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
——读〔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刘翠霞
费正清是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历史学家、汉学家。被称为“头号中国通”的费正清，是美国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对美国的政界、学界以及普通民众认识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为西方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窗口和桥梁，为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伟大的中国革命》是费正清论述中国自1800年到1985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发展进程的著作，展现了中国百余年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
中国革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完成于1986年，这本书标志着费正清中国史观的重大转变。在早期的一些著作中，费正清认为中国进入一个变革的时代“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而在这本书中费正清明确指出：“中国的重心在内部，在中国人民中间，中国革命的构成因素也是在那里积累起来的。”他认为中国革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近代中国、近代中国人民，是在内忧外患的水深火热中度过的。费正清认为：“在过去的185年中，中国人民走了一条巉岩坎坷的路，里里外外都充满莫测的变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的主权造成了严重侵犯。中国人民在反抗外部势力干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压迫。此外，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也是推动中国革命的重要外因。作为西方学者，费正清虽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仍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视为一项成功的事业，在他看来，毫无疑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理论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随着战乱频仍，中国内部的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以及封建统治的腐朽和残酷，成为压在广大人民头上的“大山”，尖锐的矛盾为中国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人民对封建统治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成为推动革命的重要内因。费正清指出：“20世纪以来，税捐使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这就导致了一个道德共同体和建筑在它上面的政治制度的崩溃，新的组织形式必然要出现。”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自由、平等、民主的渴望，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坚强的精神支柱。费正清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不断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的觉醒和推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而工人阶级的崛起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力量支持和领导核心，他们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革命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推动了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
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费正清认为，要想讲清楚中国发生的事情，用“转变”这个词概括不够精确，他说：“‘转变’这个词，除了用在宗教方面之外，不像‘革命’——我用这个词来概括中国整个现代历史过程——那么激动人心。”在费正清看来，中国经历的这个“革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因为“中国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且确实在进行整个文化的转变”。
费正清在书中叙述了中国革命的坎坷曲折。在他看来，清朝走向衰败没落是历史的必然：“当我们观察1800年的中国社会时，我们第一个接触到的惊人的矛盾现象是：社会的体制机构，特别是政府，表现出极差的应变能力，而人口和经济方面，却在经历着迅速、巨大的增长……它可以被称为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战争，古老的中国“已经奄奄一息”，“一个新的世界必须出来挽救它了”。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必须大变”。于是有了康有为的“万言书”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并最终爆发了彻底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辛亥革命。最后，费正清把重点落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上，从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逐渐壮大。费正清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多个革命根据地的发展“逐渐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而“毛泽东在延安时花在哲学上的工夫，推动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根本上变得适用于中国”。费正清在书中分析，曾经微弱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最终能够强大起来，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有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决心，所以“中共越来越能够使它自己成为一个早已该进行的深刻社会革命的领导者”，并最终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的新中国。费正清也详细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建设与发展，包括土地改革、工业化进程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改变得更多些
费正清认为，自1800年以来，中国革命就是一种不断打破旧枷锁的斗争，“虽然说世界上大多数革命差不多都是如此，但在中国，由于历史的连续性以及中国特有的文化之故，却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在费正清看来，曾经的中国文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甚至“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感到”。所以，“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它停滞不前为时太长了”。
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相比，中国在文化方面的转变以及现代化的革命是更为不易的。因为，“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百余年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步伐从未停歇，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蔡元培、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一代人”，他们“建立了很多教育机构来传播当时西方正在流行的各种进步思想”。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艰难开拓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费正清历数了中国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变革。费正清甚至在1986年就十分有预见性地指出：“诚然，迄今为止现代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国外，但到将来我们大家面对面到一起的时候，这个平衡有一天会转移呢。”他还对中国当时的改革开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生活正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事实上，如他所言，我们国家不仅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且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国家的生活继续在“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