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49》，刘金田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48.00元
以个体叙事再现开国的恢宏历史
■李红梅
1949年，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年，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一年，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这一年，中国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精彩纷呈的1949年，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许许多多素材。欣喜的是，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中共党史专家刘金田先生新作《北京1949》，以独特的视角和叙事体系，鲜明展现了人民共和国创立过程中的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1949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大变革，影响前所未有，意义重大深远。它不同于几千年中华民族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更换。从其牵涉到的人数或从其变革的广度和速度来说，都是历史之最。领导这场伟大变革的中国共产党，经历近代中国革命的风起云涌，立于时代潮头，勇担历史使命，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赢得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任和支持。她领导人民抵抗外来侵略，摧毁国民党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成为这一大变革的重要力量源泉。社会各阶层人民，在全国范围内以空前规模团结起来、凝聚起来、站立起来。正如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那段激动人心的讲话所表达的：“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代表了当时亿万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对于1949年这一伟大的变革，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都有大量著述，并多是宏大的系统的历史叙事。《北京1949》的作者则匠心独运，在结构上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使之呈现与题目相呼应的两个内在逻辑。一是以中共中央迁移北平（后改名北京）这个政治中心为支点，把东北、华北、南京、上海等重大事件发生地连接在一起，将气势磅礴的解放战争场面与滚滚而来的除旧布新改革，或白描或工笔地呈现出来。二是以1949年为时间轴，选取与新中国诞生密切相关的20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专题纪录片一样展示在读者面前。这些专题有几个主线：政治线，如“进京‘赶考’”“别了，司徒雷登”“中苏结盟”“协商建国”等，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过程中路径选择和若干重大方针政策的形成；统战线，如“象牙塔内的抉择”“北上，北上”“从双清别墅到中南海”，表现了鼎革之际，人心向背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军事线，如“60万与80万的对决”“风雨钟山”“战上海”，表现了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英雄气概，像一道道利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拨开了黎明前的黑暗；情报线，这条看不见的战线，往往是影响革命成败、战争胜负的关键；经济线，打破了敌对势力宣扬的“共产党能够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下治天下”的预言等等。尤其是每个专题言简意赅、叙事完整，让读者在了解事件发生始末的同时，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在“中苏结盟”这个专题，作者将毛泽东在建立新政权提上议事日程时提出访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刘少奇访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访苏、最后周恩来访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几个故事贯穿在一起，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的内幕，展示了以法律形式将中苏关系固定下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所有这些专题叙述，无一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进程中的卓越领导，无一不体现出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时的积极作为。
在社会大变革时代，最复杂最敏感的，是人心。而恰恰是人心，影响甚至决定历史走向。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刘金田在他的《邓小平：照片背后的故事》《北方谈话：邓小平在1978》等著作里，非常擅长通过人物描写讲述他的故事。在《北京1949》中，他同样将不同人物在1949年历史骤然变迁背景下的各色心态尽可能细致地呈现，并通过这些心态烘托时代风云。书中用了不少笔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要诞生时候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描写。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溃败，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物价飞涨，百业凋敝，人们陷入难以生存的地步。面对此等情况，陈云下了“物价稳、天下定”的决心。北平、上海，教授、学生、市民，社会各色各类人物，都对这些情景留下深刻记忆。他们的恐慌、无奈、愤恨，化作一股股积蓄能量的暗流，加速了国民党集团的覆灭，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正像书中所说的：“谁都知道，人才比黄金更值钱。但是，人心不像黄金那么容易搬得动。”其结果，在国民党政府的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只有9人去了台湾。在“战上海”一节，陈毅三令五申入城纪律，强调“宁可多牺牲，不准用炮轰”，充分阐释了“心里装着人民”的理念。人民军队睡在大马路上的行为，与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的破坏和屠杀形成鲜明对比，让广大上海市民消除了对共产党“共产共妻”的恐惧，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刘金田对这些故事的描述和人物心态的表现，很少用自己的叙事语言，而是大量采用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的回忆录或口述史素材。这种从小切口反映重大事件发生、变化的叙事方式，也能使读者感受到风云变幻中不管要人还是普通民众的独特生命体验和个人感受。在读此书时，宛如回到事件现场，产生身临其境的共情：目睹“战上海”中牺牲在家门口战友时的悲痛、跑步都赶不上物价飞涨的恐慌、荡涤“尘埃”时的心酸，甚至司徒雷登、胡适“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我们也从中看到毛泽东繁忙工作之余享受亲情的轻松自在、周恩来为了确保开国大典万无一失用脚步丈量登楼时间的细心……在阅读时，我试图统计一下书中出现的回忆历史的人物数量，但未能实现，因为每一个专题几乎都是“纪录片”。仅“北上，北上”专题，就有李济深的儿子李沛钰和秘书张克明、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钱之光的女儿钱幼康、司徒美堂的秘书司徒丙鹤等。他们是历史的重要见证者，是事件的重要目击者。这些当事人提供的“三亲”史料，往往有独有的、独到的视角，增加了重大事件中不为人所知的细节，使这本书很有可读性。
我认为，《北京1949》这本书为学习党史、国史这堂“必修课”提供了通俗易懂的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