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出版的《白洋淀纪事》。
孙犁与《白洋淀纪事》
传播概况
1945年5月15日，孙犁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著名短篇小说《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小说以清新自然的风格引起文坛瞩目，迅速被重庆《新华日报》和解放区各报相继转载。1946年11月，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麦收》等作品在《晋察冀日报》刊登。
1958年4月，《白洋淀纪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孙犁从1939年至1950年创作的绝大部分小说、散文作品，包括《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
《白洋淀纪事》主要以抗日战争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与日常生活。作品虽涉及战争，但并不刻意表现激烈残酷、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而是将战争推到幕后或置于侧面，通过散发浓郁水乡气息的日常生活画面展示时代风云，揭示人情美与人性美。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作品集多次再版和重印。孙犁以朴素清新、细腻柔美的艺术风格，成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
作品片段
夜晚，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到这样深夜，苇塘里才有水鸟飞动和唱歌的声音，白天它们是紧紧藏到窠里躲避炮火去了。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
敌人监视着苇塘。他们提防有人给苇塘里的人送来柴米，也提防里面的队伍会跑了出去。我们的队伍还没有退却的意思。可是假如是月明风清的夜晚，人们的眼睛再尖利一些，就可以看见有一只小船从苇塘里撑出来，在淀里，像一片苇叶，奔着东南去了。半夜以后，小船又漂回来，船舱里装满了柴米油盐，有时还带来一两个从远方赶来的干部。
——《芦花荡》
太阳落到西边远远的树林里去了，远处的村庄迅速地变化着颜色。水生望着树林的疏密，辨别自己的村庄。家近了，就要进家了！家对他不是吸引，却是一阵心烦意乱。他想起许多事。父亲确实的年岁忘记了，是不是还活着？父亲很早就有痰喘的病。还有自己的女人，正在青春，一别八年，分离时她肚子里正有一个小孩子。房子烧了吗？
……
我们想你，我们可没有想叫你回。那时候日本人，就在咱村边儿。可是在黑夜，一觉醒了，我就想：你如果能像天上的星星在我眼前晃一晃就好了。可是能够吗？
——《嘱咐》
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
——《采蒲台的苇》
▲作家孙犁。
作家心语
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是献身于抗日的战士们，看到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决心日益坚决，而妇女们的抗日情绪也如此令人鼓舞，因此就对这篇小说发生了喜爱的心。
……
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还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
——《关于〈荷花淀〉的写作》
在这个村庄，我住了半年之久，写了几篇散文，那你是可以在《白洋淀纪事》中找到的。
……
创作是作家体验过的生活的综合再现。即使一个短篇，也很难说就是写一时一地……它是通过创作，表现了对作为社会现象的人与事的爱憎。
——《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
我虽然主张写人物最好有一个模特儿，但等到人物写出来，他就绝不是一个人的孤单摄影。《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
——《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
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占绝大部分。
——《孙犁文集·自序》
（以上内容由编者辑录）
▲1978年出版的《白洋淀纪事》。
换个视角读孙犁
■侯军
我和大多数读者一样，初读《白洋淀纪事》也是陶醉于孙犁笔下的《芦花荡》《荷花淀》《山地回忆》等脍炙人口的小说。但是，自从我1977年进入《天津日报》当记者，读书的视角就渐次有了一些变化，开始关注这本书的“后半部”，即收录于书中第二辑的散文、特写、通讯等。
我之所以会关注《白洋淀纪事》的“后半部”，与我所处位置的视角有直接关系——我与孙犁先生同在一家报社共事，时常有见面的机缘，同事之间常常会就孙犁的作品进行研讨。
我与孙犁先生的交往真正密切起来，缘于1985年我接受报社委派，创办《报告文学》专版。当时的《天津日报》重新发表了一些孙犁先生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这引起了我对研究孙犁早期报告文学的兴趣。为此，我第一次给孙犁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向他请教。没想到，孙犁很快就写来回信，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并明确写道：“关于你在这封信上提出的几个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的推论，和你打算的做法。”得到自己崇拜的文学大师的首肯，我顿时信心倍增。很快就写出了《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的阳刚之美》《浅论孙犁的报告文学创作》等论文。孙犁先生读到这些文章后表示满意，还曾约我到他家里，就这个话题做过数次深谈。
在与孙犁先生面对面请益问道之后，我再重读包括《白洋淀纪事》在内的孙犁作品，自然获得了许多更真切的感受。比如，孙犁先生告诉我，他当年是“编采合一”，在编辑部就是编辑，出了门就是记者。他的那篇《冬天，战斗的外围》就是在反扫荡的战火中写成的“急就章”；《光复唐官屯之战》则完全是一篇战地记者的直击报道，文中细节都是他亲历亲闻的实战记录……
孙犁先生对我提出的在“作家孙犁”之外，还有一个“记者孙犁”的论点，深表赞同；对我后来深入研究“报人孙犁”的课题，并写出《报人孙犁及其新闻理论的再发现》的论文，也给予热情的肯定，认为“论述很广泛，材料运用周到。实在用了功夫，很不容易。”
阅读视角转换之后，再读《白洋淀纪事》，其着眼点和感悟点也会产生明显的变化。譬如那篇《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以往读，我只留意于他对游击区探访过程的描写，更多的是着眼于他的叙事文笔。后来重读，就会将其视为一篇“沉浸式”的战地体验。孙犁在文章一开头就切入主题：“我对游击区的生活，虽然离得那么近，听见的也不少，但是许多想法还是主观的。例如对于‘洞’，我的家乡冀中区是洞的发源地，我也写过关于洞的报告。但是到了曲阳，在入洞之前，我还打算把从繁峙带回来的六道木棍子也带进去，就是一个大笑话。”
孙犁所说的“洞”，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地道”。孙犁说此前也曾写到过的“洞”，指的是他的短篇小说《藏》。不过，小说的着力点是塑造人物，对于“洞”都是侧面描写。事实上，彼时的孙犁还没有亲身“入洞”的体验。而在本篇中，“洞”却成了他在游击区生活的重点。
对于“进洞”的过程，孙犁写得十分真切——
“陪我下洞的同志手里端着一个大灯碗跳进去不见了。我也跟着跳进去，他在前面招呼我。但是满眼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也迷失了方向。我再也找不到往里面去的路。洞上面的人告诉我，蹲下，向北，进横洞。我用脚探着了那横洞口，我蹲下去，我吃亏个子大，用死力也折不到洞里去，急得浑身大汗。里面引路的人又不断催我，他说：‘同志，快点吧，这要有情况还了得。’……最后才自己创造了一下，重新翻上洞口来，先使头着地，栽进去，用蛇形的姿势入了横洞。”
读着孙犁对自己进洞过程的精细描述，我们仿佛也在窄不容身的地道里，头朝下折转了一回。类似这样带有强烈新闻性的真实纪事，在《白洋淀纪事》的后半部比比皆是、屡见不鲜。
在我看来，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无疑是学习纪事类写作的有效途径。它是文学的精品，也是新闻的范本，在新闻与文学的融合方面，是不可多得的标志性文本。这就是我转换视角重读《白洋淀纪事》的一个重要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