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年，安徽怀宁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１９２２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员。１９２７年９月，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１９２８年２月，因叛徒出卖被捕，６月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时年２６岁。
一
陈乔年１９０２年诞生在安庆城里一“名门望族”家庭。陈乔年的父亲陈独秀，字仲甫，才智出众，性格刚强，年轻时就受到西方民主主义的影响，积极从事革命的宣传鼓动和实际活动。母亲高晓岚，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对子女教育有方，要求严格。高晓岚共生子女５人，陈乔年居三，陈延年居长，五弟陈松年。
陈乔年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安庆度过的。陈乔年大约在五六岁时，祖母和母亲便送他入私塾读书，辛亥革命后才进入新式学校。从童年时起，陈乔年就和哥哥陈延年生活、学习在一起，直到他们留学回国后才分开。陈乔年自幼好学，勤奋苦读，加上叔祖父的指点和哥哥陈延年的帮助，因而学业进步很快。
陈乔年性格活泼开朗，喜欢逗趣打闹，与哥哥陈延年恰恰相反，但两人在思想和志向上却是一致的。陈乔年虽然从小受的是封建教育，但他看到了社会的腐败黑暗，从小就对封建制度强烈不满。爱国志士仁人为反抗黑暗社会所进行的前仆后继的斗争，又激励和启迪着他那改造黑暗社会、救国救民的志向。在这方面，陈乔年受哥哥陈延年进步思想影响比较深。
１９１２年，袁世凯篡权后大肆打压革命派，妄想恢复帝制。革命派在孙中山领导下，掀起了讨伐袁世凯的活动，当时安徽都督柏文蔚响应号召举兵讨伐袁世凯。１９１３年，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讨袁失败后，柏文蔚、陈独秀被迫亡命日本。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占据安庆后，即派人到陈独秀家搜捕其子，扬言要斩草除根。陈乔年和陈延年弟兄俩听到报信，随即逃往怀宁乡下躲避，才免遭毒手。此时，陈乔年才１１岁，陈延年也刚满１５岁。这场灾难在弟兄俩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对残暴的封建军阀有了切身的体验，更加激起他们对封建制度和军阀统治的痛恨。
１９１５年，陈独秀由日本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不久，他就把陈乔年、陈延年弟兄俩接到上海读书。弟兄俩辞别祖母和母亲到了上海后，陈延年进入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学习法语。陈乔年因年岁较小，没有合适的学校可读，就由父亲自教，同时也跟着哥哥学习。１９１７年，陈独秀应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赴北京任北大文科学长，陈乔年和陈延年弟兄俩则继续留在上海读书，开始过独立生活。不久，兄弟俩都考进了震旦大学，继续学习法语，同时也学习其他课程。陈乔年和陈延年在上海时，仅靠父亲每月支付的１０元钱维持生活，所以弟兄俩不得不节衣缩食，同时课余还得找点工做，以补不足。艰苦的生活，使他们养成了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对人热情诚恳，乐于助人的性格。
为了寻求革命真理，陈乔年和陈延年除学习法语和文化知识外，还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各种介绍新思想的书刊，研究各种新思潮。当时，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流传比较广，且因其标榜反对剥削阶级的黑暗统治，主张实行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新社会，因而对陈乔年和陈延年的思想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弟兄俩花了极大的精力研读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还误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学说是救中国的“良药”，一时间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忠实信仰者。１９１９年１月，陈延年和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郑佩刚等人在上海组织了无政府主义的“进化社”，创办了《进化》杂志，开展宣传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活动。在这方面，陈乔年虽然不如陈延年活跃，但陈乔年始终支持和参加哥哥为宣传无政府主义、建立无政府主义团体所进行的活动。
１９１９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陈乔年没有直接参加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他和陈延年是支持广大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的。父亲陈独秀因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被捕，弟兄俩得知消息后没有感到意外，而是认为为革命作出牺牲是所有爱国的志士仁人应尽的责任。
１９１９年下半年，陈乔年和陈延年弟兄俩被当时在全国逐渐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所吸引。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弟兄俩决定赴法勤工俭学。他们的决定得到了父亲陈独秀的赞同。由于共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关系，陈乔年弟兄俩的行动受到吴稚晖的器重。吴稚晖亲自写信给上海华法教育会工作人员沈仲俊，大力推荐陈乔年弟兄俩，希望华法教育会给予帮助。１９１９年１２月下旬从上海启航的一艘法国邮船，载着陈乔年、陈延年等又一批赴法青年，经过４０多天的航行，于１９２０年２月初到达法国马赛港。２月３日，弟兄俩到达法国首都巴黎。巴黎的生活费用十分昂贵，弟兄俩共租一间楼房，自己生火做饭。开始弟兄俩在巴黎半工半读，不久就迁往里昂，在里昂附近一家工厂里一面当翻砂工，一面学习。此时，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不景气状态，工厂开工不足，失业人口增加，找工作难，工资又被资本家七折八扣，到工人手里的钱就更少了，生活难以为继。陈乔年弟兄俩和其他勤工俭学的学生一样，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生活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坚持学习下去。
陈乔年和陈延年弟兄俩到法国来本想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以便用以“指导”改造中国社会。但是，当他们在法国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大量事实却使他们逐渐感到，无政府主义不仅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反而愈来愈成为阻碍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绊脚石。对无政府主义的失望，促使陈乔年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从１９２１年起，他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并转向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陈乔年利用他对法语熟练，阅读了大批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逐渐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有了比较深的理解。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对他震动很大，并使他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空想，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若干年后，陈乔年对朋友回忆起自己在法国的思想发生变化时说，当时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虽然都有巨大的抱负，却各有自己的思想倾向。他和陈延年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一部分人信仰共产主义，还有一些人则是俾斯麦铁血主义的信徒。陈乔年还说：“当时法国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都有法文版本，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介绍俄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书刊也很多。大家买到后，互相介绍，互相传看，争相阅读，……思想认识发生巨大变化。我和延年便逐步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相信马克思主义了。”
１９２２年上半年，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积极进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筹建活动时，获悉陈延年、陈乔年的思想有了转变，便积极争取他们参加即将成立的团组织。６月，陈乔年和陈延年出席了旅欧的共产主义者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举行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一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在“少共”的领导下，又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出版了“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陈乔年、王若飞等人晚上做工回来后协助印刷、装订。
１９２２年秋，经当时已是法共党员的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陈乔年、陈延年、王若飞、赵世炎、肖三等５人正式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此后，陈乔年等人便经常出席法共的会议，按时过组织生活，交纳党费，还多次参加法共领导的群众游行活动。不久，中共中央派廖焕星带信赴法，正式承认参加法共的中国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陈乔年等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第一批成员。
二
１９２３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决定派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等１２人赴苏联学习。４月上旬，陈乔年等顺利抵达莫斯科，随后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该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经济学、俄国共产党历史、国际职工运动史、自然科学、俄语等课程。是年夏，陈乔年等人来到莫斯科附近的一个苏维埃农场歇伏时，他还和肖三合作，根据法文和俄文，将《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为《国际歌》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中间的传播作了重要的贡献。１９２５年初，奉中共中央之命，陈乔年离开莫斯科回国。
１９２５年春，中央派陈乔年到北京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不久改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５月３０日，上海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北方区委和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发动和组织北方工人、学生、市民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１１月，鉴于整个革命形势的高涨和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国民军倾向革命，李大钊、赵世炎等提出，联络国民军并发动北京群众，举行“首都革命”，以推翻段祺瑞反动政府。但中共北方区委正式讨论这一建议时，陈乔年发表不同意见。他认为：北京的群众运动虽有很大的发展，但群众的组织还不够完备，尤其是群众自己的武装还未建立起来；国民军虽倾向革命，力量亦不够强大，态度也不坚定；而以奉系军阀为主的反革命力量，由于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仍有强大的力量。因此，他认为“首都革命”时机不成熟，应待时机成熟后再作考虑。但区委否定了陈乔年的意见，通过了立即发动“首都革命”的决议，并决定由赵世炎、陈乔年等组成行动委员会，以准备和指挥这一重大斗争。后来，“首都革命”遭到失败。实践证明陈乔年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意见是正确的。
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北方区委领导北京各界２００多个群众团体，在天安门前举行了示威大会。会后，北方区委又组织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的亲自率领下，到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请愿遭到段祺瑞政府军警的镇压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当场死伤二百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八”惨案。在这次事件中，正当陈乔年全力指挥群众转移时，一个敌人突然挥刀向他刺来。他躲闪不及，胸前被刺伤，鲜血染红了衣衫。同志们立即把他送进医院治疗，可他在医院只住了几天，便匆匆出院继续为革命奔走。
１９２６年下半年，陈乔年被选为北方区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后，他又调到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１９２７年４月底，陈乔年去武汉参加了党的“五大”，在会上他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之后，陈乔年留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李维汉部长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
三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陈乔年异常悲愤，特别是陈延年的牺牲，使他万分难过。但他没有被压倒，他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里，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勇往直前，投入新的战斗。
陈乔年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在会上，他对他父亲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参与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会后，党中央调陈乔年到湖北省委工作，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当时省委用主要精力收集被打散的党组织，进行恢复整理工作，并提出了“恢复党员的数量”的口号。在省委领导下，重建各地党组织，指挥各地武装暴动。９月，省委书记罗亦农调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乔年任湖北省委书记。不久，陈乔年患了伤寒病住进汉口德国医院治疗，由任旭、林育南先后代理书记职务。病愈后，陈乔年顾不得休息就投入了工作。１１月上旬，省委代理书记任旭代表湖北省委赴上海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１１月扩大会议。１１月２２日，任旭回到武汉，并在省委全体会议上传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中央改组湖北省委的决定。新的湖北省委由陈乔年、任旭、郭亮、余茂怀、黄五一等５人组成常委会，陈乔年仍任书记，省委机关驻汉口。省委常委改组后不久，省委派魏人镜到黄安（今红安县）传达省委有关黄麻起义后的指示。此时，中央巡视员罗亦农来汉指导工作，他和省委一起研究部署，准备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党中央根据刘昌群、韩光汉控告长江局、湖北省委犯有严重机会主义错误的报告，决定由苏兆征（书记）、郭亮、贺昌等３人组成中共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１２月９日，宣布停止湖北省委常委职权。
１９２７年秋，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搬回上海。不久，陈乔年亦被调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当时江苏、上海地区的环境极为险恶，陈乔年经常变换地址和斗争方式，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使上海、江苏地区党的各级组织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巩固。
在上海，陈乔年见到了被撤销党内领导职务，而且还没有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的父亲陈独秀。陈乔年坚决反对他父亲的错误观点。有一天，陈乔年和爱人史静仪去父亲的秘密住所看望父亲。谈话中，他对父亲提出了严肃的批判，说：“你过去执行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看法也是错误的。”陈独秀性格刚强，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父子俩各不相让，开展了激烈的对辩，结果是不欢而散。陈乔年夫妇饭也没吃，就气着走了。陈乔年夫妇走后，陈独秀对妻子说：“你看，儿子竟教训起老子来了！”
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６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主持下，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了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与此同时，上海总工会也在酱园路召开各区特派员及各产总主任联席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两个会议的会址。出席会议的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等１１人全部被捕。当天，陈乔年被关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２月１７日被引渡至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拘押在天字监一号牢房。在这里，陈乔年化名王某，敌人搞不清楚他的真实身分，叛徒唐瑞林没见过他，也不认识他。这时，敌人抓进了另一革命同志，敌人也搞不清他的身分。为了弄清楚陈乔年和那位革命同志的身分，敌人将叛徒唐瑞林也一起“捕”进监狱，并将其和陈乔年先押在同一间牢房内。叛徒入狱后，寻找机会与陈乔年谈话，企图找出破绽。陈乔年十分警惕，叛徒没有得逞。有一次，唐瑞林突然问陈乔年：“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看你的口音很像。”陈乔年马上识破了对方的诡计，机警地回答道：“我是中国人。”叛徒无可奈何，又没有得到什么。后来，狱外的党组织经过调查，搞清了唐瑞林这个叛徒的真面目，及时告诉狱内同志，唐瑞林遭到众人的臭驾，使他无处藏身，敌人只得把叛徒撤走。
当时在狱中的同志中，只有陈乔年和周之楚两同志是叛徒不认识的。因此，郑复他等人便计划由周之楚顶替陈乔年的职务，以瞒过敌人，让陈乔年早一点出狱。周之楚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就在把这个计划实施时，身为华侨大商人的周之楚的父亲，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紧急赶回国内花钱托人营救。结果，使敌人弄清了周之楚的身分和姓名，陈乔年也就暴露了。陈乔年多次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的组织，请求党不要再为营救他费心和花钱了。陈乔年身分暴露后，敌人为了从他口中获得我党的机密，曾多次对他进行审讯，并施以各种酷刑。但他总是从容冷对，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陈乔年为鼓励狱中同志坚持革命气节，经常给大家讲古今中外坚持气节的故事，使同志们深受教育和感动。党中央曾派罗亦农主持营救，后罗亦农也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营救工作被迫中断。
不久，敌人将陈乔年、许白昊、郑复他等人单独监禁，将其他犯人另解漕河监狱。难友们知道陈乔年等人即将被敌人杀害，问陈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道：“对家庭毫无挂虑，对党的尽力营救表衷心感谢。”他还泰然自若地叮嘱难友们要注意身体，认真学习，准备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１９２８年６月６日下午，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英勇就义，年仅２６岁。与此同时被杀害的，还有许白昊、郑复他烈士。
陈乔年被害的消患传开后，激起了广大工人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怒。６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发表悼文指出：“上海无产阶级及中国民众，对此三同志之死，是无须乎哭泣的。他们牢牢记住，他们将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以红色的恐怖，对待这些统治者，为陈、郑、吴三同志以及以前牺牲的诸同志复仇！”表达了广大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和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
（胡云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