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兆征，广东香山人。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１２月，担任中共中央湖北特委书记。１９２９年２月，因积劳成疾而病逝，时年４４岁。
一
１８８５年１１月１１日，苏兆征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淇澳岛（今属珠海市淇澳管理区）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他的父亲苏赋，是一位刻苦勤劳、为人老实忠厚的贫苦农民，起早摸黑，终年辛勤劳作在土地上，但仍无法维持一家生计。母亲钟偶，除操持家务外，还要替人家打短工。父亲只好被迫借债度日，全家长年过着衣不蔽体、食难一饱的悲惨生活。苏兆征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因此当他刚刚懂事时，就开始做农活，上山砍柴，下海捕捉鱼虾，替人家放牛，从小就养成了刻苦耐劳俭朴的品性。
１９０３年，１８岁的苏兆征离乡背井，跟随一些同乡跑到香港，在外国轮船上当了一名“侍仔”（即杂役）。当时孙中山为推翻清朝统治者而经常奔走海外，进行革命活动，因此他在旅途中，常有机会和苏兆征等香港海员直接接触。孙中山热情地向他们宣传革命主张，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从事反清革命斗争。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苏兆征参加了孙中山指导成立的“侨海联谊会”等团体，１９０８年又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后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他又加入了国民党。从此苏兆征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为革命党人传递消息，秘密运送武器，筹集活动经费，开始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活。
作为一名海员，苏兆征经常跟随船只涉足世界各地，出入各国港口，率先得知十月革命的消息。后来，他随船到过海参崴等地，直接与苏俄海员以及当地人民接触，倾听他们关于十月革命经过的介绍，亲眼看到革命胜利后俄国人民当家作主不再受压迫受奴役的生活状况，并且有机会阅读到一些介绍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书刊，渐渐认识到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更坚定了他斗争的信念与决心。
１９２１年３月，苏兆征和林伟民等海员中的积极分子筹备在香港建立了中国海员工人第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于１９２２年１月举行了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
罢工开始时，苏兆征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罢工中间代理会长职务，负责罢工的全面领导工作。在斗争中，由于苏兆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密切联系群众而博得广大海员的信赖与拥戴。苏兆征自己通过斗争的实践和锻炼，也进一步成长起来，成为全国海员们心中的领袖。
香港海员罢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热情支持指导，帮助罢工工人掌握正确的斗争方向，鼓舞罢工工人的斗志和争取胜利的信心。通过斗争的实践，苏兆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党，劳苦人民的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因而对党产生了信仰。后来他曾对别人说：“我当时（指香港海员罢工时）到处找共产党，总找不到。”这番话真实地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向往之情。１９２５年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等进步力量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国民会议活动，并于同年３月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苏兆征代表广东香港的工人团体出席会议。他在北京期间，有机会与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和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接触。李大钊等人多次请苏兆征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办公的地方）会晤，对他在领导香港海员罢工及这次国民会议促成会议中的表现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成立经过、中国共产党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计划和策略，并向他进行党的纲领、章程和政策教育，帮助他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苏兆征向李大钊汇报了自己对共产党的认识，正式向李大钊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不久，苏兆征就在北京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
１９２５年５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兆征被选为执行委员。６月１９日，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举行为期１４个月的省港大罢工，苏兆征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并表现出了杰出的组织才能。罢工期间，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苏兆征被选为全国海员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１９２６年５月１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苏兆征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成了全国工人所拥戴的领袖。
二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全国政治、军事的重心渐渐从广东向北转移，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党的特别会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央分局，代行党中央的职权，负责与武汉国民政府的联系及参与对它的领导，苏兆征是中央分局成员之一。翌年３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规定国共两党共同指导工农运动的开展，并邀请共产党派人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及湖北、武汉地方政府的领导工作。经国共双方协商，中共中央决定派苏兆征、谭平山分别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长和农政部长。苏兆征还参加了武汉市政府，为武汉市政府委员会委员。
３月下旬，苏兆征握别了长期并肩战斗的战友，与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陈延年、彭湃等人一道，离开广州北上武汉工作。
苏兆征一行乘火车于３１日下午抵达武昌，武汉工农群众代表早就聚集在车站等候迎接，气氛十分热烈。当晚，武汉各界代表数万人在汉口普海春举行欢迎大会。
４月１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题为《革命的象征》的社论，欢迎苏兆征的到来。社论写道：“苏兆征同志代表全国三百八十万革命的产业工人站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全国的工人已经领导着，而且正在领导着，并继续领导着中国的国民革命”，“革命的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欢迎他，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见了他，只有恐惧，只有发抖”。
４月３日，武汉各界群众团体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５０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刘少奇致欢迎词，表达了工人群众的心声。
苏兆征在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对当前国内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他着重指出：“最近他们帝国主义向我们进攻的方法有二：第一是武力干涉，第二是收买中国的反革命派来腐化中国革命。”他还强调说：“现在中国革命确实到了一个危险时期，帝国主义最近除去用武力恐吓政府之外，上海的反动分子又集中起来，想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但是我们不要怕，只要我们各界同胞更加努力，团结奋斗，便可打破帝国主义收买中国反动派的阴谋。”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合举行欢迎会，欢迎苏兆征、彭湃和国际工人代表团抵汉。连日来，武汉各界机关、团体、工会、工厂等方面仍陆续举行欢迎苏兆征来武汉领导工作的活动。武汉各界代表和人民群众如此热烈欢迎苏兆征，充分表达了人们对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苏兆征的衷心拥护与信赖。苏兆征决心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继续披荆斩棘，赴汤蹈火，百折不挠。
１９２７年初，湖北武汉地区正处于错综复杂的局势之中，一方面在北伐战争的胜利推动下，湖北武汉地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工农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因此加紧与国内反革命势力勾结，企图破坏湖北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相勾结，对武汉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闹得武汉鸡犬不宁、风声鹤唳、市面萧条、财政困难。在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拉拢下，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内部一些人也蠢蠢欲动，进行反共活动。而共产党内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工农运动“过火”。
在此关头抵达武汉的苏兆征，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４月３日，汉口发生日本水兵行凶枪杀我国民众的严重事件。之后，一些日商乘机闭厂歇业，造成大批工人失业以为威胁。苏兆征与刘少奇等立即带领武汉人民举行了一系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活动。苏兆征还参加了武汉政府成立的“四三”惨案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进行了各项具体工作。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经济封锁，武汉政府成立了战时经济委员会，苏兆征参加该会工作，担任委员职务。为了更好地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湖北省总工会举办工人纠察队训练班，苏兆征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号召大家要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保卫总工会，并强调指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军阀，扫除一切封建势力及宗法思想，革命才能成功，真正自由解放才能实现。”
与此同时，苏兆征还花费很大精力积极组织劳工部的工作。５月３０日，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大剧场隆重举行劳工部长就职典礼。会上，苏兆征发表就职通电，表示“恪守（孙中山）总理农工政策”，“完成解放劳工群众之使命”。
平日里，苏兆征很少蹲在办公室里，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与工人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呼吸与共。他一如往昔地保持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全心全意为工人群众谋利益，关心工人群众的疾苦，支持他们的合理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因而深受工人群众的信任与拥戴。
当时，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其斗争方向、执行的政策总的说是正确的。但开始时，组织不十分严密，缺乏斗争经验，一部分工人不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部分地方和单位出现了对改善经济待遇的问题要求过高过急，只顾眼前利益，缺乏远见的幼稚行为，如无限制地减少工作时间，过高地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甚至随意封闭或没收店铺工厂等。在当时斗争经验不足及武汉地区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现象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是，反动势力乘机大肆攻击污蔑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也跟着叫嚷工农运动“过火”、“糟得很”。在这种情况下，苏兆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不同意对工农群众运动的污蔑攻击，但对工农运动中存在的一些过“左”行为同时采取劝阻的做法。他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坚定地捍卫革命利益，并对上述现象，以劳工部长名义，于６月１７日公开发表了一个布告。
在布告中，苏兆征首先明确地表示：“本部长向为海员，于工人阶级被压迫的痛苦既经身受，现在奉长劳工部，自当依照本党所定政策，为工人阶级谋得种种利益。”
其次，他深刻分析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劳工政策的内容与实质，指出：“劳工政策，为本党总理所手定，其目的在解放大多数之工人农民，使其得到真正利益。”
再次，他在布告中论述了工农与工商业者之间的关系，强调在国民革命旗帜下加强联合的意义，“凡我革命民众，应该深切的了解，只有工人农民的生活改善，购买力增加，工商业者才能发展。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利害相同，自应联合一致。不幸近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军阀买办阶级的造谣中伤，商民有堕其奸计者，对工人运动疑虑横生”，实应值得注意。
再次，他在布告中指出：“工人农民甫经解放，不免有初期的幼稚行为，致使工农与工商业者的革命同盟发生罅隙”。为此，他劝告各工会团体及工人群众务必要注意克服这些幼稚过火的做法，应该顾全大局，不要只顾眼前私利。
最后，他态度鲜明地揭露及批判了那些借机攻击污蔑工农群众运动的行为，严正宣称：“其有藉词蒙蔽借以摧残劳工团体或个人者，本部全为保护工人利益，亦当依法彻究不贷。”
为保障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苏兆征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个《劳动法》，要求武汉国民政府付诸实行。
苏兆征以劳工部长的身分，定期列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反映工人群众的情况和合理要求，提出解决意见。４月上旬，一些外资工厂企业为配合帝国主义破坏阴谋，扬言要关厂停业，对武汉政府进行威胁，同时把责任推到工人身上，说因受了劳工的所谓“恐吓”、“勒索加倍工资”等等。在４月１３日召开的第十二次会议上，孙科等人借此责骂工人，并提出“要苏兆征部长下命令，要他们工人不得故意同外国人刁难”。苏兆征就此揭露了一些外国商人的阴谋，指出“因为他们有停工的风说，所以工人们才这样对付”；至于所谓码头工人“勒索加倍工资”，却是“英国的轮船开走了就不回来，他们想封锁我们的运输，并赖掉工人们的工资”。在５月２日召开的第十七次会议上，苏兆征详细介绍了南方各省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工农群众的情况，指出：福州一些反动派召开拥蒋反共大会；厦门工会被反动派解散；粤汉铁路工会４月１４日被包围，工人三百余人被打死；在广东西江、东江一带，都有不少工农群众被杀害，“真是野蛮已极。”
在武汉工作期间，苏兆征参加并且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些重要会议，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４月２７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苏兆征与其他代表一起，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斗争经验教训，讨论了当前日益紧张的形势和党的斗争任务，并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会上，苏兆征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５月２０日，太平洋劳动会议在汉口召开，日本、苏联、爪哇、朝鲜、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工会代表远道前来参加会议。由苏兆征、刘少奇等１５名代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也参加了会议，苏兆征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并主持会议。苏兆征在开幕词中，向各国代表介绍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近况，同时还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论断。会议经过７天热烈讨论，交流了情况和斗争经验，一致认为世界劳工运动当务之急在于团结一致地进行战斗。会议决定在上海设立常设机构——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苏兆征担任秘书处书记。苏兆征在中国职工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为促进太平洋地区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所作出的努力，使他在太平洋沿岸职工运动中的影响也日益加深了。
６月ｌ９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召开，苏兆征、刘少奇等主持和领导了大会的进行。苏兆征在大会致开幕词时豪情满怀地说：“在反动派向我们进攻很厉害的时候，我们却在此开会，这是何等欣喜的一件事！”他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国工人群众紧密团结，“保障我们的革命，使之沿着省港罢工的胜利，沿着由珠江发展到黄河的胜利，一直到成功”；为此，我们要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中国，要反对蒋介石屠杀民众，要帮助农民打倒封建势力”。会上，苏兆征代表大会主席团接受赤色职工国际、苏联总工会以及爪哇工会代表团的献礼赠旗，并激动地说：“我们以十二万分的诚意来接受这旗帜。这旗是满地红的，便是象征他们的胜利。可是回头来看中国，大半是白色恐怖所布满。我们应努力来打倒这白色恐怖，在不久之间，也要有这样的红旗！”会议庄严宣称：“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中国无产阶级将坚决斗争到底。”这是苏兆征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钢铁誓言和战斗决心。在这次大会上，苏兆征继续当选为新的执委会委员长。
三
１９２７年６月以后，湖北地区形势急转直下，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变活动越来越嚣张。
６月２８日晚上，发生了武汉驻军非法强占并搜掠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的严重事件。苏兆征不顾危险，挺身而出，就这一非法行为向当局提出抗议，严正要求立即下令撤走军队。尽管后来军队撤走了，但整个武汉形势并未改变，苏兆征对此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当时正在武汉采访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就军队非法强占全国总工会一事征求苏兆征的看法，苏兆征冷静地回答说：“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办公，谁晓得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为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中共中央有关人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于从各地撤退到武汉来的干部，根据“凡能秘密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派回原地原籍；不能返回原地原籍的，即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包括一些党外进步人士）派到南方工作；此外还有一部分送到莫斯科学习”的原则，进行了妥善、周密的安排。
苏兆征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与有关同志一起，紧张地部署应变的各项工作。当时，广东方面有不少干部、党员先后撤退至武汉，苏兆征及时妥善地安置了他们。据一位干部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和李仁华、古柏三人步行经江西上武汉，到汉口中华全国总工会找到苏兆征同志，他介绍我们住党中央两广区委会所主办的逃难同志招待所……后来便由中央军委派回东江。”６月间，一支由周其鉴等率领的农军５００人从广东北江撤退至武汉，驻在徐家棚。谭延闿主张将这支部队“归并第四军”，张发奎则要将他们肢解补充第四军各部缺额。为了保存这支革命力量不受肢解吞并，经过苏兆征的努力，决定将这支队伍暂编为陈家佑所辖补充团。不久，这支队伍便开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成为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的一部分力量。
鉴于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变阴谋已呈表面化，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要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示威式地退出国民政府”。陈独秀并未将此事告诉苏兆征，只是简单地询问他：“形势如此，你意如何？”苏兆征回答说：“我要将已起草的《劳动法》提交国民政府讨论，国民政府必不能通过，我们发宣言，退出国民政府，领导群众反抗。”７月１３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宣言，痛斥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行径，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领导中国人民将革命坚持下去，宣言还声明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以示抗议。苏兆征当即与谭平山联合发表《辞职书》，严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已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揭露他们的一系列反革命行径“使革命转入反革命的途径”。
在此关键时刻，苏兆征又在全国总工会内采取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及时将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干部转移到别地工作，同时当机立断地将劳工部门的１０余万元存款全部取出，尽数送给武汉失业工人救济所，以免落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
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公开撕下假面具叛变了革命。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宁可错杀一千，不可让一人漏网”的屠杀政策，苏兆征没有惊慌失措。他及时机智地转入了地下，迁往羊牧之等人的住所隐蔽起来，继续坚定地组织武汉地区革命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斗争。
在苏兆征主持下，全国总工会发表了《反抗压迫工人工会的宣言》，向工人阶级指出：“我们的职任是解放中国民族，我们的革命战斗力决非压迫屠杀和改组我们工会的人所能消灭的！”号召工人群众“勇敢向前，在秘密中更加严密的组织，赶快团结起来，向着反动的新旧军阀、无耻官僚汪精卫、唐生智、蒋介石、张作霖等进攻”。在苏兆征等组织领导下，８月初，武汉地区工人奋不顾身地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
不久，遵照党中央的部署，苏兆征秘密前往九江一带，动员工人群众拿起武器，配合南昌起义的举行。南昌起义前夕，苏兆征临时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兼程赶回武汉，参加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８月３日，苏兆征出席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八七会议上，苏兆征对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代表们所发表的正确主张，并参加了《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的起草工作，还与瞿秋白、李维汉组织委员会负责对《告全党党员书》做文字上的最后修改工作。在八七会议上，苏兆征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兼管工委。
八七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着手恢复和健全中央领导机构及其办事部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转变。９月２３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武汉召开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罗亦农等人参加的会议，具体讨论并正式作出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诲的决定。会后，苏兆征、瞿秋白和李维汉相继离开武汉前往上海，至１０月中旬左右，中共中央机关最后完成由武汉到上海的迁移。在此期间，苏兆征为了党的革命事业，艰苦卓绝地领导各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继续坚持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活动，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往来奔走于上海、武汉之间。
１１月９日，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苏兆征离开武汉赴上海出席会议，并正式到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会后，苏兆征与张太雷一道，根据中央关于举行武装暴动的指示精神，具体研究和制定了关于举行广州起义的计划。后因工作需要，他留在上海，未能赶到广州直接参加起义。但由于苏兆征在广东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仍被推举为广州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未到职前由张太雷代理）。
１２月５日，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苏兆征为书记，贺昌、郭亮为委员的中共湖北特别委员会，前往武汉处理湖北党内围绕武汉暴动问题的争论问题，并在省委改组期间代行省委职权。１２月９日，苏兆征等人抵达汉口，开始按中央决定进行工作。
１２月１０日，苏兆征主持召开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传达１１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检查唐生智溃逃时省委指导工作的错误和改选省委。经过三天激烈辩论，在部分同志坚决反对的情况下，通过《扩大会议决议案》，指责长江局和湖北省委的工作和政治指导“都非常懈怠迟钝”、“带有极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失败主义倾向”和“极深的机会主义遗毒”。会议重新选举，组成省委执行委员会。不久，中共中央通知湖北特委撤回上海，恢复湖北省委职权，指定刘伯庄为省委书记，袁达时、符向一、余长彬、贺昌、夏明翰、唐鉴等为常委，领导贯彻所谓武装暴动的“总策略”。
会后，罗亦农写了《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陈乔年、任旭、黄五一联合向中央政治局写报告申诉。中共中央政治局于１２月中旬进行了认真研究，确认“唐生智崩溃时，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罗亦农等人“对于湖北的政治指导，并没有犯所谓机会主义的错误”。
四
苏兆征返回上海以后，于１９２８年２月秘密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次扩大会议，研究工会在当前形势下的任务和工作部署；接着，又主持召开了泛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第二次会议，介绍当前中国工人阶级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反抗斗争的情况与经验。会后，苏兆征离开上海赴苏联，出席１９２８年３月举行的第四次赤色职工国际大会。１０月８日，苏兆征在莫斯科还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介绍当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情况。后来他又应邀出席了苏联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大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情况的报告。在莫斯科期间，苏兆征出席了１９２８年７月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苏兆征坚决拥护大会的正确路线，并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严正的揭露和批判。在这次会上，苏兆征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此间，斯大林曾特意接见了苏兆征、周恩来和瞿秋白等中国同志，请他们介绍中国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和经验，并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见解。
艰苦严酷的斗争环境，长期忘我紧张地工作，苏兆征终于积劳成疾，并患了阑尾炎。因身体虚弱，医生建议他在苏联先休养一段时间，待身体康复后再施行手术。但苏兆征一心惦念着祖国的革命事业，特别想到许许多多为革命牺牲的同志和正在受苦受难的劳动群众，更使他无法安心休养。他不顾医生和同志们的劝阻，毅然抱病回国。
１９２９年一二月间，苏兆征回到了上海。他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和虚弱有病的身体，也顾不上先回家与家人团聚，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终因劳累过度，他又病倒了，而且病情日益严重。但他仍以党的利益为重，严守党的秘密，既不愿将病情告诉别的同志，以免增加党的负担，又不肯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址轻易告诉家人，以免给党带来危险。直到他的病情恶化时，他的妻子钟荣胜才经过一番周折，把他送进附近一家私人医院抢救。他的女儿丽娃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春节过了五六天后，爸爸突然病倒了。爸爸没有告诉妈妈怎样去与党组织联系。妈妈手忙脚乱，无所依靠，又不懂上海话。爸爸病势越来越危急，妈妈只好在附近一间小医院找了一个床位，赶紧将爸爸送去。”但因为拖延了时间，苏兆征的生命已处于垂危状态了。
２月２５日，党中央的工作人员龚饮冰去苏兆征家中探望，房东告诉他说：“黄生先（苏兆征的化名）病重，住医院去了。”龚饮冰立即赶到医院，找医生询问病情，医生皱着眉头说：“开刀迟了，难望好转。”龚饮冰恳求医生尽力抢救，多打强心针，以挽救苏兆征的生命。接着，他赶紧回去向党中央负责同志汇报。
当天下午，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等人赶到医院。这时，苏兆征已处于弥留状态。
苏兆征看见同志们前来探望自己，就极力振作起来，用十分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广大人民已无法生活下去，要革命，等待着我们去组织起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奋斗！”
歇了一会，他挣扎着继续说道：“希望同志们同心合力，继续奋斗，使革命事业最后达到成功！”
最后，他又挣扎着，断断续续地重复说道：“希望大家同心合力，达到革命的胜利……”
１９２９年２月２５日下午６时２０分，因抢救无效，苏兆征终于闭上了眼睛，溘然长逝了，终年４４岁！
苏兆征逝世后第二天，即２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苏兆征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发出关于悼念苏兆征逝世的第三十二号通告。通告说：“苏兆征同志在这几年的工作过程中，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的确是党的最好的指导者。”“中国无产阶级历史上几次伟大的斗争，兆征同志都是群众的领导者，在群众中有极大的信仰。”“兆征同志的革命精神，真是全党同志的模范。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要一致的继续着兆征同志的精神，向前奋斗，要记住他的遗言：‘大家努力，达到革命的胜利！’”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１日，是苏兆征诞辰１００周年。苏兆征的家乡广东省珠海市中心的香洲海霞公园树立了一个身高３米、底座高２米的苏兆征全身铜像，在珠海市唐家公园及淇澳岛各竖立一个苏兆征半身塑像，淇澳小学改名为兆征小学。珠海市隆重举行纪念大会，王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从北京赶来参加纪念大会，向苏兆征烈士表示深切的怀念，向烈士的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时号召“学习苏兆征同志当年领导工人运动的伟大魄力和求实精神，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胸怀全局，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不断总结，开拓前进！”
（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