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会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不一样的道路
——读〔日〕尾崎秀实《暴风雨中的中国》
■张秀阁
尾崎秀实1901年出生于日本，共产主义者、记者，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备受瞩目的中国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家，后因佐尔格国际红色间谍案为众人知晓。他1928年出任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对中国进行了深入了解。尾崎秀实著述丰富，《暴风雨中的中国》是其文章选集，其中分为三部，第一部呈现尾崎秀实在日本侵华前后洞察到的中国民族运动的政治意义及其与社会革命的关联，第二部呈现他在日本全面侵华的战争状态下对中日关系的思考，第三部呈现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问题的分析。相比同时代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著述，尾崎秀实敏锐地指出当时的历史研究之现实关怀是如何看待中国革命。值得一提的是，尾崎秀实的分析往往不是事后总结，而是综合分析时事即时得出的，就如他在西安事变当天写就的《张学良政变的意义》，准确“预言”出事态走向，这有赖于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理解。
“有必要正确地定位中国社会的性质”
尾崎秀实对中国的革命现实十分关注，他通过各种理论视角探寻中国社会的本质，并能跳出理论框架分析现实。他1939年的文章《现代中国论》就展现出其逻辑思路和研究方法，从文中对中国历史分期使用的“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等表述以及对郭沫若等人观点的引用，可以看出他十分关注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相关观点，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经济加以分析。他强调：“伴随1925年至1927年间中国革命的发展，有必要正确地定位中国社会的性质。”
尾崎秀实认为要具体地把握当时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他说：“中国社会残存着极多的封建性因素，它们并非不起作用，而是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功能。当然必须认识到，一般所谓的半封建性，不仅是语词严谨意义上的所谓半封建性，而且具有更为宽泛的其他性质。概而言之，即未能到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中所遗留的种种特性，全都包含在这个‘半封建性’的词语中了。”这就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内涵作了解读。与此同时，他还揭示了“半殖民地”境地下列强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列强竞相实施的并非直接的领土占领……而是在中国的金融部门或财政部门内部施以巨大的影响力。表面上看来，似乎中国已经脱离了半殖民地的性质，然而实际上这种关系却使得中国在列强的影响下愈加沉沦。这比以往的做法对中国的危害更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各方势力压迫下，中国农村经济遭到破坏，因此农民运动、苏维埃运动在农村扎根。中国问题的现实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更是深化了尾崎秀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在农村强有力展开，这其实与当时共产国际的指导思路是有所不同的，他认为这“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与农业社会的破产、崩溃状态有关”，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尾崎秀实并非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
“我相信，中华苏维埃绝不会是太平天国那样的命运”
作为时时跟进中国形势的评论家，尾崎秀实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动态，这与他在中国工作期间积极参与左翼运动并逐渐确定了共产主义信仰紧密相关。在当时，他亲眼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众们的密切关系，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从民众出发、为民众解决问题的理念。
在看待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尾崎秀实有着国际大视野，综合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各种势力的情况加以客观分析。对于从“星星之火”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他始终不曾轻视，也没有盲信当时的各种悲观论调。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尾崎秀实综合分析之后指出：“我相信，中华苏维埃绝不会是太平天国那样的命运。”他认为，中华苏维埃所尝试的种种措施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民众所面临的问题，即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阶级压迫，其经验，包括一些失败的教训，必将提供新的正确方向。对于经历了长征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尾崎秀实认为“得以保存下来的久经磨炼的干部，也是其强大有力之处”。
到了1937年9月，尾崎秀实则根据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程断言中国走向共产主义“是明白无误的趋势”，并指出这“不能想象成与苏联是同一类型”，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会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不一样的道路。
“中国民族统一的要求因其艰苦卓绝的抗战而有所增强”
尾崎秀实重视研究中国的民族运动，很早就注意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他以民族运动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村运动，以及之后形成的民族统一战线。他认为这些运动“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而产生的，即一方面有要摆脱半封建状态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热切期待着脱离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即各国的影响”。尾崎秀实认为：“为了与法西斯的猛烈攻势斗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势力结成一个共同阵线……中国在此基础上，将重点放在以中国民族立场为基础而对准外国势力上。出于这一点，毛泽东将之解释为民族阵线。”
日本全面侵华时，尾崎秀实注意到“中国的民族运动以自身的解放为注定的命运”，发现“中国民族统一的要求因其艰苦卓绝的抗战而有所增强”。他写道：“伴随着抗日风潮的高扬，不仅学生和工人，实业家、思想家、法学家、女性中间要求建立抗日人民阵线的力量也不断增大。”对于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处于剧烈对抗关系的国共两党能够在短时间里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要求成了最高命令”。
日本侵略者企图速战速决，打垮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但却发现中国人民愈战越勇。进入持久战后，日本更显现出劣势和不足，而中国方面则是“多数人认为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自己一方”。尾崎秀实被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所感染，他感叹：中国民族统一的愿望“因经受了枪林弹雨的洗礼而越发高涨了”。
尾崎秀实作为一名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战士，在革命与战争的动荡年代，在日本法西斯的高压环境下，勇敢选择自己的信仰，甚至为之献出了生命。他对中国的认识包括其中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有着同情之理解，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暴风雨中的中国》中收录的文章时至今日亦是一份珍贵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