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湖南宜章人。１９２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０年夏到湘鄂西苏区工作，１０月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ｌ９３１年夏离开湖北。１９３３年５月在上海不幸被捕，９月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时年３９岁。
一
邓中夏，原名邓隆渤，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５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太平里乡邓家湾村。父亲是清末举人，曾任北洋政府诠释局主事，后又在国民党行政院任书记官。邓中夏有兄弟姐妹７人，他排行老大。
１９０１年，邓中夏在族办私塾发蒙读书。１９１１年考入宜章县高等小学堂，学习成绩优秀，于１９１３年春提前考入郴县第七联合中学。邓中夏由于各科成绩均列甲等前三名，得到了该校免缴学费的奖励。１９１５年夏，邓中夏借用哥哥的文凭，改名邓康，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修科文科乙班。在这里，他受到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先生新思想的影响，经常阅读《青年杂志》，吸取了很多新思想。１９１７年夏，邓中夏从高师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就读。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由于校长蔡元培奉行“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聘请了许多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名流在该校任教和讲学，如陈独秀、李大钊当时就在该校任教和工作。
１９１８年５月，邓中夏等北大学生发起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罢课请愿行动，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中国利益的罪恶阴谋。事后，他又和其他同学发起组织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救国会的活动屡遭北洋军阀政府破坏的事实教育了邓中夏等进步学生，救国光靠学生的请愿是不行的。１９１８年底，邓中夏和一部分北大的进步同学利用寒假去唐山矿区，调查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生产状况。矿工们的贫穷和受剥削的非人生存条件，使邓中夏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认为必须提高“民德民智”，唤醒民众起来为生存而斗争。１９１９年１月，学生救国会改组为国民社，并创刊宗旨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的《国民》杂志，邓中夏任编辑干事。３月２２日，邓中夏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并被选为总务干事。邓中夏带领演讲团成员经常在北京街头对市民讲演，很受听众们的欢迎。
１９１９年５月初，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学，爱国的学生被激怒了。５月３日晚，在北大学生大会上，邓中夏激愤地说：“我们要不做亡国奴，就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我们要抗议，要用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５月４日凌晨，邓中夏和北大学生一起参加了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邓中夏随着愤怒的学生冲进了赵家楼，最后放火烧了赵家楼。当反动军警赶来镇压学生时，邓中夏险遭逮捕。当晚，北大学生干事会成立，邓中夏负责干事会文书股工作。接着，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任宣传股主任。５月下旬，邓中夏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前往湖南，和毛泽东一道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并参加领导全省学生的罢课斗争，声援北京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后期，邓中夏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上。当时在国内只要能找得到的或登载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和杂志，他都想办法找来细心学习和研究。为能看到原文版的马克思主义原著，邓中夏曾组织几位懂德文的同学集资，汇款到德国去购买马克思主义原著。１９１９年１０月，他和一批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学生，在北京东黄城根租下一个大院办了曦园公寓，开始类似无政府主义的“新村”思想的新生活。他们订购了许多有关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和书籍，把成员分成各种学科研究组，各个研究组阅读有关学科的马克思的学说及其他新思潮的书刊，然后大家讨论研究，交流看法，形成一些共识。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国内社会改造运动，邓中夏谢绝了胡适保送他出国留学的机会。
１９２０年３月，邓中夏参加了由李大钊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设了一小型图书馆，专门收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新思潮的书刊。邓中夏是图书馆最热心的读者。４月，邓中夏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第一次到乡村讲演。他带领一个组到北京南郊的长辛店和赵辛店一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农民和工人，向他们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５月１日，邓中夏又率领平民教育团赶到长辛店，向铁路工人演讲，讲题有“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五一历史”“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等，号召“工友们联络起来，把所有一切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到我们手里”。１９２０年９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李大钊被选为书记，邓中夏是小组成员。１１月７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音》，由邓中夏负责编辑。
１９２１年初，邓中夏在长辛店主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学校通过教工人学文化，进而学习马克思主义。邓中夏经常来学校讲课和调查了解工人群众的状况。这所补习学校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２月，邓中夏以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的身分，主持学会的会务。７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年会。会上，邓中夏坚持学会必须以社会主义作为学会的指导思想。
１９２２年５月，邓中夏出席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代表的名义，向大会提出了《工会组织原则案》，提案得到大会通过。会上，邓中夏被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７月１６日，邓中夏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二大“宣言”的起草工作。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１９２２年夏，邓中夏还利用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标榜要“保护劳工”的名义，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主持制定了劳动法案大纲１９条，要求北京政府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缔结团体契约权、国际联合权。这个大纲成为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工人罢工斗争的纲领。
二
１９２３年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上海，邓中夏也离开北京大学哲学系去上海，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邓中夏出席了大会，并积极支持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长。８月１２日，邓中夏又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会后，团中央在上海创办了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由邓中夏亲书刊名“中国青年”四字，他也是该刊的主要编辑。
１９２４年５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加强对工运的领导。邓中夏出席了会议，会后留在上海负责领导工人运动。
１９２５年１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邓中夏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邓中夏和李立三一起领导了上海沪西２２个日本纱厂工人的大罢工斗争，经过与日方资本家的反复较量，终于经过谈判，达成不虐待工人等４条协议，罢工目标基本达到。
同年４月初，邓中夏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的身分，前往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５月１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会议主要就扩大工人阶级联合，动员全国工人群众参加国民革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加入赤色职工国际。会上，邓中夏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又被执委会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
１９２５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发动省港大罢工，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并派邓中夏、杨殷等人去香港作罢工的筹备工作。经过邓中夏和苏兆征对香港地区各工会领导人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以及对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绝大多数人都赞成罢工。６月１９日，省港大罢工爆发了。６月２６日，邓中夏、苏兆征主持召开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邓中夏起草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７月３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苏兆征任委员长，邓中夏被聘为顾问，并任罢工委员会的中共党团书记。７月５日，邓中夏亲手组建的工人纠察队成立。工人纠察队封锁了香港，使香港成了死港、臭港，给港英政府和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香港、广州两地群众的坚决斗争，迫使港英政府于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５日与广东国民政府开始谈判。１０月初，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考虑到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改变了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总形势，决定自动结束罢工，取消对港封锁。
随着北伐军占领武汉，邓中夏于１９２７年４月初来到武汉，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４月２７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邓中夏在会上用革命发展的事实，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会上，邓中夏被选为中央委员。６月１９日，邓中夏出席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任主席团成员、组织委员会和教育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上，他被选为全总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兼宣传部长。大约在６月２４日，经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调邓中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三
邓中夏到中央后，首先要解决的是革命如何发展问题，以及筹备召集中央紧急会议。７月２０日左右，邓中夏在江西九江会同李立三、谭平三、叶挺、聂荣臻等开会，分析当时形势，决定行动方针。邓中夏和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党“应该抛弃依张（即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叶挺应即刻联合贺龙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邓中夏等立即向在庐山的瞿秋白汇报，７月２４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研究，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７月底，邓中夏从九江返回武汉，筹备中央紧急会议。８月７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邓中夏参加会议，并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坚决拥护会议关于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８月中旬，邓中夏到达上海，１０月初主持省委召开了宜兴、无锡等地县委书记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组织农民武装暴动，投收地主土地，建立革命政权。１１月至１９２８年，在江苏宜兴、无锡、海门、江阴、崇明，以及苏北的如皋、泰兴等地都有农民暴动。他们占领城镇，打土豪、分钱财，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农民武装，成立工农法庭，审判、惩办土豪劣绅。
１９２８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邓中夏去香港，接替李立三任广东省委书记，解决广州起义失败后的一些善后问题。３月，邓中夏参与领导中国工会代表，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邓中夏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会后，邓中夏留莫斯科参与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６月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邓中夏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７月１７日，邓中夏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他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为了总结中国职工运动经验教训，明确今后职工运动的方向，从１９２９年起，邓中夏着手撰写《中国职工运动史》。这本专著，他原打算写３０章，后因国内斗争的需要，中央要他立即回国，因此只写了１３章。延安解放社１９４３年出版此书时，特在《再版声明》中指出：“本书不仅为职工运动之宝贵文献，同时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文献。”
四
１９３０年８月，中共中央任命邓中夏为中央代表，到湘鄂西苏区工作。８月下旬，邓中夏由上海出发，９月中旬经白螺矶到达洪湖革命根据地。９月２０日，邓中夏在周老咀主持召开红二军团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红二军团渡江南下，配合红一、三军团进攻长沙的指示。会议决定执行中央命令，并在渡江之前先攻下监利县城。由于指挥有方、策略正确，只用了一天的战斗，就胜利攻占了监利县城。２３日下午，邓中夏、贺龙、周逸群等在县城上清观前面的广场上主持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红军攻下监利使大江南北根据地联系起来，是红二军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胜利。
１０月上旬，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在监利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把鄂西特委和鄂西五县联县政府扩大为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政府。会议产生了新的特委和前委领导班子，邓中夏任特委书记（邓中夏带兵南征期间，周逸群代理特委书记），贺龙任红二军团总指挥。为了加强军队中的集体领导，经邓中夏提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由参加特委的７位同志组成红二军团党的前委，前委书记由军团政委邓中夏兼任。他强调前委要抓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用公开方式与各种不正确倾向斗争”，并“从组织方面尽量消灭可以引起不平的现象（如经济分配问题、补充问题等）”。联席会议还认真讨论了湘鄂西苏区的土地分配、经济政策、苏维埃联县政府建设、根据地党的建设、地方武装建设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主要由邓中夏起草的湘鄂西目前政治任务、土地问题、经济政策、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等决议草案。这些文件，在送中共中央审查的同时，又交即将召开的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讨论通过和实施。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上旬，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在监利县城举行。当时邓中夏、贺龙随军攻打沔阳，会议由周逸群主持。会议根据联席会议上讨论的主要议题，通过了邓中夏起草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大纲》《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经济政策决议案》《苏维埃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党的组织决议案》等。这些决议，虽然不同程度受到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但许多主张和政策、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如《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就具体地划分了农村的各个阶级，明确地提出了党在农村应当执行“抓住雇农及贫农，联合中农”的路线；规定只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出租土地，“绝对不应侵犯中农的土地”；强调在分配土地时，要进行广泛宣传，使平分土地的工作得到农村中基本群众的拥护，变成群众自己的要求和行动。其他决议案也有类似的正确主张。会议正式宣告湘鄂西特委的成立。
邓中夏来到湘鄂西之后，主持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以及随后召开的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使湘鄂西根据地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并从政治上、经济上制定了统一的政策和策略，这就为苏区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保证。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６日，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在监利城茶庵庙隆重开幕。１７日下午，邓中夏作了政治报告。随后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指出，湘鄂西苏维埃的总任务是：“在全区内号召广大群众为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而斗争，使零星苏区联成整片根据地，巩固向前发展。同时，湘鄂西苏维埃必须领导群众与狭隘地方主义、保守观念的现象作斗争，从而扩大苏区，巩固向外发展，提高苏维埃威信，坚决实行土地法政纲，扩大红军和实行正确的经济、文化教育政策。”会上，邓中夏当选为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中旬，李立三命令红二军团攻打岳州，以配合红一、三军团汇攻长沙。如前面所述，红二军团攻克监利县城后，按周老咀会议的计划，要移师渡江南下，向岳阳、长沙方向进击。但这时，从敌人报纸上获悉红一、三军团已自长沙撤离，退往醴陵。这个信息与从白螺矶派出的侦察员所获情报相符。此时，邓中夏认为渡江问题要持审慎态度，但最后还是决定不管红一、三军团是否退去，依然渡江占领岳州，直捣长沙，以激起红一、三军团的反攻。９月２８日，红二军团抵达朱河镇，待命渡江。当晚，上级派来的汤慕禹和刘鸣先赶到，传达了中央的新决定：由于红一、三军团已退出长沙，红二军团应停渡待命。２９日，邓中夏主持召开前委紧急会议，决定在随时可渡江与红一、三军团配合行动的总原则下，首先攻下新堤并收复沔阳，以解决给养问题和巩固、扩大洪湖苏区。后又发现，新堤方向的敌人工事坚固，且地形狭窄，不利大部队作战；同时镇上的豪绅、官僚早已迁移，解决给养亦有问题。于是改变军事计划，移师北上，进攻仙桃和岳口。１０月５日，红二军团兵分两路向仙桃进发。７日上午，两路军会攻仙桃镇，敌人不战而退过汉水，与红军对峙。
经过邓中夏一段时间的了解调查，发现过去对“北极会”区别对待不够，甚至有人把这些“反水”农民与反动派同样看待。在红二军团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邓中夏发动苏区党政干部和群众，对“北极会”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采取了重点打击反动首领，而不伤害下层会众的正确政策。红军路过“北极会”控制的地区时，不杀一人，不烧一屋；捉到被“北极会”所裹胁的会众，一律教育释放。这一政策使被强迫、欺骗参加“北极会”的群众纷纷脱离了这个反动组织。经过红军广泛的宣传与细致的政策攻心工作，消除了由于过去政策不当和狭隘的农民意识所造成的赤、白交界地区群众间的严重对立情绪，为团结广大群众共同对敌，巩固和发展苏区创造了条件。邓中夏批评了一些干部的错误，指出：“赤区、白区的对立，是赤区、白区两个政权的对立，是两个阶级的对立，不是群众的对立。仇杀白区群众，会使白区群众仇恨赤区，赤区就不可能发展。”他要求红军官兵和地方干部，一定要带头坚决制止这种错误的做法。后来，红二军团攻打白区仙桃镇时，抓到“北极会”的门徒５００多人，经过宣传教育，全部释放，收到很好的效果，有力地争取了白区群众，减少了我们发展根据地的阻力。这是以邓中夏为书记的前委于这一时期在政治上的一大胜利。
红二军团占领仙桃后，前委负责人决定不再北进，要移师南征。１０月８日，红军分两路撤出了仙桃。１０月９日，全军安全撤到峰口。关于南下的行动方向，鉴于岳阳方面守敌较强，前委便决定渡江后向华容、南县、安乡、公安和澧县进攻。这样的意图是：一方面在江南开辟根据地；另一方面伺机夺取常德，直驱长沙，以激起红一、三军团再取长沙的行动。１０月１８日，红二军从石首周家划口、新厂一线渡江，红六军从监利杨坡疃、复兴洲渡江。１０月２２日，红六军攻占华容县城，红二军攻占了南县县城。南县、华容解放后，红二军团前委考虑到南县、安乡与常德之间河流纵横，不便大部队行动，便决定先取公安，再经澧县攻取常德。１０月３０日，红二军攻占公安县城。此时湖南的军阀大为恐慌，急调何键部赶赴湘北，向红军进行反扑。这时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先是稍事抵抗，便佯装由公安向石首、松滋撤退，给敌军造成不入湘境的错觉。然后红军兵分两路迅速向津市、澧县挺进。
１１月４日，红军攻占津市，而澧县由于城垣坚固，敌军闭城死守，加上敌军援军倾师而来，到１１日敌军各部均已逼近，红军腹背受敌。贺龙、段德昌、许光达等人认为此次行动未能与巩固政权联系起来，前方与后方苏区又完全隔绝，因此主张撤至公安，返回洪湖苏区。但邓中夏只同意暂时放弃津、澧，向合口方向转移。１１月１３日，红军攻占合口、新安，占领了石门县城。红军在此一面休整和补充，一面在石门北乡发动群众，帮助石门县苏维埃政府发展了根据地，扩建县游击队，并动员一部分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下旬，邓中夏率红十七师留守石门，贺龙率主力迎击来犯之敌，并攻占临澧县城，粉碎了敌人的反扑。红二军团占领临澧县城后，得知津市之敌有向石门进攻的企图。于是，红二军团主力于１１月２６日撤回合口，与红十七师会合。前委在此举行会议，重新研究行动方针。贺龙、段德昌、许光达等主张撤回洪湖苏区，准备迎击敌人的围攻；邓中夏主张再打津市、澧县，以实现夺取常德、进击长沙的既定方针。１２月１日，红二军团再次围攻澧县，至２日由于攻城失利，伤亡很大。红军围攻澧县７昼夜后终未攻克，便于１２月９日向梦溪方向撤退。至此，南征计划失败。
这期间，湘鄂西特委多次给邓中夏来信，要求红二军团返回洪湖根据地，以迎击即将来临的敌人的“围剿”。前委负责人未接受这个要求，不但不回苏区，反要特委全部到松滋开会。１２月１２日，前委在杨林市开会讨论。会上争论激烈。贺龙、段德昌等主张按特委要求，立即返回洪湖苏区；邓中夏当时认为洪湖苏区是水网地带，不宜大部队活动，主力应依靠山地，才能作战。结果决定以刘家场为根据地，与敌作战。正当前委在杨林市争论不休、徘徊不定的时候，敌已作好包围红军的部署。１７、１８日敌人向红军发起猛烈攻击，并数路突入红军阵地，直接威胁红二军团指挥机关。撤退中，红四十八团和红五十一团因遭敌阻击，转向东后与主力红军失掉联系，返回了洪湖苏区，其他红二军团主力遭到敌腹背攻击，伤亡很大，经贺龙指挥向刘家场转移，后转鹤峰才稳定下来。洪湖根据地惨遭敌人摧残。
血的教训使邓中夏开始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１９３１年１月２日，邓中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要承认，渡江以来我们军事行动的最大错误，在于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没有与巩固地方政权联系起来，没有执行很巩固的向前发展的方针，以至结果虽然占领了无数城池，都随得随失，而前方与后方完全断绝，今后当然应努力纠正这错误。”邓中夏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决不推卸责任，他说：“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是由我负主要责任。虽然我在二军团没有最后决定权，然而不论任何同志的意见，经过前委的决议，我就应完全负责。”他还说：“事实已经很清楚，洪湖赤区的被摧残，第二军团的削弱，都应由我负责。”这些话表明了邓中夏一个共产党员坦诚的心怀，敢于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这也是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批判。
五
１９３１年１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这年夏天，邓中夏被撤掉全部职务。是年冬，邓中夏被调回上海作“检查”。他一回到上海，就受到王明“惩办主义”的打击，既不给邓中夏分配工作，也不给任何经济接济，连吃饭都成问题。邓中夏只能靠在日本纱厂做学徒工的夫人生活。１９３２年初，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刻钢版、印传单，他“仍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是年秋，中共中央派邓中夏担任中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这个团体的任务是：动员和组织各阶层力量来营救被敌人逮捕和关押的革命者与朋友；照顾和救济死难烈士的家属。由于这个工作需要常常出头露面与各方面的人士商谈接洽，很容易暴露身分，一些同志很为他担心，可邓中夏却笑着说：“我们要善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全而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假如我们不与群众联系在一起，我们便毫无作为，那敌人也用不着害怕我们了，我们也失去了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了。”
１９３３年四五月间，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决定，五一国际劳动节在上海市中心举行“飞行集会”和大示威，并令邓中夏发动革命群众参加。邓中夏鉴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教训，便再三向上级组织反映，现在有组织的力量还很薄弱，不能拿群众的生命去冒险。他们不但拒绝了邓中夏的正确意见，还责备他说：“这是党的决定，……是不允许怀疑的。”
５月１５日晚，邓中夏去互济会援救部部长林素琴处商谈工作，不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后来林素琴叛变，供出了邓中夏的真实身分。随后国民党把邓中夏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并立即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关押。蒋介石曾亲自派人前来“劝降”，但都被邓中夏骂得狗血喷头，狼狈而逃。蒋介石还不死心，又派了一个所谓的“理论家”前来说降。邓中夏对那位“理论家”说：“请告诉你们的中央委员，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中共与邓中夏是有罪的，那么，就请你们在南京举行一次公开的审判。你们的全体中央委员都可以出席，我的辩护律师由我自己担任。最后，谁若在事实面前被说得情亏理输，便要自动宣布向对方投降。”“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便不敢这样做。”
邓中夏刚入狱时，国民党为了拉拢他，常常以“贵宾”的身分请他去。监狱里的共产党地下支部通过一位难友对邓中夏说：“同志们很关心你，问你有什么打算？”邓中夏听后，坚定地说：“问得好，应该问。一个革命者到这个时候，同志们是应该关心他的政治态度的。请你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
在狱中，国民党反动派对邓中夏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企图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对邓中夏拉拢劝降都失败后，就采用严刑毒打，残酷摧残。有一次国民党特务在对邓中夏实行酷刑中，不解地吼道：“你还这样强硬，难道你不想出去了吗？”邓中夏坚定地说：“我没有进来以前，倒是想到有一天会进来的。现在进来了，却从未想到会出去。”在坚定的共产党员面前，国民党反动派的企图落空了。
监狱里的地下党支部和难友们都很敬佩邓中夏，请他给大家上党课。他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请求。他不顾国民党特务对他酷刑摧残，只要一回到牢房，就不顾自己的一切，为同志们上党课，讲马列主义原理，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革命气节，讲工人运动。有一次，他向大家讲斯大林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讲了一半，敌人把他拉去提审。他刚受完重刑回到牢房后，便说：“我们继续讲。”他讲着讲着，牵动了嘴角和鼻子上的伤，血不断地流出来，但他一边擦血一边继续讲，坚持讲完了那一课。听课的难友们不禁为这位坚定的共产党员的行为泪湿衣衫，更加激发了难友们的革命斗志。
一次审讯过后，邓中夏已预感到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在给难友们上完最后一次党课后，便抓紧时间读完一本借来的通史。他说：“我还来得及读完这本书。”接着，他给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在信中，他深情地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第二天黎明，即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１日清晨，国民党反动派将邓中夏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邓中夏牺牲时，年仅３９岁。
（胡云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