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从来都是敞开的
——阿来《大河源》中的行走、生态与文明
■刘大先
阿来为了写三江源，数次前往三江源地区，其中2023年6月那一次，我也一道同行，经历难以详述的艰辛，把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源头都探察了一遍。不过，最终他并没有选择三江并写，而是只写了黄河源传，即《大河源》。阿来解释是因为地理与人文之间的差异：三江源区地形地貌大同小异，从地质成因来说也是一样的，难以进行详细区分；人文方面则差异较为显著，长江与澜沧江源头以游牧藏人为主，间或有定居农业，黄河上游则是多民族杂居，灌溉农业比较发达。因此如果三条河合在一起写，轻重繁复之间难以均衡。
地理与人文的结合，确实是《大河源》的内在书写逻辑，并且也显示出阿来从虚构到非虚构写作始终如一的边地书、博物志的美学风格。但是，我想避开这个共识，谈一谈这本书的行走、生态与认知的特质。
首先，这是一种以身体为本位、“有我”的行走文学。所谓身体，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肉身，同时也伴随着体察与体悟。身体力行之意在于一个行动着的肉身，在天地之间，与周遭的空气、流水、日光、云影、草木、山石接触时，发动着眼耳鼻舌身意诸多感官，从而形成形象与认识。《周易》所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圣人见天下之赜，故而立象以尽意，这是万物与身心交互为用的中国美学意象传统。
这让《大河源》有别于旅行文学，也就是说行者所见不只是物象和风景，也不仅是感慨兴废、畅想古今，更是对生存环境的感受与体验。阿来在书中同时展示了他关于动植物和地理地质方面的杂学知识，行文中时不时有科普意味的段落，然而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媒介便捷的时代，信息和知识很容易获取，已然贬值。对于文字书写而言，物象呈现的直观性无法媲美更具冲击力的图像与视频，但它的长处恰恰在于由身体生发出来的，稍纵即逝的感触与灵光乍现的睿思。
▲阿来拍摄的四川阿坝红原县的白河，这条河藏语名为嘎曲。
其次，《大河源》亦体现出一种由自然文学到生态文学的反思意识。自然文学发端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带有抒情和冥想的话语特征，以个体与自然的审美对话表现出怀旧与回归式的家园理想。生态文学则在工业时代的背景中产生，带有环境问题为导向的危机意识，诉诸生态正义与环境伦理。阿来显然超越了自然文学的浪漫想象——行走本身就是一种祛魅。他虽然认同奥尔多·利奥波德所说的关于人与土地之间“新的伦理观”，却并没有停留在所谓的去人类中心主义式的环保观念之中。
鄂陵湖畔生态保护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牧民退牧还草，甚至移民别处，但是野生动物种群恢复得比草场还快，人不放牛牧羊了，但草场还是被野驴野马野羊破坏了。这引发了一系列思考，保护生态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从长时段看，人类只是暂时处于地球物种的主导性地位而已，环保难道不是为了保护人吗？这些问题，阿来当然没法解答，但是他通过实地的观察提出了这些在科研论文中读不到的经验难题。
最后，以空间地理为基础，阿来对于附着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群往来和历史传承做出了颇具个人性的梳理。在黄河源这样看似荒凉的地方，其实一直有不同的族群生活着。白兰人、苏毗人、藏人、蒙古人……原先的部落族群不断重组融合，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历史印迹。这种在漫长时间中流传、消逝、重生的人文过程，如同河流本身，成为空间中有意义的依托。
没有历史与记忆的土地只是均质化的地方，没有经过形象编码的空间让人乏味，是人及其文明的存在，才赋予了原本冰冷而枯燥的土地以意义。《大河源》在黄河发端与流淌之处，让错综复杂甚至逐渐被遗忘的许多历史再度浮现，也就产生了文明的存在论启示。
我的看法是，大地从来都是敞开的，河流汇集了来自冰川、雪山、沼泽、碎石中的涓涓细流，并没有某个确切的起点，它只是开始了，并且不断吸纳，不断壮大，终究波澜壮阔，蔚为大观。文明也一样。
（作者：刘大先，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