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著《花灯调》 作家出版社 2024年1月出版
用心用情书写现实生活
——读长篇小说《花灯调》
■肖炜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认为：“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作家刘庆邦的目光从未远离熟悉的生活，故乡和矿场成为他写作的标志。他主张写小说既要认识自己，也得重视时代因素，能让读者阅读时达到“走神”状态。在这般苛刻的艺术追求下，其近作《花灯调》（入选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建立起什么样的审美选择？拥有什么样的叙事语调？又与以往同类作品有何不同？
自20世纪70年代末登上文坛，刘庆邦的创作成果丰硕，一系列乡土题材长篇小说都书写了记忆中的生活，满溢地方情愫。《花灯调》是他的第13部长篇小说，却是第一部描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长篇小说。写作中，他面临新的难题，因为他要写的是眼下的生活，正在发生的生活，“我以前写的农村生活，差不多都是我老家的生活，是‘我生活’。这次写的是我国大西南革命老区的山村生活，是‘他生活’。从写‘我生活’到写‘他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转变，也是一个挑战。我知难而进，有意向自己发出挑战”。2022年，他到遵义的村里定点生活。他要爬村子附近的一座高山，山有点高、有点陡，当地朋友看到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想让他放弃。刘庆邦仍然坚持爬山，认为只有亲身体验才能写得真切。这种排难求新、拒绝画地为牢的创作心态令人钦佩。
刘庆邦素来喜欢紧贴着人物写。贴，不是牵引、跟随、靠拢，也不是逼近，而是要理解、尊重和爱惜笔下的人物，与人物“贴心贴肺”。《花灯调》让人眼前一亮的人物是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以前不少同类作品也塑造过驻村第一书记，但似乎都过于完美，颇有传奇性，而缺少世俗感。向家明作为“时代新人”，不是概念化人物。她爱哭，尽管热泪可能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哭，帮她解决了好几个大难题。她跟丈夫、家人耍小脾气，爱唱爱美爱小动物，也怕老鼠，用不同方法跟各种人打交道，有自己的小算盘，这让她在众多同类形象中有了颇为清晰的辨识度。刘庆邦强调写每篇小说前都要为其定一个调子，把情感美、自然美、细节美、语言美、思想美、形式美等要素融会贯通。虽然致力于追求美，但正如文学评论家孙郁所言，他不靠奇异的句子和癫狂的想象吸引读者，也没有士大夫的遗传和西洋翻译体文风，他的书写是普通人口语的延伸，词汇量有限亦远离文人的一般语态，平静中暗藏风音，起伏间神态如一，神思暗生，美意迭出。
在刘庆邦的观念中，善良是一个真正作家起码的人性素质。他常常悲天悯人，深感生命脆弱和生活艰辛，用作品给人温暖和抚慰，帮助读者在艺术的世界放飞梦想。文学本质是劝善的，是改善人心的。一个正直、有良心的作家不可忽视劳动人民，应当关心人民的疾苦，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其小说主题往往触及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描写人们在困境中的挣扎和奋斗，通过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展现人性的内在肌理，从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深刻的思想力度。
刘庆邦善于处理现实与虚构的关系，重视情感的作用。小说依赖想象力而生，但想象不是一件信马由缰的轻松事，而是深受精神空间的影响。刘庆邦从熟悉的领域迈入贵州脱贫攻坚现场，给《花灯调》写作构成不小的挑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坦言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凭良心写作的说法越来越看重，“写书是一件最需要凭良心的活儿，如果连写书人都昧了良心，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花灯调》中，“眼泪”可以视为善良的标志。以情动人是刘庆邦小说的一个特色，亦是他对善的一种表达手段，他就爱感情用事，“现在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不是别人要我写，而是按捺不住激情，自己要写”。他有着以文学书写伟大时代的抱负，“我愿意用共同奋斗创造的丰碑来概括。丰碑，不是石碑，是口碑，是建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我必须写出这部作品。时代需要这样的作品，读者呼唤这样的作品，如果我不写出来，就对不起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使命和责任”。
只有讲真话、抒真情，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刘庆邦说：“所写的必须是真心诚意，灌注的必须是真性情。有的人跟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可能没有一个字是属于他的。而有的人，哪怕一辈子只写一封信，那封信所使用的文字就有可能属于他。因为他在字里行间倾注了自己的真实感情，给文字打上了自己心灵的烙印。”在《花灯调》中，他对笔下的人物向家明投入了自己的真挚情感。他不吝于赞美向家明的优点，也不隐藏她的弱点，通过她爱哭，遇到事情会情绪上头、难以自控的性格，来凸显人物性情的“真”：老农不愿让出自家土地修公路时，向家明哭了；为了争取高粱收购项目被迫跟酒厂毛经理喝了一杯酒，不胜酒力的她立马情绪崩溃，“脸色发白，头仰靠在沙发背上，闭着双眼，眼泪正顺着眼角漉漉地往下流”；接受记者采访时泪飞如雨，泣不成声；母亲去世，她精神坍塌，哭得瘫软在地……除此之外，她到秦希明家祝贺乔迁，吃饭时偷摸喂狗的行为显得情趣盎然，对家人任性的细节也让这个形象更加真实立体、丰满感人，作品的“真气”也就更趋饱满。
求真还体现在作品没有一味地沉湎在诗意田园的营造之中，而是也触及了一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向家明因病到医院检查，从赵医生口中得知有个别人想方设法托熟人找关系，让医院出虚假证明，以逃避工作任务；有人到村里嘴上讲得很真诚，实际上却是为了牟利，满足个人利益；也借向家明父亲之口表达出对虚浮行为的反感和警惕等。对现实问题适时而适当的揭示，体现出作家善于以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看待社会发展进程，善于以建设性思维来推动时代进步，从而更充分地实现文学“熏、浸、刺、提”的功能和价值。
（作者：肖炜，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