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壮父，湖北阳新人，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１２月，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候补书记兼组织部长。１９２９年２月，在武汉被捕，后英勇就义，时年３３岁。
一
曹壮父出生于１８９６年。那时正值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肆意瓜分中国，而中国人民日益觉醒，民族民主运动日趋高涨的时期。早年的曹壮父在阳新完成私塾学业后，于１９１３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班。
辛亥革命后的武昌，革命浪潮一浪超过一浪，大批革命志士云集武昌，他们以爱国救民思想鼓舞青年学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统治的斗争。此时的曹壮父结识了恽代英、肖楚女等进步学生，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生的理想无不启迪着他的思想。渐渐地，曹壮父将发奋苦读与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相结合。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大地传播，他在利群书社获得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机会。新思想、新观念使他彻底摆脱了传统黑暗理念的束缚，心中的理想与追求似滚滚春潮，激荡着他那青春焕发的心。
１９２１年，曹壮父结束了预科的学业，回到家乡龙山镇高等学堂担任外文教员。此时，面对着与他年龄相近的学生，他深知青年学生的需求，便不失时机地利用从利群书社购买的书刊，创办了青年读书班，将一大批渴求光明的学生聚集在自己的身边。不知多少个寒夜，读书班那盏菜油灯下，正讨论着太阳的光明。讨论中，曹壮父与学生共同得到了进步，认识和体会均被他撰写成稿件，寄往武汉的进步报刊。
１９２２年春，曹壮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河海工科大学。在南京，尽管是陌生的环境，曹壮父始终不忘对理想的追求，继续从事革命思想传播、群众发动工作。为了结识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他还通过在武汉的恽代英等人的关系，加强与江苏进步人士的联系。就在这一年，曹壮父在江苏党组织的培养介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３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南京地区党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北伐战争前夕，国共两党在南京等各大城市积极开展活动。曹壮父作为一名河海工科大学的学生，其出色的宣传鼓动能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令当时两党领导者刮且相看，其声誉很快在金陵城传开。当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成立时，曹壮父被推选为省党部秘书长。
火红的工农革命运动，荡涤着大江两岸的一切污泥浊水。此时的曹壮父在这滚滚的革命急流中，表现出了那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豪迈勇气。在钟山脚下、扬子江畔，一次又一次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中，无处不见他那矫健的身影。因此，他受到军阀孙传芳的监视和迫害。为了避免损失，党组织决定让曹壮父隐蔽撤退。１９２４年夏，曹壮父利用暑假返回阳新。在此期间，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面对着农村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决定在农民群众中宣传进步思想。在当时阳新农村封建反动思想浓厚的环境中，曹壮父没有采取过去那种大张旗鼓的宣传方式，而是从兴办教育、传授知识方面着手，先将那些渴求知识的人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就在那一年仲夏的一天，曹壮父开办柳村读书班的消息在龙山镇的四里八方传开。由于是义教，柳村这个不大的村落一下子成为龙山镇最具吸引力的地方，男女老少纷纷前来报名参加。柳村读书班那琅琅的读书声，伴随着窗外那声声蝉鸣，打破了乡村里的沉闷。
曹壮父在家乡兴办义教，原本得到了包括那些乡村乡绅遗老的赞许，可后来从柳村读书班里传来的消息，令那些乡绅遗老胆颤心惊：如此下去，岂不破了祖宗的规矩。一下子，指责谩骂如乌云密布。但是，曹壮父并没有畏惧，他欣慰地看到，在身边聚集了乡村的绝大多数，其中曹玉阶、曹振亚、李品芳等一批有志青年已成为这场与乡村封建势力宣战的骨干。为了抓住民众逐渐觉醒的心，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曹壮父决定在曹家垸组织“除毒会”，从农村人最痛恨的吸食鸦片的斗争中，把反封建反劣绅的斗争引向深入。
吸食鸦片，这种从１８４０年传入中国的恶习，不知残害了多少中国人的身心。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惨景，使人们对其深恶痛绝。在当时，能够吸鸦片的均是乡村里的土豪劣绅；反对吸鸦片，实质就是向土豪劣绅挑战。经过周密布置和串连发动，就在乡村遗老指责柳村读书班的时候，曹家垸那突如其来的爆竹声一下子又转移了人们的视线。那一天，站在曹壮父身边的曹玉阶、曹振亚、曹大骏、曹钦明和李品芳等，成为曹氏宗祠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这一次，他们要大张旗鼓地与封建势力宣战。
由于除毒这一口号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深受人们的欢迎，就连那些对曹壮父持有陈见的乡绅遗老们也不得不点头称赞。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除毒会”的名声大振，曹家垸成为鸦片吸食者戒毒之地。他们的烟土烟具被迫交出烧毁，并且保证今后不再吸食。曹国选是本垸最大的劣绅，自恃有钱有势，对除毒运动不以为然，并说：“几个年青人闹一闹，管得了别人管不了我。”对此，曹壮父决定坚决打灭曹国选的嚣张气焰。这天，“除毒会”召集所有会员来到曹国选家中，令其交出烟土烟具，遭到拒绝。曹壮父一声令下，七八个青年人一拥而上，将曹国选绑到曹氏宗祠惩治。曹国选终因迫于压力不得不低头认罪，交出烟土烟具。搬掉拦路虎，除毒运动开始在龙山镇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一花引来万花开。曹家垸的除毒斗争，显示了群众的巨大威力。一时间，阳新的福屯、龙燕、大风、五湖等区乡，纷纷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开展以禁烟除毒为内容的群众运动。
二
１９２５年初，曹壮父奉命赶回南京继续求学。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南京党小组改为党支部，其支部成员由宛希俨、曹壮父、林剑成、严绍彭、陈君超等人组成。９月，中共上海区委成立，曹壮父当选为委员。在此期间，曹壮父与宛希俨等共产党员先后组织了悼念孙中山先生万人大会，声援“五卅”惨案及南京各大学院校游行示威，罢工罢课。１９２６年２月，曹壮父奉命前往广州、上海从事党务工作。８月，为配合北伐军北上，中共江浙区委决定派曹壮父到江苏铜山创建徐州独立支部。在铜山工作期间，曹壮父深入农村，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先后建立起全国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东贺村党支部和二十多个农民协会组织。１９２６年底，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湖北武汉成为全国革命中心，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曹壮父回到湖北区委工作。
此时的湖北，大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１２月，宜昌被北伐军攻占。为巩固宜昌革命斗争形势，中共湖北区委选派曹壮父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的身分担任中共宜昌特别支部书记，领导鄂西工农革命运动。
１９２７年，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乡村封建势力和城市资产阶级，随之革命阵容也发生变化。国民党右派与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相勾结，对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横加指责，甚至发生一系列残害工农革命运动骨干的反革命事件。在乱世里，曹壮父没有彷徨，更没有退怯。他冷静地将鄂西的形势与湖北乃至全国联系起来，从中寻找策略与方法，认为当时鄂西革命形势严峻，在于绝大多数劳苦大众没有被发动觉醒，革命运动举步维艰；若要打开鄂西革命局面，必须从发动、组织广大劳苦大众入手。因此，曹壮父决定宜昌特别支部的工作以广泛宣传、发动劳苦大众，建立工农革命团体为中心。就这样，他与同志们一道来到工人、农民中间，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思想，以求自由、谋幸福等朴实的道理动员工农大众组织起来，积极配合北伐军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原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在北伐战争中是一支革命军队，但师长夏斗寅在革命进程中逐渐倾向国民党右派。其部驻扎宜昌时，曹壮父也逐渐看清其反革命嘴脸，对夏斗寅作了防范事变的准备，并积极地向省党部和中共湖北区委反映了情况。为此，１９２７年２月，湖北区委命曹壮父返回武汉汇报。不久，独立十四师终于在夏斗寅指使下开始了反革命叛乱。由于我党对夏部情况掌握清楚，并积极联络国民党左派开展反击，夏斗寅部在湖北的叛乱不久被平定。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经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夏斗寅叛乱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虽然表面上打着革命的旗帜，但在汪精卫之流控制下，已失去领导革命的作用。而此时中共党内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变得十分软弱，极力压制蓬勃发展的工农革命运动，由此更加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气焰。“七一五”事变前夕，曹壮父再次被派往宜昌，担任中共宜昌中心县委书记。
在革命紧要关头，曹壮父牢牢把住时局，以旺盛的精力加紧组织工农革命团体，并积极地武装工农组织。“七一五”事变后，他根据上级指示，立即转入农村。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进行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并制定出湖北秋收暴动计划。根据计划，全省分为武汉、鄂南、鄂东、鄂西等７个暴动区。此时，鄂西特委尚未建立，省委决定暂派曹壮父指挥执行鄂西暴动计划，时间定为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２日、１３日，并决定：（１）以张计储、张善孚、曹壮父３人组成特别委员会，驻江陵；（２）革命委员会以特委３人及李云卿、李式文、李超然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同志组成；（３）曹壮父任总司令，李超然任总指挥。
正当鄂西暴动在积极准备的时候，暴动的主力第二军叛离，局势急转直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鄂西特委和总司令部决定大部分同志转入农村。为了进一步聚集革命力量，曹壮父决定深入远安、当阳一带发动、组织群众。
此时鄂西已为桂系军阀和四川军阀所分割，桂系四十三军驻松滋、公安、石首一带，而四川军阀杨森部的二十军和独立第五师分驻宜昌、沙市。桂系军阀为达到统治西南的目的，极力抢占鄂西这一入川的通道，而川系军阀为了守住鄂西这一入川通道，亦派重兵把守。由此，新军阀的明争暗斗便在巫山与江汉平原展开。
新军阀的纷争，为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创造了条件，但也向共产党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反动军阀为控制所辖地区，一向是把清乡剿共放在第一位的。驻扎宜昌的独立第五师师长刘和鼎为达到控制宜昌的目的，在就任“清乡”总司令后便将自己的部队派往宜昌的各个村镇。这些军阀一方面力图镇压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大众革命，另一方面则大肆在乡村搜刮民脂民膏，使得民众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１９２８年初，在经过秋收暴动之后，鄂西的党组织得到了血与火的考验，党的队伍也进一步加强。根据省委指示，中共鄂西特委书记由张计储担任，曹壮父任委员。曹壮父积极支持书记的工作，服从组织安排。１９２８年春，鄂西恩施、鹤峰的农民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为了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曹壮父受命前往巡视指导。在此过程中，他根据组织介绍积极开展对四十三军中吴旅长的争取工作，使恩施、鹤峰等地的外部环境得到了改善，工农革命运动得以形成割据之势。
由于鄂西特委把握利用军阀纷争的矛盾，鄂西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至１９２８年５月，在鄂西特委所属２４个县中，有２３个县恢复或建立了县委，所领导的党员均在百余人以上。各党支部形成了堡垒作用，在乡村中广泛地组织起了农民自卫军，普遍开展暴动斗争。
１９２８年５月９日，中共鄂西特委由于叛徒出卖，在沙市遭到破坏，特委书记张计储等８位领导同志惨遭杀害。而此时，曹壮父、吴大顺、周逸群等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自动转移到宜昌恢复特委工作，从而保住了鄂西的革命成果。
１９２８年６月，中共湖北省委第二次遭到破坏，省委机关被迫迁至九江。７月２９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最近任务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曹壮父被选为省委委员。为保证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的通信联系，省委决定曹壮父为鄂东特派员并兼管省委九江交通局。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６日，新组建的湖北省委刚迁回武汉不久，由于黄广特委书记汪玉堂在武汉与省委接头时被捕，在敌人威逼下叛变，致使省委机关遭受第三次大破坏，因此决定在组织上取消特委设在宜昌、襄阳、广水、黄石港的办事处。其中临时联合办事处设于广水东汪洋店，为代省委机关，曹壮父任主任，继续保持对全省各县的指挥和与中央的联络。
此时，曹壮父正奉省委命令巡视鄂东北。在那里，他耳闻目睹了黄麻地区工农革命运动的壮观场面，也看到了反动阶级对革命者的极端仇视。在与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的交往中，他了解到这位黄埔军校第三期的毕业生，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军事上具有高超的指挥才能，而且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受红军战士的拥戴。在近两个月的巡视中，曹壮父开始对这一地区的阶级关系、地理位置及敌我力量的对比等方面进行分析。他认为，应在湖北的黄安、麻城、罗田，河南的光山、罗山、商城，安徽的六安、英山、霍山这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建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他在向中央建议时提出了３条理由：从地理上看，鄂豫皖边区为大别山脉所绵延，山势险峻，不亚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从政治上看，湖北军阀虽对黄安暴动全力镇压，但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此地的工农革命运动已大有爆发之势，令军阀们束手无策。而河南的东南部数县为土匪李振亚军队势力范围，而且捐税繁重，为豫南人民所痛恨，人民的革命要求空前高涨。安徽六安一带历来是土匪盘踞之地；湖北以黄安为中心，河南以商城为中心，两地仅五十余里，利用边界军阀、土匪之间的矛盾，形成边区割据局面极有可能。
曹壮父所设想的关于在鄂豫皖边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这说明从学校课堂走出来的革命者，在艰苦的群众斗争中积累了大量的革命经验，开始站在全局的高度分析判断问题。尽管当时他这一正确的建议未被中央所采纳，但在后来革命实践中，他的战略思想无疑为建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三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湖北省委机关和武汉三镇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湖北省委，曹壮父调任新的湖北省委常委、候补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在上届省委机关被破坏时，曹壮父受到武汉敌人的通缉，但他仍毅然于１９２９年１月到武汉就职。当时，上届省委刚刚遭受严重破坏，武汉三镇党组织或被破坏，或与省委失去联络，省委与外县的联系则完全断绝。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地下工作万分艰苦的情况下，新省委积极开展工作，首先是在武汉三镇寻找线索，在很短时间内找到党员１５０余人，除织布、造纸等三四个部门没有线索外，其余各方面都开展了工作，与汉阳县委也恢复了联系。与此同时，新省委又积极设法与外县取得联系，并于１９２９年１月３１日在汉口跑马厅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到会有鄂南、鄂中、鄂西、大（冶）阳（新）区、东北区、京汉路的代表。他们热烈讨论了游击战争等问题，并通过了各项决议案。此外，新省委还积极支持工人罢工，领导失业工人斗争。省委还在铁路外五福里楼上建立了秘密印刷机关，由曹壮父具体领导，他经常去了解情况和指导。
１９２９年２月上甸，时值旧历年关，由于叛徒告密，并直接带领军警捕人，省委机关再次遭受严重破坏，武汉三镇陆续被捕者近４２人。曹壮父和省委常委叶开寅在汉口楚善里省委办公处被捕，关押在湖北监狱。曹壮父被捕后，化名王子琴，假报籍贯为宜昌，虽受尽敌人各种酷刑，仍坚不吐实，严守党的秘密。敌人无计可施，又百般威胁利诱，曹壮父始终大义凛然，不为所动。
１９２９年３月４日，在凄风苦雨之中，曹壮父被杀害于武昌南湘门外。临刑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激昂悲壮，响彻寰宇。
（闵远亮、曹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