州，任中共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委员。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由陈延年、周恩来、罗亦农组成“临时委员会”，策划和具体领导了省港大罢工。１０月，罗亦农以广东代表身分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１２月到上海，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
在上海工人连续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的战斗中，罗亦农几乎倾注了全部心力。江浙区委在他的主持下，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和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３日，在上海组织了两次工人武装起义，由于军阀的残酷镇压和工人力量准备的不充分，而遭到失败。为准备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２月２３日成立了由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参加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最高领导机关。３月２１日凌晨，罗亦农代表区委发布命令：“今天正午１２点，全市实行总同盟罢工，并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上海人民终于击败了敌军警武装，打垮直鲁联军，占领了整个市区，取得了武装起义的伟大胜利。在接着召开的庆祝大会上，罗亦农宣布了市民政府成员名单，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现在的上海，再不是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上海，也不是无聊政客、右派们的上海，是我们自己的上海，是工人阶级的上海了！”
３月２６日，蒋介石到上海，４月１２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４月１４日，罗亦农在北京路泥成桥附近的平桥旅社，召开上海各区委、各支部负责人紧急会议。会上，罗亦农代表江浙区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黑暗是暂时的，上海８０万工人是杀不完的，总有一天，人民会向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军阀讨还血债，并鼓励大家要树立信心，坚持战斗。４月中旬，陈延年接任江浙区委书记的工作。不久，罗亦农以中共江西省委代表的名义，到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
在党的五大上，罗亦农被选为中央委员。开会期间，他和毛泽东、任弼时等进行过多次交谈。一次，罗亦农指着毛泽东向湖北的一位女同志问道：“你认识他吗？”那位女同志笑着摇了摇头。罗亦农带着称颂的口吻说：“他就是我们的‘农王’，不是海里的那个龙王，是专搞农民运动的大王。”
党的五大闭幕后，罗亦农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赶往南昌赴任。他到南昌后，就以登庐山要敢于攀登悬崖峭壁为比喻，勉励同志们要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斗争，并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应变准备。
１９２７年６月６日，驻江西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导演了一出将共产党人、革命分子“礼送出境”的丑剧，并以“参有不良分子”为由，派兵查抄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组织，砸封进步报刊，整个江西大有黑云压城之势。面对这种情况，罗亦农冷静、沉着，一方面将情况及时报告给党中央，另一方面机智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将省委及基层党组织转入地下坚持斗争，从而挫败了朱培德的反共阴谋。
当时，党中央从安全考虑，调换了罗亦农的工作，７月中旬任命他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到武汉时，武汉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汪精卫等人虽然口头上叫喊着“和平分共”，但事实上“武力清党”已经开始，从７月１３日在汉口新市场公开屠杀共产党员朱继武起，几乎每日都有革命者殉难。７月１９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制裁共产党的“训令”。８月２日，武汉国民政府更明令对“共产党员一经拿获即正典刑，决不宽恕”，并派军警封闭了在武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等群众团体，疯狂搜捕枪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工农革命群众，长江两岸溅满了革命者的鲜血。
罗亦农７月１５日这天与原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交接工作后，以商人身分作掩护，化名赵先生，住进汉口俄租界诺加碑路１２号（今珞珈山路１２号）二楼。这所坐南朝北的房子原是英商怡和洋行修建的一幢西式三层楼房，有若干门洞，每个门洞各占一个门牌号，诺加碑路１２号即其中之一，该房前有一个椭圆形大草坪，称兰陵花园，左侧即兰陵路，右侧通往黎黄陂路，交通便利。诺加碑路１２号是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所在地，是１９２７年９月湖北秋收起义的秘密指挥部。同年１０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亦设于此。罗亦农充分利用过去很少在武汉露面，地方反动当局辨认不出他的有利条件，积极活动，很快就落实了各级党组织的转移、整顿，建立起秘密联络点，安排好地下交通员，组织领导革命活动转入地下继续开展。
１９２７年７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决定南昌暴动后，同时决定武汉同盟罢工响应南昌起义”。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作为中央挽救革命危局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提上议事日程。根据中央的这一战略部署，刚上任的罗亦农主持湖北省委积极策划了这次总同盟罢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武力镇压，到７月底，武汉工人运动出现了“武汉纠察队自动解散了，工人领袖逃避一空了！在那时，有多天召集不起各产业负责人的会议……别说群众示威，就连动弹都无有可能了”的消沉局面。为了动员和组织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省委多次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培训骨干。罗亦农在酷热的暑天奔走于大江两岸，“终日舌敝唇焦，汗流遍体”，进行鼓动宣传，“消沉者多被其鼓动，遂能举行武汉三镇总同盟大罢工”。
８月２日，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爆发。参加这次罢工的，在武昌有震寰、裕华、一纱等纱厂工人及纱布丝麻四局的职工和许多商店的店员等，在汉口有印刷、染织、邮务行业的工人，在汉阳有兵工厂工人、车夫、码头工人等，罢工总人数在７万以上。“八二”总同盟罢工虽然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它显示了武汉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达到了牵制敌人兵力、响应南昌起义的目的。
８月７日，罗亦农跟着地下交通员来到俄租界三教街４１号（今鄱阳街３９号）。这座楼房原来也是英商怡和洋行修建的，时称怡和新房，楼后有小巷与诺加碑路相连。其时，一楼是印度人开的小店，二楼是武汉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农民运动顾问）洛卓莫夫和洛卓莫娃的住所。当日，即在洛卓莫夫住室内秘密召开了举世闻名的“八七”会议。会上，罗亦农和大家一起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讨论了工农运动和党的组织问题。
罗亦农在会议的发言中批判陈独秀主持党中央工作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说：“中央对于各种运动无一坚定的策略。我们时常有这样一个感觉：中国共产党无一坚决夺取政权的决心，我意党的机会主义根本出发于此。第五次大会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计太高，大会对小资产阶级估计得太高，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我看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作客者而不是革命的主人。中国共产党需要有布朗基主义的精神（意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赞扬布朗基主义者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笔者注）。”
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临时政治局，选出瞿秋白、李维汉、罗亦农等９人为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给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由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罗亦农领导湖北省委坚决贯彻会议制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恢复并发展了湖北地区的革命形势。
三
８月１５日，根据当时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高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是“普遍提高群众的情绪来夺取政权”，尤其是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的形势“已经到了暴动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在这三省，不仅要在农村搞暴动，没收土地，同时还要“实行普遍的城市暴动”。南昌起义军和广东农民联合，夺取广东；两湖农民在秋收时普遍暴动，先取得两湖中心的武长铁路，取得岳州、长沙，切断两湖关系，动摇湖南政权，完成湖南暴动，再联广东取湖北。这样，广东、湖南、湖北三省联成一片，全国即可改变形势，造成土地革命的新局面。
８月２１日，罗亦农向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湖北准备秋收起义的工作情况。会议同意罗亦农的意见，决定在鄂南、鄂西、鄂中发动秋收暴动，鄂南的暴动要与湘南取得联系。８月２９日，中共中央作出《两湖暴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目前两湖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形，纯是一个暴动局面，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发展。”“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长沙武汉两湖省委，应有一特别的暴动计划。”
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的两湖暴动计划的要求，罗亦农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在汉口诺加碑路１２号罗亦农住所开会，具体研究了湖北秋收暴动工作。罗亦农从全局出发，考虑到全省各地革命运动的实际基础，提出了暴动首先从鄂南打响的方案。鄂南包括蒲圻、咸宁、嘉鱼、崇阳、通山、通城等县，处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带，粤汉铁路即由此经过，与武汉邻近，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同其他地区比较，这里是湖北较早兴起农民革命运动的地方，北伐战争前后，这里受广东、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发展到武汉时，农民运动曾蓬勃一时，影响很大。首先在鄂南起义还有其重要意义：（１）可以和邻近湖南秋收起义相呼应；（２）易于影响武汉，牵制全省局势的变化。这个方案完全符合中央对湖北各地的起义“应从鄂南开始（九月十号），鄂南开始之一日，鄂中鄂西即须大暴动，与鄂南联络，创成一独立局面，威吓武汉，又或从鄂南攻岳州，威吓长沙”的要求，得到瞿秋白、李维汉的认可，很快得到湖北省委的赞同。
于是，罗亦农亲自主持制定了详细的《鄂南农民暴动计划》，派吴德峰、黄赤光赴鄂南，加强鄂南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并在蒲圻成立鄂南特委，任命吴德峰为书记，符向一、黄赤光、谢一环、王钟为委员，机关设在蒲圻中伙铺，具体筹备武装暴动各项事宜。
８月底，罗亦农和农委主任任旭赴蒲圻，在莲花塘召开鄂南６县党的负责人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指导起义筹备工作，并决定１０天内举行６县联合暴动，将鄂南地区革命斗争推向高潮。会后，以蒲圻、咸宁、通山、崇阳等县农民协会会员为骨干，组织了鄂南农民革命军，聂洪钧任总指挥，曹正常任副总指挥，下分五路军，同时还成立了通城农民革命军、蒲圻农民革命军以及各地的土枪队、梭镖队、侦察队、交通队等农民武装。９月初，鄂南暴动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９月６日，罗亦农再次来到蒲圻莲花塘，主持召开各县党组织和农军负责人联席会议，宣布将各地农军统一整编为鄂南农民革命军，实行集中统一指挥，鄂南暴动的基本部队为咸宁五路农军（总司令聂洪钧）和蒲圻五路纵队（总司令漆昌元、军事指挥王钟），决定鄂南暴动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时举行，时间为９月９日。
９月８日，鄂南特委获悉，当晚将有一列火车从武昌开往长沙，途经蒲圻的中伙铺，车内装有子弹１５００发、饷银３００００元，押运敌军仅一班人，遂决定先行劫车以资军需，然后攻打蒲圻、咸宁县城。当晚，特委派黄赤光率领３００名农军，夜袭中伙铺车站，夺取敌人枪械银饷，打响了鄂南暴动第一仗。第二天，通城、崇阳、嘉鱼、蒲圻等县同时暴动，参加的农民群众总数达５万人以上。他们占领了汀泗桥、官埠桥、马桥等集镇，进攻咸宁城，夺取通山、通城等县城，并组织起革命政府，截断武（昌）长（沙）铁路交通达数十小时。
这次暴动，像一股红色风暴，席卷着鄂南大地。后来，暴动虽然被反动派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它却以公开的方式，第一次向当地农民展示出党的土地革命的旗帜，锻炼了党的干部、群众，对湖北全省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于１１月在鄂东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在鄂中、鄂西、鄂北等地都相继发生了农民暴动，后来在这些起义的基础上建立了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罗亦农主持湖北省委及一些特委在暴动前后提出的暴动失败即“上山”或向“边境退却”的主张和实践，成为此后武装割据思想的萌芽。
四
１９２７年９月底，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往上海。为了加强对长江中游各省革命运动的领导，同月２８日决定在汉口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由罗亦农任长江局书记；长江局在中央领导下代行中央职权，指挥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甘肃等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工作。１０月１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对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规定长江局的任务是：（１）“坚决发展土地革命”，这是长江局的“最大任务”；（２）“发展所属范围之职工运动，特别是武汉三镇，目前的主要工作为：发展经济斗争，建立秘密工会与工农革命夺取政权之宣传”；（３）“改造所属各级党部，特别要注意党内干部之培养与党员群众中提拔负责同志工作”。
１０月２日，罗亦农就任长江局书记。１０月上旬，湖北省委改组，中共中央决定陈乔年接任湖北省委书记，陈乔年因病未到职前由任旭代理。当时，大革命刚刚失败，各地来武汉找长江局的同志较多，罗亦农安排了几个地下联络站，设法接待这些同志，听取汇报，和他们一起研究斗争方针和策略。对那些在各地武装暴动中被冲散而潜来武汉的同志，罗亦农也想方设法找到他们，安排生活和工作。如贺锦斋等同志，参加南昌起义后率部南征，在广东被敌人打散，辗转到上海，党中央派他们到荆州地区开展武装斗争。路经武汉时，罗亦农想方设法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安排他们去监利、石首一带，配合当地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临行前，他还赠送给贺锦斋两支手枪，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下去。
为了推动革命形势的更快发展，罗亦农主持长江局于１０月２８日向所属各党委发出《最近政治议决案》，要求所属各省党组织，要加紧宣传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吸收大批工农分子入党，发展党的组织。１０月３０日，长江局又向所属各党委发出“第二次通知”，要求加紧贯彻《最近政治议决案》的精神，并制定出自己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
但是，罗亦农对城市暴动却持慎重的态度，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冲动的做法。当时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以瞿秋白为代表，发展了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情绪而滋长起来的急躁情绪，逐渐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１０月下旬，国民党新军阀为争夺中央权力和地盘，爆发了南京政府讨伐武汉唐生智的宁汉战争。这时，中共中央认为“宁汉战争有第二次发动工农群众整个的暴动夺取政权的可能”，遂指令两湖省委“立即召集省委会议，仔细讨论如何实现这一可能”，要“坚决勇敢的准备”。１０月２５日，宁方西征军不战而入安庆，汉方唐生智部队自安庆退入湖北。中共湖北省委在得知唐生智在安徽兵败的消息后，２６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在新形势下党的策略。会议“一致认定唐生智的崩溃很迅速的就要到来，整个湖北有局部骚动达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可能”，决定乘唐生智溃败之机，在武汉三镇举行武装暴动。１０月２７日，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布《目前紧急斗争决议案》，决议领导武汉工人立即发展普遍的斗争及骚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夺取政权的武装暴动，准备实现苏维埃政权。
正当湖北省委紧锣密鼓地准备武汉暴动时，１０月２８日晨，罗亦农去湖南巡视后返回武汉。当晚，罗亦农出席湖北省委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对武汉革命主观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后，态度鲜明地反对武汉暴动。他认为：新军阀混战与唐生智统治的日益崩溃，固然在客观上“是一工农群众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局面”，但从主观力量来看，我们的“组织力量与技术力量的准备不够”，武汉三镇“党的组织非常松懈，不能有领导群众的把握，工人运动还没有大大的发展。换言之，工人的情绪还没有从日常斗争发展到总斗争的形势；武装暴动的技术准备几乎等于零”，在农村“农民暴动还没有发展到割据局面，且未普及全省，群众的政治宣传非常之弱”，而城市暴动又必须“在到处农民暴动都起来的时候”，才易于取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即时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共青团省委代表刘昌群在会上提出，“党应坚决的决定在唐倒之时要领导群众起来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其他一切工作，均应照这总的策略为出发点，是充实这总的策略的各种工作”。对此，罗亦农答复说：“我们不要过于把敌人力量估计太低，我们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而发生冒险主义的行动，把暴动看作玩笑。”并强调指出：“现在应充分准备酝酿群众的革命高潮，然后才能说到暴动不暴动”，“现在是应长期的准备工作，不应马上暴动”。最后他表示，这不过是他个人的意见，问题还有待于长江局正式讨论后决定，对此，“省委尽可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应该有独立的主张”。
１０月２９日，罗亦农召集长江局会议，正式讨论宁汉战争期间党的策略方针问题。会议经过长时间讨论，陈乔年（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任旭（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常委）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表示支持罗亦农的意见。刘昌群因见与会者多数意见一致，也不得不表示同意罗亦农的意见。于是会议一致通过了罗亦农起草的《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认定目前的革命潮流，因受了相当的打击，“暂时不能有总的爆发”，党在目前策略上的主要责任是“积极领导工农以及一般的劳苦群众反新军阀战争，聚集与扩大工农群众的阶级力量，加紧一般的劳苦群众的政治的宣传，加紧乡村中土地革命之发展，创造一新的革命的大潮，准备一夺取政权的总暴动，但目前绝非继续总的暴动时期”。
１０月３０日，湖北省委召开省委会议，讨论《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会议“一致接受该决议案”，并依照该决议案的精神起草了《湖北省委最近的政治党务工作方针议决案》。议决案特别指出：长江局政治决议案强调目前情形不是马上暴动的局面，“这一点对于湖北工作上的指示，更非常之适当”，因之，省委决议当前湖北党的方针，不是马上暴动夺取政权，而是“积极领导发展农村及城市中的劳动群众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提高工人与农人的阶级意识，发展并巩固工农阶级本身的组织和战斗的勇气与经验，扩大党的力量，夺取敌人武装，准备群众的总暴动”，武装暴动被制止。
１１月１日，罗亦农出席共青团长江局、共青团湖北省委联席会议。刘昌群等在会上竭力争辩，反对长江局的决议，罗亦农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当有同志提出“如唐生智马上崩溃，我们是否可以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的问题时，罗亦农明确回答：“就是唐生智马上崩溃，我们主观的力量亦不能即刻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而是要夺取溃兵的武装，发展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斗争，发动一场总的暴动的局面。”
罗亦农制止“左”倾盲动的“武汉暴动”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罗亦农却遭到刘昌群等人的弹劾，被指责为犯了极其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１２月３日，共青团湖北省委的刘昌群、韩光汉又给团中央、党中央写了《对唐生智溃败前后长江局及湖北省委负责人指导工作的批评》报告，控告他们“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有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的表现”，要求党中央“严行考究”，依据１１月扩大会议“整饬政治纪律”之精神，“彻底查究”。
党中央根据报告中的指控，于１２月５日作出决议：（１）停止两湖巡视员罗亦农的职权；（２）湖北省委之常委停止职权，听候查办；（３）中央指定苏兆征、郭亮、贺昌３人组成湖北特别委员会，苏兆征为书记，负责查办过去长江局及省委的错误，负责召集湖北省委扩大会议，改组湖北省委，在省委改组期间，特委代行省委职权。
１２月９日，以苏兆征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特委到武汉，当即宣布中央命令，停止罗亦农中央巡视员职权和湖北省委常委的职权；并于ｌ２月１４日召开湖北省委扩大会议，改组省委，“揭发”罗亦农和湖北省委常委的“错误”。会上，陈乔年、任旭、黄五一等认为中央查办罗亦农和湖北省委常委“不应该只根据Ｃ、Ｙ之片面报告，而忽视过去省委及长江局之各种报告，且事先即停止职权，等于轻视省委及长江局”，“而今竟如此，我们认为查办是对的（不论是非如何），但此次之形式是不对的”，“有人说长江局及省委机会主义及军事投机，我们不敢接受。我们对于湖北扩大会的批评决议，有百分之九十是不能承认的”。会议经过三天激烈辩论，在部分同志坚决反对的情况下，作出了批评长江局和省委政策之错误的决议案，认为“长江局与湖北省委在工作与政策指导上，都犯有机会主义的严量错误”，“根据唐生智倒台时，长江局与省委之错误”，请示中央批准给罗亦农、陈乔年以开除中央委员的处分，给汪泽楷、林育南、任旭以开除省委委员和以严重警告处分，给黄五一、刘昌群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汉口第二区委书记曹祥华以警告处分。
由于扩大会议采取了错误的党内斗争方针和惩办主义的方法，对湖北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处理，因而引起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不满。罗亦农对湖北问题作了答辩，关学参等９位特委书记、委员联名向中央写信陈述了反对的意见，陈乔年、任旭、黄五一联合对湖北问题作了总答辩。中央在听取了湖北党内不同意见后，同时又鉴于广州起义和各地暴动的相继失败，于１２月２４日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确认：“在唐生智政权崩溃时，因革命主观力量薄弱，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罗亦农对湖北的政治指导没有犯机会主义的错误。”１９２８年１月３日，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肯定了长江局、罗亦农“反对马上暴动是对的”，批评了共青团湖北省委“只侧重客观方面的条件”而不顾及实际条件决定总暴动，“是有玩弄暴动的危险”。
五
罗亦农生长在农村，熟悉中国的农民，当他还在城市集中精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时候，便已注意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１９２５年，他在广州发表的《五一纪念与农民》一文指出：“农民，尤其是贫苦的农民，所受的压迫比一切人都大。天灾、兵灾之外，还要加上政府的苛税，地主的重租，债主的重利盘剥，劣绅的强迫敲诈等等。”“中国农民要从重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第一步责任就是打倒制造内战的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军阀，以谋民族的独立。”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只有很亲切地与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站在无产阶级的指挥之下，以扑灭他们共同的敌人。”从文中表露的思想观点来看，罗亦农是较早正确估量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较早认识工农联盟意义的杰出者之一。
罗亦农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湖南、湖北秋收暴动及南昌起义在广东的军事行动均已失利，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浪潮已经过去。在新的形势下，党的策略是继续进攻，夺取大城市？还是退回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以积蓄力量，待机而起？这在当时成为对革命进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问题。但是，中共中央制定的仍然是继续坚持“推翻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一切反动的政府”，在中心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标”的方针。罗亦农在冷静思考之后，对中央的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依两湖秋暴失败与广东失败及暴动力量之准备等情况，湘、鄂、赣、豫等省不宜有总的暴动，此时的策略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他在指导长江局所管辖的８省农村工作时指出：“积极发展土地革命，目前主要的争斗方法为实行与扩大游击战争，各省并须依照各省农民组织力量与敌人空虚的情形划成若干区域，动员大批党与团的同志前往指导，占据县城或割占数县以为各地土地革命发展之村镇。”
在罗亦农主持下，长江局从实际出发，对所属各省分别作了具体的细致的规划，绘制了在湘、鄂、赣、豫、皖等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蓝图。对于农运基础较差的安徽、河南则要求：目前主要争斗的方法应当是游击战争；对农运发展不平衡的江西指出：江西虽不能即刻举行大规模的总暴动，但须采用部分的不断游击战争，在占领某些城镇后，则须实行割据；对农民运动有基础，大革命失败后曾爆发声势浩大的秋收起义的湖南、湖北，要求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武装割据，并特别指出：只有在“各农民暴动较大的区域”，“建立群众组织的新形式的政权机关”，使暴动“发展到割据局面”，并“普及全省”，如此之后，“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如果“忽略了农村的农民割据的局面之发展”，则“于将来的总暴动之爆发是很有妨碍的”。
在罗亦农主持的长江局的正确指导下，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安徽等省委均加强了农村工作，按长江局的指示进行了具体部署。安徽省临委在六安、霍山地区农村迅速恢复、发展了党的组织和秘密农民协会、秘密农民武装，为１９２９年的“六霍起义”以及后来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河南省委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日发动了确山县刘店镇的农民暴动，暴动胜利后成立了确山县革命委员会，起义队伍编为确山农民革命军，并规定了使用游击战术以扩大民众力量，在四乡同时爆发游击战争，建立乡村的苏维埃政权，没收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分给贫农，还必须找一形势甚佳、可战可守之根据地点作为经常争斗之中心的方针和任务，后来正式成立了豫南工农红军，在豫南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江西省委根据长江局关于江西目前农民战争的中心为赣西南的指示，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下旬决定于最近期内发动以万安为中心的暴动，成立了万安县行动委员会。与此同时，罗亦农还调派余球为代表赴赣西南组织暴动。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６日至１９２８年１月９日间，党组织农民先后４次攻打万安县城，建立了万安县苏维埃政权和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１１月中、下旬，江西省委又在赣西发动了吉安县东固、延福的农民武装暴动，形成了以东固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湖南省委根据１９２７年１０月罗亦农亲自莅会指导作出的《湖南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关于湘西“在最近一、二月内即应创造一农民暴动割据的局面”，“以游击战争为主要的工作方法”的精神，整顿和健全了党的湘西特委，逐步恢复了湘西各县党的组织，保存和发展了若干零星的农民暴动队伍。由于湖南反革命力量强大和反动统治趋于稳定，湘西的革命斗争未能按《决议案》的计划完成，但仍为后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作了一定的准备工作。湖北省委在湖北秋收暴动浪潮过去之后，曾集中注意武汉城市工作，一度放松对于农村斗争的指导，为此受到罗亦农的批评、纠正。１０月中旬，省委得到黄安、麻城两县的报告，了解到两县尚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和很好的群众基础，遂连续派人前往巡视、指挥，于１０月底决定成立党的黄麻区特委，指示“尽可能的发动黄麻农民群众起来斗争，夺取溃败军的武装，占领县城”。１１月１３日，黄麻起义爆发。１８日，黄安农民政府成立。之后，起义武装在强敌围攻下退出黄安县城，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向黄陂转移，开始以木兰山为中心的游击战争。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战略退却，是由城镇转向农村、坚持长期武装斗争的有益尝试。随后，在河南光山县南部地处黄安、麻城、光山三县交界的柴山堡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
在当时，罗亦农当然还不可能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同时也没有看到全国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仍然不恰当地强调“目前革命潮流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对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也还缺乏明确认识，认为只要有“一个月至三个月的酝酿的大的革命潮流”，就可以“再来总的暴动”。他所提出的在湘、鄂、赣、豫、皖等省实行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的方针，也并不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根本转移，而仍是为在“最近的将来”举行总暴动创造条件。但是，在游击战争几乎没有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刚刚初创，农村暴动还普遍地被认为只是当前夺取中心城市的一种力量的情况下，罗亦农把农村工作提高到战略地位，明确提出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实现有政权、有武装的“割据”，指出只有在农村武装割据普及于全省的情况下才能举行总暴动的思想，对党从大革命时期的正规战争向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游击战争的转变，以及全党对中国革命新的道路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他在武汉主持长江局对于湘、鄂、赣、豫、皖等省关于游击战争、武装割据的实际工作部署，为诸省以后逐步形成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三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墓础。
六
１９２８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罗亦农于１月４日离开武汉去上海党中央工作。同月，在上海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亦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中央组织局主任。当时，由于罗亦农在上海的名声很高，一直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以万元之巨款悬赏追捕，所以特务、暗探、巡捕、叛徒无时无刻不在寻觅他的踪迹。但是，罗亦农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勇敢、机智地应付各种复杂情况，继续不辞劳苦地奔波在腥风血雨之中。
１９２８年２月间，党中央派罗亦农巡视两湖工作。他到了湖南、湖北的一些县、市，重点了解了农民运动开展的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以供党中央在制定全国斗争方针时参考之用。４月上旬，罗亦农出巡回到上海，又开始频繁地接待各地来沪的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商讨斗争的方针与策略。４月１５日上午，他来到地处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望志里的中央联络点机关，准备与山东来的同志接谈工作。以住家掩护联络点机关的何家兴夫妇，是一对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在这革命处于低潮的严峻时刻，他们叛变了，妄图通过出卖革命领导干部捞取一笔巨额赏金，到国外去寻欢作乐。于是，当罗亦农走进屋后，何家兴即悄悄地写了一张便条，叫保姆急速送至英巡捕房。片刻，一群凶神恶煞的巡捕冲进屋来，为头的英国特务洛克与叛徒交谈了几句之后，用手枪对准了罗亦农，凶狠地叫道：“你是罗亦农，我已经注意你两三年了，跟我们走吧！”罗亦农心里明白，敌人是冲着自己来的，早一点离开此地，山东来的同志就少一分危险。于是，他神态自若地向门外走去。
第二天，上海许多中、外报纸都刊登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反动当局欣喜若狂，发出“首要已擒，共祸可熄”的狂叫。这是党中央迁到上海后遭到的第一次严重破坏。中央立即组织营救，但由于罗亦农身分已经暴露，敌人十分重视此案，格外加强戒备，营救未能奏效。４月１８日，罗亦农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在陆军监狱署。敌警备司令钱大钧一面电告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一面布置军法处长裘某出马进行审问，他们连续审问了三次，均一无所获。４月２０日，蒋介石回电，命令将罗亦农“就地处决”。４月２１日下午，上海龙华刑场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如临大敌。罗亦农穿着整齐的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在敌警备司令派来的特务营一个排的押解下，从容地步入刑场，英勇就义。
出卖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夫妇，手中还掌握着十几处机关地址，对党组织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央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严惩叛徒。４月２５日清晨，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率领红队闯入何家兴夫妇的住宅，将从梦中惊醒的何家兴当场击毙，其妻贺稚华受重伤。
罗亦农牺牲后，党组织派人安葬了他的遗体。就义前，罗亦农曾用暗语写了一封信，由狱中同志传出后，交给了党组织。另外他还给家属留下了一份遗书，上面写着：“学我之所学，以慰我。”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期望。
为了深切悼念罗亦农，党中央在１９２８年５月３０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二十期上，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悼罗亦农同志》专文。文章写道：“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文章高度评价了罗亦农的革命精神，指出：“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反动派吴稚晖等提起罗亦农三字为之齿颤。他的死是莫大的损失！”
（张广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