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南，湖北黄冈人。中国早期职工运动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１９２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代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１９３１年２月，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时年３３岁。
一
林育南，又名毓兰，号湘浦，笔名相拂、育南、林根、根等。１８９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光绪二十四年冬月初三）生于湖北黄州迥龙镇林家大湾。
林育南的祖父林志高，出身贫寒，靠种田织布（板带）为生。父亲林协甫，排行第三，读过私塾，后来在汉口当学徒，习经商，在汉口黄陂街迥龙寺１３号开设了“林协兴色布行”，为黄州迥龙一带的农民代售布匹，代购棉纱。他是一个爱国商人。林育南的生母华氏，贫苦农民家庭出身，林育南襁褓时，她就与世长辞了。继母袁昌恒，在林育南的开导下，思想进步，经常为武汉党组织传送情报，掩护同志，党组织在他家开会，她还亲自站岗放哨。
林育南秉性聪慧，从小热爱学习，成绩优异，教过他的李卓候（李四光的父亲）先生称誉道：“林育南是我平生最得意的弟子。”１９１１年，林育南考入黄州（现黄冈县城）洋学堂。他为辛亥革命潮流所鼓舞，断然剪去自己头上的辫子，并邀约同学，宣传民主共和思想。
１９１５年，林育南考入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学习。其时，新文化运动已经波及武汉，影响到中华大学。他一跨进中大校门，就感到耳目一新，陶醉在新文化运动中。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８日，恽代英发起组织了“互助社”。这是五四运动以前在武汉地区出现最早并有过较大影响的进步社团，也是当时全国最早和影响较大的进步社团之一。１０月２４日，林育南参加互助社，成为互助社里的活跃分子。
林育南是《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之一，受到的影响也较深。他曾深有体会地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到曙光一样。”他认为，救国救民，只有少数人的觉悟是不够的，必须宣传发动广大群众，共同奋斗。他决心“不揣愚陋，发一个大愿，做一项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在１９１９年３月，他和胡业裕、魏以新、汤济川创办了《新声》半月刊。《新声》是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是全国响应北大新思潮的先驱者”。
紧接着，林育南和恽代英等一道，在武汉领导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５月６日晚上，他们商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６００份，第二天张贴在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并以开运动会的名义在中华大学运动场举行了“五七”国耻纪念会。这一天，他们又收到北京朋友黄晓峰叙述北京五四运动的来信。林育南当即把这封信贴在中华大学门口的“揭示栏”上，激起了全校师生的爱国热情，因此也引起了与校监余家菊（国家主义派）的一场斗争。他后来回忆说：“在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三日——五月七日——我住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接着北京友人的信，报告‘五四’的情形，并请求我们响应，作一致行动。当时我把这封信贴在揭示处以布告同学，余家菊先生以‘校监’的资格和权威，干涉禁止，我和他再三交涉，但最后他竟用强力把这封信扯掉了。他的理由是‘怕官厅干涉，于学校和他的地位有危险！’然而余先生的权威，竟胜不过‘时代的潮流’、‘群众心理’的大力，‘五四’运动终于普遍全国……”
５月１７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在中华大学正式建立，林育南被选为学联负责人之一。第二天，武汉学联领导全市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持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林育南等又积极地领导和组织了武汉学生的“六一”罢课斗争。在领导武汉学生坚持斗争的同时，林育南与恽代英等又积极号召商界罢市，支持爱国学生。在他们的宣传发动下，６月１０日，汉口开始罢市，至１２日，武昌也全体罢市。在罢市的日子里，林育南等同学每天都到市面了解情况，研究斗争动态，肚子饿了，就随便买块烧饼或一碗热干面、豆粉丝充饥。
６月１６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建立。不久，全国学联给武汉学联来函，要求加派两名代表，前往工作。武汉学联当即推选林育南等两人前往，并由林育南代表武汉学生联合会发表了《武汉学生联合会意见书》。
１９１９年９月，林育南从上海回到武汉，和互助社的成员创办了另一个新刊《向上》。与此同时，他又在自己的家乡八斗塆一座家庙里创办了浚新学校和一所通俗演讲社，实施理想的教育和宣传农民地位的改造。１１月，他和恽代英等一起，在原中华大学书报贩卖部的基础上开始筹建利群书社，于１９２０年春正式营业，地址设在武昌横街头１８号。这是武汉地区和长江中游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重要基地之一。继利群书社以后，林育南又与恽代英、林育英（张浩）等同志，在武昌大堤口创办了利群毛巾厂。
１９２０年９月，林育南考入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当时北京正在开展“社会主义论战”，随着论战的深入，他愈益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常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刘仁静（原互助社成员）一起研讨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的改造等问题。１９２１年４月２１日，他在给利群书社朋友的一封信中，汇报了他们在北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讨论是用“平和运动”（改良主义）还是用“大破坏的激烈运动”（暴力革命）的方法改造社会时，林育南认为“须同时并进，互相为用，不可缺一”。但是在具体解释时，他又强调，“阶级的利害太冲突了，仅用和平的运动奏效甚难，而且太慢”。同年６月，他在给恽代英的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共同生活”的主张，认为共同生活既不可能，也没有实现的必要，并诚恳地批评了恽代英的《未来之梦》一文中的观点，开诚布公地说，靠共同生活的扩张和发展教育、实业来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进而严肃地指出：“我们这种理想是仿佛对的，但审察社会情形和我们的力量，恐怕终久是个‘理想’，终久是个‘梦’呵！”
１９２１年７月，林育南从北京回到武汉，和恽代英、李书渠、林育英等一起积极倡议，于７月１６日至２１日在黄冈迥龙山八斗塆浚新学校，召开了受利群书社影响及有联系的各团体代表大会。长沙文化书社派易礼容参加。在恽代英、林育南等主持下，会议着重讨论了建立革命团体问题，决定成立共存社，确定其宗旨为“以积极切实的予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
１９２１年７月，林育南获悉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便申请并加入党组织，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二
党在“一大”召开后不久，成立了一个公开领导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林育南参加了武汉分部的组织领导工作，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他深入到徐家棚及粤汉路北段各站进行调查，了解工人的疾苦、工作情况和要求，联系工人的悲惨境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还和施洋、李书渠等在徐家棚创办了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亲自讲课，教育工人认识自己的力量，鼓励他们团结斗争。在林育南等同志的指导帮助下，徐家棚铁路工人建立了“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
１９２１年９月，粤汉铁路小工在联合会的支持下，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举行了罢工。北洋军阀政府妄图以高压手段扑灭罢工火焰。洋总管英国人卡墨尔克对工人的要求置之不理，还将首先罢工的机车处８１名工人全部开除，这激起了全路工人的公愤。于是，机车处的８３７名工人全体罢工，武长段全线瘫痪。在职工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工人们一方面进一步向路局提出了改良待遇等１５个条件，限２４小时答复；一方面又通电驱逐洋总管。经过工人团结一致的斗争，北洋军阀当局交通部派人调停，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
１９２１年５月１日，汉口人力车夫６０００多人为反对车行加租曾举行罢工，１２月１日再次举行同盟罢工。林育南、施洋等深入汉口租界，召开人力车夫代表秘密会议，制定罢工计划，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各租界车夫选出他们各自的领袖，维持他们的团体，进行斗争。虽然车行资本家勾结反动当局，捕去车夫多人，极力压迫他们上工，但车夫们团结一日较一日好。工会向资本家提出３项要求：“车夫会成立，不得干涉；取消加价议案；原租减价为６００文。”罢工坚持了７天，取得了胜利。
武汉因人力车夫和铁路工人两大罢工，开了当地一个新纪元，职工运动从此有一个顺利的发展。主持者林育南和施洋功不可没。
１９２２年５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林育南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为建立武汉工人的统一组织日夜辛劳。同年秋，汉阳铁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扬子江机器厂工会、江岸铁路分工会、徐家棚铁路分工会等２０多个工会组成“武汉工团联合会”。林育南兼任该会秘书主任，总理一切会务。
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后，领导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再次举行了胜利的大罢工。粤汉路鄂段铁路局长王世堉，在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排斥外地工人，肆意虐待，无故处罚，甚至开除工人。９月６日，徐家棚、岳州、长沙、株萍四处的工人俱乐部召开联席会议，成立粤汉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准备罢工。其时兼任徐家棚工人俱乐部负责人的林育南参加了联合会的领导工作。９日，罢工正式开始，在徐家棚设立了罢工总指挥部，由林育南、施洋、郭亮（粤汉路岳州工人俱乐部秘书）、何叔衡（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等负责罢工的领导工作。罢工历时１７天，声威震动江南北国。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０日，湖北各工团联合组成了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林育南被选为秘书主任。由林育南、施洋创办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机关报——《真报》，“以代表全国被压迫、被蹂躏、被损害之大多数同胞的利益为职志”，“以拥护工人及一切无产阶级之利益为天职，成为湖北武汉工人的喉舌”。１０月１６口，汉口英国香烟厂３０００多工人，因女工遭到无理侮辱，愤然出厂，结队游行，举行大罢工。林育南、施洋等具体指挥工会与工厂主谈判，签订了条约，取得了罢工胜利。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该厂工人因洋资本家自食其言，撕毁条约，又举行了第二次大罢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出面调停，林育南派律师施洋以仲裁人的身分，与洋资本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他们２２日签订条约，罢工斗争再次取得胜利。英租界花厂数千工人、大冶下陆铁矿工人等与此同时也相继举行了大罢工。“武汉工人运动在全国产业工人运动中后来居上，进入极盛时代。”
１９２２年４月９日，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具体领导下，由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发起，在长辛店召开了成立京汉全路总工会第一次筹备会。８月１７日在郑州召开第二次筹备会，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根据党的指示，林育南、许白昊以《劳动》周刊记者的名义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参加了指导筹备处的工作。林育南参加了草拟总工会宣言和章程草案以及组织大纲、办事细节等工作。１９２３年１月５日，复在郑州召开第三次筹备会，决定２月１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１月３０日晚，林育南和陈潭秋、施洋、李求实、李汉俊、许白昊率领武汉各工团和新闻界、学生界１６０余人，前往参加总工会成立盛典。帝国主义走狗、军阀吴佩孚强令禁止工人开会。２月１日，工人代表奋不顾身，冲破武装军警的重重包围，拥入会场，宣布总工会成立。吴佩孚竟派兵强占工会会所，且不许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什物尽被捣毁，工人代表完全丧失自由，甚至饮食不得。当晚，总工会党团召集紧急会议，决定４日实行全路同盟总罢工，将总工会移江岸办公。林育南以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成员的身分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会后，他和陈潭秋等即率武汉代表返汉，积极为罢工作准备，并直接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临时办公处”的工怍，和总工会的其他负责人一起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敬告本路员司》、《敬告旅客》等传单。
２月４日，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执行总工会的指示，下达了罢工令。罢工开始后，林育南等召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紧急会议，商讨声援京汉铁路工人。６日，武汉各工团、各界群众代表组成慰问队，在江岸刘家庙举行慰问大会。林育南、施洋等发表重要演说，鼓励工人群众同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坚持斗争。
２月７日，吴佩孚、萧耀南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血洗江岸，林祥谦等３０余名工人壮烈牺牲，２００多工人中弹受伤，武汉各工团也相继封闭。２月１５日，施洋也英勇就义。
二七惨案后，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为继续进行战斗，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在上海设立了驻沪办事处。在林育南、项德隆（项英）等主持下，办事处编写了《二七工仇》，详实记述了二七罢工英雄史实；辑录了罢工的各种文稿、照片，讴歌了二七烈士的革命精神，鞭挞了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教导工人阶级牢记血海深仇，坚持把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
１９２４年１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林育南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青年部干事，从事青年工作。不久，根据党的指示前往上海，参加《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
林育南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怎样打倒帝国主义》的论文中指出，中国革命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切不反对帝国主义或与帝国主义妥协的人们或团体，我们必要认为他们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而不反对军阀，是大大的错误，反对军阀而不反对帝国主义，尤其天大的错误……不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如何能打倒？不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从何着手？”他进而又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必须“对内，要团结一切民众革命的势力：最富于革命精神的是劳苦的群众——工人；次则最占多数最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农民；再则是少年刚锐、具有革命勇气的学生；最后是在帝国主义屈服之下有觉悟的资产阶级——商业工业家。此外就是受生活压迫而卖身送死于军阀的军队，以及退伍而流散的兵士”。总而言之，“我们和帝国主义没有妥协调和之余地，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必要打倒军阀；要打倒帝国主义必要对内团结一切民众革命的势力于一个革命党的指挥之下，对外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
林育南的这些论述，言简意深，向中国青年明确地指出了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以及如何革命的策略等问题，这对形成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革命高潮到来，林育南参与了五卅运动的领导，在上海工人总工会担任宣传工作。他还深入工厂，组织工人办认字学校，亲自上课。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北伐军占领武昌。就在这一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宣告成立。１９２７年１月１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林育南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前一天的预备会上，他向代表报告了筹备经过，当选为大会秘书长，并在正式会议上作了宣传教育问题报告和童工及女工问题报告。大会最后选出省工会负责人，林育南为宣传主任。
适值这次会议召开之际，１月３日，汉口发生了英国水兵枪杀我同胞的严重流血事件。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参加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怒不可遏，在刘少奇、林育南等的领导下，召开声讨会。林育南在会上发表演说，怒斥帝国主义罪行，并指导大会秘书处草拟了《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提出了“请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等六项条件和“立即实行抵制英货，对英经济绝交”等五项办法，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以最大的努力．扑灭此人类公敌世界恶魔之英帝国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１月５日，武汉人民占领了英租界。刘少奇、林育南立即组织慰问队前往租界慰问，并派出３００多名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当天，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了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公安、行政事宜。
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武汉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标志着湖北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林育南从实践中认识到，要使工人阶级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必须造就一批有一定理论修养和文化水准的工人干部队伍。根据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他积极从事宣传教育工作，主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培养工会骨干，聘请刘少奇、李立三、恽代英等讲课，并亲自讲授《工会应用文》课程。同时，为加强对工人进行教育，他主持制定了《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展工人教育的宣传大纲》，在武汉各工会中建立工人学校５３所，还出版了《工人导报》、《工人画报》、《工人教育旬刊》等通俗报刊。林育南除指导编辑人员工作外，还亲自审定各种稿件，撰写文章。
４月２７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林育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５月，泛太平洋劳动大会在汉口召开。旬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了太平洋劳动大会秘书厅，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林育南任秘书长，主持起草开幕词和其他决议。５月２６日，大会正式开幕。来自日本、朝鲜、法国、苏联、美国、英国、爪哇等国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华全国总工会派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和林育南等参加。这次会议是国际工人组织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促进了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友谊及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９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是时，国内政治形势异常紧张，继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隐藏在武汉国民政府内的汪精卫集团也日渐反动，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者陈独秀一味迁就和顺从国民党，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反动凶焰。在这中国革命危急的关头，６月１日，林育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加紧筹备工作。６月１８日，在“血花世界”（现民众乐园）召开预备会，他报告了这次会议的筹备经过。会上通过由李立三、苏兆征、邓中夏、林育南等组成政治委员会，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大会宣言和政治决议案；还由邓中夏、林育南等组成教育宣传委员会，负责起草教育宣传决议案。６月１９日，大会正式开幕。２９日，选出李立三、邓中夏、林育南、刘少奇、项英等３５人为全总执行委员。３０日，全总第四届新执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苏兆征为委员长，李立三、林育南、邓中夏等９人为常委，接着召开第一次常委会遴选林育南为秘书长。
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归于失败。林育南等不顾敌人悬赏通缉的危险，转入地下，与罗亦农、向警予等组成湖北新省委，担任宣传部长，并代理省委书记。他秘密深入工厂、街道和学校，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并出版秘密刊物《长江》，指导战斗。他还参与领导湖北的秋收暴动。年底，奉党之令，转战上海，投入新的战斗。
四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７日至１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林育南为大会秘书长。他与李立三、项英等领导筹备了这次会议。大会开幕后，林育南受党中央的委托，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祝词。祝词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明确指出了工人阶级和工会在当前的斗争任务，最后庄严地宣告：“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站在革命的前面，始终要执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使命，而与本阶级密切联络的向一切敌人进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战斗！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奋斗！”
五次劳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倡议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立即复信表示赞同，遂由党中央和全总委派罗章龙为筹备主任，林育南为秘书长。林育南大造革命舆论，与罗章龙主编全总机关刊物《劳动》，发表文章，宣传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意义，讴歌苏区和红军建树的丰功伟绩。１９３０年５月３１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秘密正式举行，通过了苏维埃政纲、劳动保护法、土地法、扩大红军决议案等，还发表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这些文件，渗透了林育南的心血。
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红军利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之机急剧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在新的形势下，“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已经是全国工人阶级与革命民众的当前任务了”。于是，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全总的支持下，“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在１９３０年秋天正式成立，林育南任秘书长，负责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为了迷惑敌人，掩护革命，苏准会实行机关家庭化。林育南化装成湖北皮货商人，为一家之长，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在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任弼时、恽代英、王稼祥等的指导下，苏准会秘书处草拟了《宪法》、《劳动法》、《土地法》和经济政策、外交政策、肃反政策以及联合农民士兵群众的策略等决议草案。
１２月初，林育南由皮货商人改称广告商人，化名李少堂，从上海出发，取道杭州、衢州（现浙江衢县），准备经赣东北苏区到中央苏区，参加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其时，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２３日，林育南抵衢州，稍事休息，急行至通往赣东北根据地的咽喉——江山，终因通往江西的一切道路为国民党军队封锁，根据党的指示，只有重返上海。
１９３１年初，林育南回到上海，投入到党内反对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他在离沪准备去中央苏区之前，曾给时任北京市委秘书长吴化之的信中直言不讳地尖锐指出：“中国革命如果让他们这伙‘挂羊头卖狗肉’的人来领导，前途将不堪设想。”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最近校务改革的事（笔者注：指党内斗争）……这一切都是我很关心的。”回到上海时，他在１月初的一封信中说：“现在校务很有新的发展，而有待吾人之努力者更切。因此，这些时我要费力参加。”
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晚，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林育南和何孟雄、李求实、龙大道、欧阳立安、张金保、罗章龙等及江苏省委机关负责人旋即开会，商量办法，反对四中全会的选举，并发表声明，揭露王明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内民主的行径，反对王明阴谋篡党夺取，反对四中全会的合法性。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说：“我们这些时真是忙呵！每天总是到处跑，个人的许多事都放着，为的是要将校务彻底改造一番。虽然我们的努力已有相当的成功，然后（距）我们的期望尚远的很！这是要长期的努力奋斗，当然不是马上可以成功的。”
王明教条主义者凭借手中的权力，大搞宗派主义，对所谓“反对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将他们统统打成“右派”，并开除党籍（林、何等因被捕，故未作出书面决议）。林育南、何孟雄等并没有屈服于王明的政治压力，仍然坚持斗争。他在一封信中形容这场尖锐、激烈的党内斗争说：“太忙了，几乎‘废寝忘餐’……敌人与朋友之分者‘几希’，这比拿着枪在阵地上开火还要残酷，‘阶级的生活’，决定我如此。”
五
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７日，林育南等７位同志在上海东方旅社（现南湖旅社）３１号房间开会，继续研究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问题。由于叛徒告密，不幸全部被捕，和他同时或稍后被捕的还有何孟雄、李求实、欧阳立安、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等共３６人。
林育南等当即被拘禁于老闸捕房，１９日经北浙江路的公共租界特别法庭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总公安局，１１时便由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提审。在敌人的法庭上，他们从容自若，毫无惧色，乘法官暂时还没有摸清情况之机，各自编好了一套假口供，用以欺骗敌人。
林育南被列为第三号被告。审判开始，审判长推事宋源满脸奸笑，狡诘地问道：“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吗？”
“我没有什么罪！”林育南斩钉截铁地回答。
“看来你是不肯就范啰！”
“这是什么意思？”林育南不卑不亢，从容不迫地反问了一句。
“别开玩笑了，先生，还是老实交待吧！”
“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
“你的姓名、年龄、籍贯总该知道吧？”
“姓名——李少堂；年龄——三十三岁；籍贯——湖北人！”
“你到东方旅社干什么？开的什么会？”
“我到东方旅社是找朋友，不是去开会。”
“胡说！”
“那你还问干什么？”
宋源被驳得哑口无言，瞠目结舌，只好草草退堂。
林育南等坚不吐实，敌人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口供，遂于２３日将他们转移刭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在狱中，林育南和李求实、何孟雄利用一切手段，互通消息，互相鼓励，与敌人开展面对面的斗争。他和李求实还给党中央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详细汇报了他们的被捕经过及斗争情况。
林育南等被捕后，党组织曾设法营救，但没有成功。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叛徒指证，很快了解到他们的底细。当敌人获知这是一批共产党“要犯”时，惊喜若狂，立即向南京邀功请赏，南京也派来“要员”，会同“处理”。在又一次审讯中，林育南仍以李少堂、广告商人以对。国民党“要员”无计可施，只好摊牌：“你不叫李少堂，叫林育南，是苏准会的秘书长！”
林育南知道自己身分已被暴露，轻蔑地回答：“你们既然知道，还问干什么？”
国民党“要员”还妄图从林育南口里得到什么，施展了挑拨离间的毒计。因为从东方旅社搜查到的文件中，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是用批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语言表述的，因此，国民党“要员”不明就里，马上强装笑脸，献殷勤讨好地说：“你们反李立三，我们也反李立三，咱们联合起来……”
没等国民党“要员”讲完，林育南便严厉痛斥：“反对李立三，是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事情，你们有什么资格？我们反李立三，是由于他没有很好地领导人民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包括你们这些走狗！”
国民党“要员”被骂得狗血淋头，狼狈不堪。战友们获知后深受鼓舞，高兴地称赞说：“骂得好！”
敌人终于撕掉了假面具，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企图用酷刑迫使林育南等同志屈服。林育南等人在烟熏火炙、鞭抽电触、严刑拷打面前，一个个都是志坚如钢，宁死不屈，没有任何真实口供，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林育南等同志深知，国民党当局是绝不会放过他们的，因此，没有任何侥幸心理。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为了人民的解放，他们时刻准备着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献给祖国，献给人民。在监狱的墙壁上，他们精致地画了一面鲜艳的红旗，将自己的名字一一写在上面，以表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坚信革命一定胜利的坚强信念。
反动派准备下毒手了！１９３１年２月７日深夜，黄浦滩头血雨腥风，春寒料峭，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刺骨的寒风吹进号子，多么漫长的黑夜呀！就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２４位同志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了。
林育南牺牲时年仅３３岁，他那坚定不移的革命立场，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公而忘私的精神情操，热情助人的高尚风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英名彪炳史册，将千古传颂，万代流芳。
林育南等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党和人民一直深切地怀念着他们。周恩来为纪念烈士，反对国民党血腥屠杀，悲愤填膺，奋笔疾书，撰写了中央通告，表彰林育南等同志的英雄业绩，号召全党向烈士们学习。１９３７年１０月，董必武来到武汉，代表党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全体同志，亲自到林育南家里，向林育南的父母亲表示深切的慰问。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０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为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２４位烈士彻底平反昭雪，推倒了王明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所谓“右派”等一切污蔑不实之辞。《决议》指出：“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的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这是党中央对林育南等同志一生作出的公正评价。
全国解放以后，在陈毅等的关怀下，上海市人民政府派员深入调查，克服重重困难，很快探明了林育南等烈士的坟址，于１９５０年５月将烈士们的遗骨移葬在龙华附近的大场公墓，并树了一块庄严的石碑，上面刻着２４位烈士的姓名。后来，又将烈士合墓移迁入新建的龙华革命烈士陵园。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邓小平在一个文件的批示中，再次高度评价林育南烈士，指出：“林育南是党的最老一批同志之一，是很好的同志，毛主席很了解他，是烈士。”
现在，龙华革命烈士陵园已修葺一新，“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巍然矗立。林育南等烈士的光辉形象和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殉身的浩然正气及耿耿丹心，正在激励着全国人民为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林育南烈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李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